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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回忆》之三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一日是我六岁的生日。过了几天的十二月八日的早上，我和哥哥五伦刚穿好校服，正准备到山下的永光小学上课，却听到炮声隆隆。起初以为是军事演习，但收音机说是日军的飞机正在轰炸位于九龙沿海的启德机场。我们住在西湾河的山上可说是近水楼台，看到日机一架一架地飞到启德那方去。
不用上课了。我不知道伦哥怎样想，但我最讨厌上课，很高兴。这高兴不到半天，因为被母亲关进屋内，不能再爬到桑树上去。
是一个疯狂的时代。我们在收音机很快就知道，在同一天，日军的飞机也轰炸了夏威夷的珍珠港。香港的有关当局早就知道日本有攻打香港这个可能，驻港的英军早就频频准备。在空袭珍珠港约前半年，在香港，高射炮的演习差不多天天有，而在夜间那些照到天上去的探射灯扫来扫去，热闹，我的保姆群姐喜欢伴着我在家门外的地堂抬头看。
事实上，日本侵华的行为我三岁时就常听父母说，而在一九三七的卢沟桥事件之后约两年多，母亲就开始大事准备了。当时我的大哥拥有今天的同学们可能不知道的“留声机”，即是可以播放唱片的。最常听到的是《义勇军进行曲》，没有谁想到这首歌后来成了中国的国歌。大家最爱听的是郎毓秀唱的救国歌。很遗憾没有机会认识这位知名神州的女歌唱家。她的父亲朗静山是个摄影奇才，约三十年前在香港的一个摄影家的聚会中，在他讲话前我介绍过他。
同学们不要相信历史的记载，说日军攻占香港用了两个月。其实他们只用了“三日三夜”——这是香港的老人家会记得的典故。母亲事前做了的准备，主要是储存粮食——米、油、盐，加上大量的花生麸。后者是一块一块的，像加大了的西樵大饼，堆满曾经用作养猪的房子。为什么要储存花生麸呢？母亲的解释是既可充饥，其中也有少许的花生油。据说后来母亲带着七个孩子逃难到广西后，父亲把这些大量储存着的粮食，分派给邻居，救了好些人。母亲也收藏了好些小金块、金币，推算着纸钞可能不值钱。
尽管英国上头早就为香港的防守做了准备，但只三日三夜就失守，今天回顾，是因为欧洲有意大利及德国的军事威胁，英国自身恐怕难保。守护香港的英军不少是印度人，不是好战的民族。日军登陆香港可能有好几处，从我们的家可以见到的是从鲤鱼门上岸登山，在山腰走好一段路才下山去。
日军残忍无道，杀人如麻，而我们家中养着的狗动不动就把什么人的手或脚叼回家。盟军的飞机偶尔也飞来炸日军。其实是帮倒忙。有名的是地毯式地炸湾仔一带，杀的尽是香港的居民。
香港人当时给日本仔起的别号是“萝卜头”。后者当然需要香港本土的人协助他们的日常生活，而凡是协助萝卜头的都被称为汉奸。有价格管制，也有粮票，但那所谓黑市不怎么黑。排队轮购的现象常见，也有不少感人的故事。
我最记得如下的一个真实故事。在我前文提及的太富街十二号二楼，我家迁出后让一些亲戚住。那里有一个三岁大的小孩子，因为饿得要命，在深夜大家熟睡之际，爬起床来，偷家中的米自己煮饭吃。三岁懂得煮饭，比我聪明多了。
排队轮购的故事，粮票的故事，搞关系的故事，黑市、灰市的故事，当年我天天受教，加上香港战前与战后的租金管制的故事，给我提供了足够的资料，让我在一九七四年发表了那篇题为《价格管制理论》的文章。这篇文章会历久传世。
说到在市场流通的钞票，日军当然强迫香港人用他们发行的“军票”。印制军票的成本近于零，如果不强迫他们侵占的地方使用，他们怎会有那么多钱打仗呢？
然而，虽然名义上是禁用，但港钞还在市场流通，贬了值当然无可避免。贬值最厉害的，是五百元面值的钞票，因为找赎困难，市场一般不接受。我的母亲就用面额小的，或用日本的军票，去购买这些贬了不少的五百元面值的港钞，大张的，放进一个黑色的小铁箱内，在家旁的园地挖一个洞，把小铁箱埋藏在土下。
二战后，母亲向我解释说，她当时就是不相信日本可以占领整个中国，如果有朝一日英国再回头治港，他们不会不接受五百元面值的港钞。
这就是我的母亲。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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