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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回忆》之三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一日是我六岁的生日。过了几天的十二月八日的早上,我和哥哥五伦刚穿好校服,正准备到山下的永光小学上课,却听到炮声隆隆。起初以为是军事演习,但收音机说是日军的飞机正在轰炸位于九龙沿海的启德机场。我们住在西湾河的山上可说是近水楼台,看到日机一架一架地飞到启德那方去。
 
不用上课了。我不知道伦哥怎样想,但我最讨厌上课,很高兴。这高兴不到半天,因为被母亲关进屋内,不能再爬到桑树上去。
 
是一个疯狂的时代。我们在收音机很快就知道,在同一天,日军的飞机也轰炸了夏威夷的珍珠港。香港的有关当局早就知道日本有攻打香港这个可能,驻港的英军早就频频准备。在空袭珍珠港约前半年,在香港,高射炮的演习差不多天天有,而在夜间那些照到天上去的探射灯扫来扫去,热闹,我的保姆群姐喜欢伴着我在家门外的地堂抬头看。
 
事实上,日本侵华的行为我三岁时就常听父母说,而在一九三七的卢沟桥事件之后约两年多,母亲就开始大事准备了。当时我的大哥拥有今天的同学们可能不知道的“留声机”,即是可以播放唱片的。最常听到的是《义勇军进行曲》,没有谁想到这首歌后来成了中国的国歌。大家最爱听的是郎毓秀唱的救国歌。很遗憾没有机会认识这位知名神州的女歌唱家。她的父亲朗静山是个摄影奇才,约三十年前在香港的一个摄影家的聚会中,在他讲话前我介绍过他。
 
同学们不要相信历史的记载,说日军攻占香港用了两个月。其实他们只用了“三日三夜”——这是香港的老人家会记得的典故。母亲事前做了的准备,主要是储存粮食——米、油、盐,加上大量的花生麸。后者是一块一块的,像加大了的西樵大饼,堆满曾经用作养猪的房子。为什么要储存花生麸呢?母亲的解释是既可充饥,其中也有少许的花生油。据说后来母亲带着七个孩子逃难到广西后,父亲把这些大量储存着的粮食,分派给邻居,救了好些人。母亲也收藏了好些小金块、金币,推算着纸钞可能不值钱。
 
尽管英国上头早就为香港的防守做了准备,但只三日三夜就失守,今天回顾,是因为欧洲有意大利及德国的军事威胁,英国自身恐怕难保。守护香港的英军不少是印度人,不是好战的民族。日军登陆香港可能有好几处,从我们的家可以见到的是从鲤鱼门上岸登山,在山腰走好一段路才下山去。
 
日军残忍无道,杀人如麻,而我们家中养着的狗动不动就把什么人的手或脚叼回家。盟军的飞机偶尔也飞来炸日军。其实是帮倒忙。有名的是地毯式地炸湾仔一带,杀的尽是香港的居民。
 
香港人当时给日本仔起的别号是“萝卜头”。后者当然需要香港本土的人协助他们的日常生活,而凡是协助萝卜头的都被称为汉奸。有价格管制,也有粮票,但那所谓黑市不怎么黑。排队轮购的现象常见,也有不少感人的故事。
 
我最记得如下的一个真实故事。在我前文提及的太富街十二号二楼,我家迁出后让一些亲戚住。那里有一个三岁大的小孩子,因为饿得要命,在深夜大家熟睡之际,爬起床来,偷家中的米自己煮饭吃。三岁懂得煮饭,比我聪明多了。
 
排队轮购的故事,粮票的故事,搞关系的故事,黑市、灰市的故事,当年我天天受教,加上香港战前与战后的租金管制的故事,给我提供了足够的资料,让我在一九七四年发表了那篇题为《价格管制理论》的文章。这篇文章会历久传世。
 
说到在市场流通的钞票,日军当然强迫香港人用他们发行的“军票”。印制军票的成本近于零,如果不强迫他们侵占的地方使用,他们怎会有那么多钱打仗呢?
 
然而,虽然名义上是禁用,但港钞还在市场流通,贬了值当然无可避免。贬值最厉害的,是五百元面值的钞票,因为找赎困难,市场一般不接受。我的母亲就用面额小的,或用日本的军票,去购买这些贬了不少的五百元面值的港钞,大张的,放进一个黑色的小铁箱内,在家旁的园地挖一个洞,把小铁箱埋藏在土下。
 
二战后,母亲向我解释说,她当时就是不相信日本可以占领整个中国,如果有朝一日英国再回头治港,他们不会不接受五百元面值的港钞。
 
这就是我的母亲。
 
二〇二〇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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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

张五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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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毕业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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