张五常：饥荒的日子-张五常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童年的回忆》之七

回头说广西那沙那条小村落，一九四四年十月母亲带着去的六个子女中，比较年长的有我的三姊秀梅、四姊秀兰、五姊秀桃。年幼的有排行第八当时十岁的五伦、差两个月才到九岁的我与三岁多的秀芳。还有五个我们事前不认识的成年男子汉，不知通过什么渠道，比我们稍迟来到那沙。这些汉子来时互不认识，显然是独行侠，在那沙他们当然成为朋友。离开那沙时，他们各顾各地走。

当年在那沙，我的三个姊姊比较年长，可以处理家务，而更重要的是他们懂得为那里的村民修补衣裳，赚取一些鸡蛋等小食。三个年幼的怎么办呢？大家都知道伦哥重要，会让他先吃，而妹妹秀芳和我，母亲在柳州时曾听一位医生朋友说能活下来的机会不大，于是索性让我背着三岁多的秀芳，在荒野觅食。

秀芳易养，在荒野中我找到些什么可吃的，塞进她的口中她一律吞下去。这个当年医生朋友说不容易生存的妹妹，就是这样活下来，活到今天！当时秀芳和我都很瘦，基本上没有多少肉。我背着秀芳到处走，轻若无物。偷农民种的番薯，行动要快，而我的本领是看着薯苗，可以判断哪一根的土下会有上选的。某些草蜢可吃，但要生火烤熟了才吃。当年我自己想出来的、在山间煨番薯的本领，可能无敌天下。

神奇的是我发现在溪水中可以用手捉到大虾，近一两一只的。那是在浅而清澈的溪中行，细看水下圆滑的约两掌大的石块，有虾在其下会有一小点须或爪露出来。小心地慢慢拿开石块，虾不动，从虾后捕捉就是。我这项发明姊姊们知道了，她们兴高采烈地跟着我去捉。很可惜，过了不久这秘密泄露了，那沙的村民不到几天就把溪中的虾捉个清光。长大后我想不通，为什么那沙的人在我之前不知道溪中有虾可捉？

赤着双脚到处跑，我对中国农民的操作知得多。好比种稻谷，从下种到插秧到收成到化为红米或白米的过程，我知道真的是粒粒皆辛苦。各类瓜菜的种植，果树的处理，轮植的方法——这些琐事我天天见到。替人家放牛换取一小点零食，村民只让我放黄牛。当时我羡慕能放水牛的其他孩子，因为放水牛可以坐在牛背上。

二十二年后，在那沙所见的给我一项很大的回报。这是在验证自己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时，我用着台湾与亚洲其他地区的农植数字，不同农作物的，写出同学们今天可以读到的第八章。一九六七年在洛杉矶加大，老师阿尔钦把该章捧到天上去，而后来科斯读到，直言经济学的实证研究，我的《佃农理论》不能被超越。是的，在芝加哥大学，后来作为林毅夫导师的盖尔·约翰逊（D. Gale Johnson），读到该章后邀请我在该校教了一科农业经济学。

这就带到同学们要注意的一件事。我在《佃农理论》中能清晰地解通中国农业运作的密码，是因为对着那些密密麻麻的资料数据时，在我的脑海中，年幼时在那沙见到的农作景象一幅一幅地浮现。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多年以来，我不认同经济学者频频用回归统计来分析数据，因为我认为他们基本上不知道有关的行业或市场究竟是怎样运作的。另一方面，如果从事研究的人清楚地知道一个行业的真实运作情况，要解释或推断，回归统计这个法门的用场不大。我自己的经验是，只有一次，分析石油工业的数据，回归统计给我提供可喜的协助。

回头说那沙的日子，饥荒归饥荒，染上了疟疾是更大的苦，但奇怪地也有意料不到的收获。那是我到了那沙约五个月后染上的。疟疾是一种奇怪的病，每天会准时发冷，颤抖一个多小时，会散去，但过一天会准时再来。我的疾发时间是下午四时。当时大家都知道，治此疾的唯一药物，是金鸡纳。但那沙没有这种药，怎么办呢？母亲想尽办法，其中一法，是她知道金鸡纳是很苦的，就让我天天喝用苦瓜煮出来的水。当然无效。

母亲又听人说，如果在发冷颤抖之前，染此疾者能分心去做其他事，错过了颤抖的时间，疟疾会一去不返。听来是无稽之谈，但却真的有效。染该疾约三个月后，一天我刚好在疾发之前跟一个小孩子打架，此疾竟然一去不返。

在跟孩子打架之前的两个月，母亲每天在下午四时之前叫我离家，在荒野到处跑，希望可以让颤抖忘记再来。不灵光，而每天在下午四时颤抖后，还没有到回家的时刻，我独自呆坐于荒野，或山间，或溪旁，到夕阳西下才回家。在这些无所事事的夕阳黄昏，我细看阳光在溪水与各种树叶、草叶上的变化。后来一九六四年在美国洛杉矶加大，因为苦闷于选择论文的题材，每天下午拿着照相机静坐于加大邻近的一个小园林中，那沙见到的光再在脑子中浮现，拍摄出来的那组作品，在加大与长滩艺术博物馆展出，获得大反响——某报的艺术版的头条只用一个“光”字！

写过的，这里再说，是因为我正在整理一本题为《光影话当年》的摄影集，放进去的作品多达三百七十帧，打算在中信出版。有机会同学们要找这本厚厚的书看看，体会一下以光作画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回头说我在前文提到那五位汉子，也逃难到那沙村去的，其中一位是中学的的国文老师。他带着几本古文与诗词的书。这位国文老师喜欢叫我替他在白天拾取树枝，晚上烧火，让他在火光中读中国的诗、词与古文。不是朗诵，但悠然自得地读出声来。我在旁听着，因为承受了母亲过耳不忘的本领，因而可以背得出的古文与诗词无数。但我只是懂得背，不懂得认字或写。很多年后的一九八二年，我回港任教职后，香港新华社的一位曾经是我在佛山念书时的师姐要求我多写关于中国经济的文章，我初试下笔时的错字太多，聘请了年幼时在香港认识的诗文名家舒巷城替我修改，一时间香港的好事之徒哗然。

严格来说，我在学校学得的中文是小学生水平，但因为母亲的遗传，在那沙时过耳不忘，记得多，什么平仄音韵，四六文体，长短句法——这些方面今天的中文老师不容易比得过我。此乃那沙拾取树枝的回报了。舒巷城几番说，套用古人的词或句，没有谁可以套得比我更自然！

到了那沙约八个月后，一天深夜，大家熟睡之际，有几个贼子到我们看似牛房的小房子打劫，抢去的多是衣物，不严重。那沙的村长被惊动了，拿着长枪在我家门前向天鸣放。这件事之后，母亲收到的消息是盗贼还要再来光顾，而另一项传闻是日军快要败走。迹象明显：前文提到的逃难到那沙的五名汉子，开始有两三位离开。

为恐盗贼再光临，母亲设法派人到平南县求救。大约是一九四五年的八月初，母亲叫我的四姊秀兰去平南的县政府求救。今天还健在的四姊也真的了不起。因为战乱而荒废了求学四年，她后来还可在香港大学的医学院毕业，成为医生。秀兰姊当时约十八岁。母亲选她去是因为这位姊姊曾经在香港的一间英语名校的初中毕了业，遇到西方人士她可应对一下。她找到平南县的县长，告以实情，该县长立刻派两个持着枪的人到那沙护卫我们离开。到了平南县，我们听到美国在日本某岛放下了原子弹，日本迅速地投降了。我今天的估计，回到平南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

后记

那沙的日子，对我日后生活的取向与学问的进取有深远的影响。好比长大后我喜欢田园与果树。在美国工作时，我曾经拥有小农场、果园、牧场、林地，甚至养过蚝与鳟鱼。

平生对衣着不讲究，没有用过一纸名片，但居住的房子要大，因为奇怪地，大的空间让我在学术的推理思考时来得奔放，想象力彷佛是增加了的。那可能又是那沙的旷野给我的影响了。

我平生做任何事项，不管是成是败，不见到效果我不容易放手。好比一篇学术文章，决定要写而又开了头，是好是坏没有写完我不会罢休。为什么会是这样呢？今天我想，这很可能是在那沙那段日子，在饥荒中我就是爱见到农作物的收获。满地绿成一片的农田，被果实坠得弯了下来的树枝，水稻熟时的一串一串稻穗，不管是谁种的，永远给我有难以形容的喜悦。

不久前我的儿子在美国购买了房子。他有两个小女儿，我几番要求儿子要在房子的前后小园地多植果树，因为在感受上，孩子在小时多见树上结果，长大后的工作意向会偏于见到效果才罢休。

那沙的童年日子，也可能解释了我退休后研习书法，挥毫下笔，为什么最爱写辛稼轩的《西江月》。其词如下：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半夜鸣蝉。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七八个星天外，两三点雨山前。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二〇二〇年三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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