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分析的失误（之四）：失业要从公司看

失业是宏观经济分析的主题，绝对是。起自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macroeconomics），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促成的。失业人多是大麻烦，因为会导致社会不安定。什么是失业不容易下定义：任何人不怕工作粗贱，或愿意接受低工资，不可能找不到工作。何谓失业今天经济学行内还有争议，还有些有分量的学者认为没有失业这回事。这定义上的困难我在《制度的选择》一书内解释过了。不能否认的，是所有国家的政府都有失业率的统计，公布的数字大致上是跟经济增长反方向走。不同的政府可以有不同的失业统计方法，其衡量跟经济学者的意识往往有出入。

我接受的失业定义，是一个可以工作的人找不到他愿意接受的薪酬或待遇的工作。这个人可以在街头做小贩，是就业，但他见到一些本领跟自己相若的打工朋友，收入比他高，希望能找到收入相近的工作，但找不到。尝试找工作但找不到是失业的定义，但骑牛搵马不算，政府的统计也不会算。一个人打工，被解雇了，找不到他愿意接受的薪酬的工作，继续找，是失业，多半会被政府的统计算进去。原则上这样的失业是不会持久的。人总要吃才能活下去。可转作街头小贩不论，任何人，只要愿意接受够低的工资，总会找到工作，但因为我在《制度的选择》提到的种种原因，这个人不愿意接受，因而失业。这就带到我要批评宏观经济分析的第四点。

（四）没有公司组织，失业不会出现

人类在地球存在了逾万年，有可观的文化五千年，然而，失业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话题，只不过是一百年来的事。中国是个古文化，人口数量历来冠天下，但失业成为话题只是最近二十年才听到。要不是未富先骄，两年多前从西方引进新劳动法，在此之前中国的失业率最高约百分之四（国企改革工人下岗不论）。这数字，西方的先进之邦不会认为是需要关心的失业情况。

在一个以家庭为产出单位的国度，物品的产出主要是农产品及手工艺品，士、农、工、商皆有所业，失业是不存在的。其实家庭也是一种公司组织，只是少有甚至没有今天大家知道的工资合约这种安排。下文可见，没有工资合约是不会有失业的。讲深一层，失业的出现不是因为有工资合约，而是因这些合约中比较普及的，是以时间算工资。

十八世纪初期的欧洲，尤其是英国，工厂（factory）开始出现，逐步普及，替代了销售商判给家庭产出为主的putting out制度。跟着的「工业革命」有好几种阐释，最重要是雇用员工的大工厂变得时尚。有两个原因。其一是纺织机有了两大发明，此机庞大，成本不轻，但操作快。这样的机械是不宜用于家庭的。其二是分工合作的个人专业产出，可使整体的产量暴升。一组人集中在一起的流水式操作可使每人的平均产量上升多倍。这现象启发了斯密，他以造针工厂的实例起笔，写成了刻划时代的《国富论》。那是一七七六年。

一九三七年，年轻的科斯发表《公司的本质》——工厂属公司组织——提出公司是市场的替代之说。他说因为有交易费用，好些产出活动没有市价指引，应该产出什么及怎样产出于是不能依靠市场的无形之手，公司之内的产出活动是由有形之手指导及监管的。那是经济思想史上第一篇以交易费用为核心的文章。

一九八三年我发表《公司的合约本质》，指出公司替代市场之说不对，正确的看法是一种合约替代了另一种。该文以实地调查香港工业的件工合约为出发点。工厂工人的薪酬以个人产出的件数算，每件之价可以看为市价，而如果整间工厂公司的所有产出活动皆以件数算工资，老板只是中间人，「公司」与「市场」明显地是同一回事。我再指出，真实世界的产出运作，是不同机构之间互相外判，互相连接，产出合约的网络可以广阔地串连着整个经济，所以除了财政、债务有清楚的个别界定，我们无从把不同的「公司」的产出活动个别划分。这观点就是后来行内出现的「公司无界说」的根源，我没有跟进。然而，拙作含意着的一个要点，是市场就是市场，其中有多种不同的合约安排，但没有产品市场与生产要素市场之分。这推翻了传统经济学的分析架构，牵涉到的含意重要而广泛，我在《制度的选择》一书内提及，有机会大修时会更为详尽地处理。

回头说失业，上文提到的「公司无界」与「市场一也」，皆与失业有关连，但复杂，要用一本书处理。简言之，从公司合约的角度看，说一个可以工作的人失业，是说他一时间找不到他愿意接受的公司伙伴合约。这可以是大麻烦，因为上文提及的、参与「公司」的分工合作，个人的收入往往远高于个人独自产出的收入。如果一个经济没有失业，分工合作的公司安排达到了一个均衡点，个人的独自为战（例如做街头小贩）的收入会跟同样本领的人参与公司合作的收入差不多。但如果失业率上升，参与独自产出的人口增加，他们的人均收入会下降（以街头小贩为例，其数目上升小贩的收入会下降得快）。这会导致独自产出的收入低于参与公司的收入，市场的运作早晚会把参与公司的收入拉下去。这里的含意是，失业率愈高，再增加失业的一个百分点对社会的损害愈大。

现在让我们转到公司的合约本质对失业的影响吧。件工合约是不容易甚至不会出现失业的。从最简单了当的件工看，那只不过是产品市场通过老板作为中间人。经济不景，产品之价下降，件工工人的收入跟着下降，无怨可言，等经济回升吧。我当年调查所得，一家工厂收到的订单下降，或买家要求制造新产品，老板上头通常跟工人洽商件工之价。怎会有失业呢？工人知道订单不足，或件价下降，不转工就要认命，要等待经济的好转。

以奖金、佣金或分红等作为工资的一个重要部分的合约也不容易出现失业，因为这些有自动调整工资的弹性。上世纪七十年代，日本是分红合约最普及的国家，公司员工分红之巨，每年是国际新闻。当日本的经济在八十年代后期开始急速下降时，失业率不变，只是公司员工的分红跌得厉害。过了十年八载那里的分红跌至近于零，不知今天怎样了。

无可置疑，失业的大量出现，以时间算工资的普及是基本的困难。我曾经指出，过于琐碎的工作，或产品件件不同，或质量的要求高于行内的竞争者，或多人合作但不能明确地分开个别的贡献，等等，件工合约会因为量度费用（也是交易费用）过高而不能采用。量度时间的费用低，时间是长是短不会有争议，于是相当普及地被采用了。问题是，雇用员工的老板是为了赚钱，不是寻花问柳，员工出售给他的时间本身没有价值。老板要的是员工的时间可以产出什么。换言之，时间的本身不是产品，只是一个「委托」之量，即是说产量的多少被委托于时间的量度算价，而此价就是时间工资了。

我在《制度的选择》一书内提出一个重要的「履行定律」。这定律说，凡是被量度算价的「量」，其履行的监管费用低；没有被量度算价的「量」，其履行的监管费用高。这是说，以时间算工资，老板不用担心员工不履行上班的时间，但工作的产出为何则不能不监管了。这监管无可避免地带来主人与奴隶关系的形象，剥削工人之说不胫而走。如果天下所有劳工合约皆以件工算工资，马克思不可能想出「剩余价值」。

再回头说失业，为什么以时间算工资的合约那么容易导致失业呢？答案是这种合约不直接量度员工的产出贡献。被量度而算工资的时间只是产出贡献的委托之量，不是贡献的本身。经济不景，或一间公司的生意失利，老板要减时间工资，不容易说服员工他们的产出贡献所值是下降了。尤其是，同样时间工资的员工的本领性质各各不同，工资相同不一定代表着判断失误，但一旦经济或市场的情况不利，员工之间的不同性质的本领的市值可能改变了。老板要怎样处理才对呢？讯息费用存在，把时间工资一律下调，或这里减那里加，不容易有说服力。余下来的办法是选择性地解雇一部分员工。

更麻烦的是，因为以时间算工资不是直接量度公司里每个员工的产出贡献，他们的时间究竟值多少钱一般是有着可以争议的空间。这空间的存在鼓励利益团体或分子混水摸鱼，要求政府推行最低工资，或推出劳动法例，或组织工会，或要求集体协商工资，或以罢工的行为作谈判工具。

我曾经几次解释过，一间有名牌宝号的公司，作了可观的设备投资，或在研发上有成，又或者经营运作有过人之处——这样的机构有可观的租值存在，不是工资提升十多个百分点就关门大吉的。这种公司或机构是一个经济发展的命脉所在。增加租值所有公司皆梦寐以求。如果公司发行股票上市，长远一点看，其股价的升降必定反映这公司的租值升降。然而，因为时间工资只是一个委托之量的价，此价也，可以争议，得到上述的利益团体的协助，公司的租值可以被蚕食。美国的通用汽车公司曾经是地球上最成功最庞大的制造工厂，曾经拥有的巨大租值被蚕食至零！

以件工合约算工资是不容易蚕食租值的——原则上不可能。这是因为件工之价是明显的产品市价，左右这个价是明显的物格管制，市场的消费者看得清楚，容易反对，利益团体不容易混水摸鱼。事实上，工会反对件工合约由来已久，何况这种合约与过高的以时间算的最低工资有冲突。上世纪三十年代，美国在工会的大力反对下，政府以法例禁止件工合约！

福利经济也会明显地增加失业人数的。不工作可以有政府的援助，工作则没有，怎会不鼓励「失业」呢。英国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失业率高企，七十年代一篇研究详尽的文章指出那里的福利急升是关键。回归中国前的香港，失业率徘徊于百分之二左右，后来政府综援急升，失业率上升了不止一倍。

上述的失业解释，尤其是以公司合约的分析作解释，有明确的事实支持。两个有震撼性的例子重要。其一是九十年代的中国。那时中国从百分之二十以上的通胀急速地下降至百分之三强的通缩——如果算进当时的产品质量急升，通缩率会高于百分之十。楼房之价跌了四分之三。这样急剧地从高通胀转为高通缩，传统的宏观分析说失业率一定飙升。但中国没有。增长率保八（今天回顾是低估了），失业率的提升不到一个百分点（也应该没有算国企下岗工人）。究其因，是中国当时的最低工资若有若无，而更重要是政府不左右劳工合约的自由选择。如果两年多前的新劳动法在九十年代推出，中国不可能有今天的形势。不能否认当时开始形成的县际竞争制度有助，但两年前大家可见，县际竞争斗不过不容许合约自由的新《劳动合同法》。

第二个有震撼性的例子是不幸的。两年前西方的金融危机事发，失业率急升，先进之邦怎样花钱救市也减不了他们的失业率。福利不论，去年七月美国提升最低工资约百分之十是帮倒忙，而更重要的是先进之邦的经济结构是明显地违反了公司合约的自由选择。左右公司合约的政治结构僵化了，是他们的失业率持久高企的原因。

源自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分析，认为失业起于消费需求不足，是肤浅的表面思维，摸不着问题的核心，而该学派主张政府花钱挽救失业，是错上错。从解释失业的角度衡量，这里提出的公司合约理论胜出八千里路云和月。

（宏观失误之四，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