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六日为凤凰网财经云峰会稿，五月七日播出）

尽管我带到美国求学的外甥与自己的儿子在生物与药物的研究上今天皆有所成，我对有关病毒的话题却近于一无所知。我是研究经济的，从一九五九到今天没有停顿过。我也曾经在经济历史这方面下过功夫。当年教我欧洲经济史的是史高维尔（Warren C. Scoville，1913-1969）。

从表面看，今天举世出现的新冠病毒跟欧洲十四世纪出现的黑死病很相似。二者皆传染力强，杀伤力强，而新冠病毒也有患者的皮肤呈现黑色。史书说，当年欧洲的黑死病减少了三分之一的人口，导致工资上升，地价下降，而整个地球的经济受到影响，不景近一个世纪。

昔日的黑死病据说是一种鼠疫（bubonic plague），属细菌——传说是——要是今天出现可用抗生素药物医治。但新冠病毒是病毒，可靠的药物还没有，是以为难。今天，处理病毒的主要方法还是疫苗，属预防性质。目前好些地方正在研发新冠病毒的疫苗。这方面，我不怀疑中国会在几个月后首先推出。话虽如此，我还是有点怀疑昔日的黑死病与今天的新冠病毒可能是同一回事。昔日的黑死病源自老鼠，今天的新冠病毒源自蝙蝠。蝙蝠不是有点像老鼠吗？

然而，时代毕竟是改变了。今天看，地球经济不景百年是不会出现的。但大萧条会出现吗？会的，因为如果我们以昔日的准则，以失业率百分之十作为大萧条的衡量，这不幸的情况今天在地球上好些地方已经出现了。好些地方的失业率远超百分之十。这样，问题再不是大萧条会不会出现，而是开始出现了的大萧条需要怎样挽救。

（2020年3月14日，比利时布鲁塞尔购物街圣于贝尔长廊门店关闭，顾客稀少。 4月14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发布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预计今年全球经济将萎缩3%，衰退程度远超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下滑。 图/新华社）

近代历史上，称得上是大萧条的只有一九二九年起自美国那一次，历久不振，要到一九四一年美国加入二战后才终止。我们要回顾当年是发生了些什么事，好让我们知道今天需要处理些什么来拆解新冠病毒对经济的祸害。

二十世纪上半叶出现过两个多才多艺的经济学天才。一个是英国剑桥大学的凯恩斯（John M.Keynes，1883-1946），另一个是美国耶鲁大学的费雪（Irving Fisher，1867-1947）。我个人认为费雪是古往今来最杰出的经济学家，而凯恩斯在经济理论的基础掌握上是略嫌不足的。问题是，曾经赚过很多钱的费雪，遇到一九二九年的大萧条而破了产——连住所也要大学提供。凯恩斯呢？他曾经近于破产，但谢世时却是大富。这项近于无聊的区别，促使后来不少经济学者为此重视凯恩斯而漠视费雪。无可置疑，凯恩斯与费雪多才多艺，经济学之外的多方面皆有建树，令人拜服。

经济学诺奖得主、英国学者希克斯（John R. Hicks，1904-1989）曾向我解释，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的主要成因，是举世推出保护性的贸易关税。另一方面，我的深交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虽然同意贸易关税增加了当年大萧条带来的祸害，但他支持费雪之见，认为货币政策上的严重失误是当年出现大萧条的主要原因。

综观上述，面对目前新冠病毒带来的经济困境，加上中国的经济已经转弱了一些时日，我在下面提出七项政策建议给北京的朋友考虑。

（一）切忌通缩出现。费雪提出的“负债通缩理论”（Debt-Deflation Theory）是重要的提点。目前中国的通胀率是百分之四与五之间。弗里德曼认为通胀率二到五对经济有利。我建议在目前的情况下，通胀的上限可提升到百分之六。这些日子北京央行的运作，尽管不少朋友认为是过于复杂，有不少问题，我认为在物价指数的调控上他们是可以的。要记着，可以由央行调校的通胀其实只是物价上升，在适当时期可以适当地调低。这不会导致对经济为祸不浅的恶性通胀的预期。

（二）切忌外贸收缩。当多年前希克斯向我指出外贸收缩是三十年代大萧条的主要成因时，我有点怀疑，后来跟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1932- ）研讨，再看资料，同意当年希克斯说的，外贸收缩对经济的祸害不在货币政策失误之下。

这里要说的重点，是外贸的国际量的或大或小，其主导权力今天是在中国。这是因为排除科技产品与名牌珍品，只从人民的日常用品看，中国的市场约占地球的一半。要是中国提出互相零关税，没有哪个国家会不接受。我首选向英国作此建议，跟着是欧洲的先进国家，跟着是美国，再跟着是日本、韩国、印度、越南等国家。这个次序的排列是基于工业的低层工资的高下，由高而下。选英国为先却是因为他们历来是近于零关税，用不着怎样洽商，跟着欧洲的其他先进之邦如果不接受他们的经济会出现灾难。

（三）顺势推出人民币。在推出相互零关税的同时，中国的进口商可以顺势把人民币推出国际。进口商可以要求对方用人民币或对方选择的货币议价。千万不要勉强。双方用不同货币议价含意着的人民币汇率，可能与北京央行的官价汇率不同。央行不要干预。然而，各种货币的不同议价提供着关于汇率均衡点的讯息资料，央行可以据此调校他们的官价汇率。结算的银行由双方议定。这样处理，没有任何国家可以左右人民币推出国际，中国今天还存在的外汇管制因而可以先从贸易项目解除。这里我要澄清，我对目前还存在的中国的外汇管制的细节，因为常有变动，没有跟进，只是在直觉上认为零关税可以协助外汇管制的解除。

（四）不要胡乱管制市场。生产要素市场与产品市场是同一市场，不是两个不同的。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当年处理失误。这是为什么二〇〇七年我读到将要推出的新《劳动合同法》的九十八条细则后，多次提出反对。可惜皆如石沉大海。撤销此法，让劳资双方自由选择合约替代，中国的经济会立刻出现转机。

（五）中国的税制越来越复杂，加上没有清楚权利界定的社保，要一次过地清理：抄香港的可以——我不明白，为什么北京的朋友老是要抄欧美的东西？

（六）政府的投资要算清楚回报。二〇〇八年西方出现金融风暴，温家宝先生推出几万亿搞基建，效果不俗是因为一方面那些项目是早就计划要做的，而更重要的另一面是带起了很多地区的发展。我不同意弗里德曼，认为政府不要参与市场可做的事项。我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解释过了：只要有清楚的权利界定，在某些局限下政府的操作可比市场有较低的交易费用，因而有更好的成果。这里的关键问题，是没有市场价格的指引，计算准确的回报很困难，何况利益团体的参与是近于无可避免的。

（七）从凯恩斯学说引申出来的争议，西方的经济学者得到一个肯定的结论：要振兴经济，政府花钱远不及减税那么有明确的效果。所以我认为如果中国的经济明显地恶化，北京的朋友不妨仿效乾隆皇帝，全国免税一年，或选择性地对中小型企业免税一年。

回头说新冠病毒，我要在这里肯定中国的处理。当这病毒出现后不久我这样说时，一些朋友以为我发神经。但今天他们见到人口只中国四分之一的美国，这病毒祸及的人数却比中国高出十多倍，就认为我有先见之明。我是个学者，可以不说，可能说错，但不能说自己不相信的话。

不久前，九十六岁的政治外交大师基辛格（Henry A. Kissinger，1923- ）撰文说，新冠病毒的出现与全球性的普及，将会改变世界的秩序。我同意这观点，但不知道这秩序会改变成怎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