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分析的失误（之三）：漠视局限推断失灵

我喜欢独自思考，思想上喜欢事不关己，己不劳心。有时想到的跟前人有别，我会拿出刀来挥斩几下。这些日子，为了对炎黄子孙的一点关心，事不关己有时也拿出刀来。

宏观经济的分析历来是事不关己的。作学生时替一位宏观教授改试卷，每卷收一美元，不难赚，教授提供的答案是老生常谈，我不懂，争议太多不是赚卷费之道。跟着选修布鲁纳（Karl Brunner）教的研究院宏观经济学。布鲁纳是我认识的逻辑最严谨的经济学者。整个学期他只教一本刚出版的「宏观」名著开头的二十多页，批评得同学们天旋地转。我从布鲁纳学得的不是宏观经济，而是推理严谨的苛求。后来的博士试我无端端地考个第一。传为佳话的是作为其中一个考官的阿尔钦，竟然看出我的宏观方程式比变数多了一条！我在数学上的惊人「天赋」是从那时开始知名行内的（一笑）。

这系列提出的对宏观经济学的批评，跟我作学生时老师教的没有多大关系。我是基于离开母校四十多年自己的寻寻觅觅，对均衡概念、租值消散、体制组织、交易费用等的掌握有了新的体会，然后回头看自己当年所学的内容，认为不少地方需要修改。四十多年来，找真实世界的例子作解释及验证的工作，我差不多天天做，提供了修改前人之见的基础。虽云一士谔谔，但心领神会，自觉舒畅，有点稼轩说的「恨古人不见」之感。

这些年不少同学要求我写一本关于宏观经济学的书，用以填补三卷本的《经济解释》——他们认为后者是「微观」。我认为经济学不应该有微、宏二观之分，重点是能否解释世事。我也认为复杂的理论不管用，局限转变的调查是关键所在。局限可以简化，也需要简化，但不可以简化得与真实世界脱了节。凡是牵涉到局限转变的分析必定要从个人的选择出发，所以一律是价格理论的范畴。这就带到我要谈的宏观失误的第三点了。

（三）漠视局限失误必然

我要举出三个我自己尝试过的、从局限转变的基础来推断「宏观」现象的例子。这类「宏观」性的推断的局限指定通常比市场现象需要指定的来得复杂。

例子一。一九八一年我肯定地推断中国会走向市场经济（所谓资本主义）的路，条件是我观察到的、刚刚开始出现的局限转变会继续下去。那是我写过的最详尽的关于交易费用局限转变的文章，以理论分析这转变的第三节长达二十一页（见《张五常英语论文选》六二九至六五○页）。简言之，我把广泛的交易费用一分为二：制度运作的费用与改革制度的费用。看清楚了这两项费用的相对转变大势，我推断中国会走向市场经济。这是比一般的宏观现象更为「宏观」的了。

当年文稿寄给朋友，反对这推断的无数：舒尔兹来信谴责，说经济学不能作这种推断；贝克尔直说我错；弗里德曼说我是世界上最乐观的人。只有科斯同意我的推断，可没有说我的理论对。因为反对的朋友太多，该文延迟了一年才发表。鼓励我发表的是巴泽尔：他不同意我的推断，说是妙想天开，但他认为那写理论的第三节是天才之笔，半点瑕疵也看不到，不发表可惜。这理论今天还没有受到重视，反映着行内的朋友一般对交易费用的局限转变的分析没有兴趣。

这例子可教同学的是：经济学的推断或推测永远是假说，要指定验证条件（test condition），而上文提到的交易费用的局限转变就是验证条件了。一定要可以观察到，而又要假设这转变会继续，不会一下子倒转过来。指定了的局限转变，若再变要作别论。我当时认为中国面对的交易费用转变的走势是相当稳定的，但不是说没有机会再变。科学上的推断要基于验证条件的稳定性。

例子二。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该年十二月在瑞典与弗里德曼相聚，我对他说地球将会有超过二十亿的穷人参与国际产出竞争，如果先进之邦不改革他们的经济结构——例如福利制度、工会权力、劳工规例等不利于国际竞争的约束——将会遇到很大的麻烦。今天回顾，这推断没有错，但不算推得精确。当时困扰着我的是先进之邦有乐观的一面：国际廉价劳力的供应急升，可以赚大钱的，理论上是有资产与有知识的人，所以原则上先进之邦是有大利可图的。是的，原则上，就是先进之邦的穷人也会因为穷国的兴起及参与国际竞争而获利。

这里牵涉到的又是交易费用的问题。有多种交易费用可以严重地妨碍先进之邦在地球一体化的大转变中获得他们应得的甜头，而这些交易费用的结构显然非常复杂。尤其是那极为重要的讯息费用有多方面，深入的调查与衡量总要花上几年工夫。我没有作这调查，但深信，如果当时全面地考虑重要而又有关的交易费用，我会对今天的国际情况推断得大为可观。

同学们想想吧。中国开放改革后约十年苏联解体，带动了东欧、印度、越南等地区抢着开放，参与国际竞争的贫困人口史无先例地暴升，代表着一项极为重要的局限转变。这转变明确而肯定，一九九一年看走回头的可能是零。是那么重要的一项局限转变，摆在眼前，是很大的一个人类前途的约束，也是宏得无可再宏的宏观。然而，如果要以之推断二十年后的国际形势将会怎样，研究上我们还要经过千山万水，还有很多局限约束——尤其是交易费用的约束——需要考查，就是马虎地猜测一下也不容易。令人尴尬的是：国际竞争的廉价劳力暴升，明确而重要，先进之邦的经济大师们怎可以视若无睹呢？

这例子可教同学的是：不愿意下重本考查交易（包括讯息）费用的局限，或猜测错了，不能说经济理论没有用场，只是使用时成本太高罢了。宏观分析的困难，不仅比较微妙的交易费用的转变没有顾及，就是有震撼性的劳力局限转变，这门学问也懒得管。

例子三。一九九六年底我推断香港会有十年以上的经济不景，说明与九七回归无关，理由是看清楚了内地与香港之间的相对工资的结构局限转变，肯定的。当时，一方面我看到内地青年的知识增长非常快，比大家事前想象的快很多，那里的优质学生开始明显地比香港的优质学生胜了一筹，但工资只有香港的四至五分之一。另一方面，因为香港公务员的工资高，难以大幅下调，因而增加了市场的其他工资下调的顽固性。跟着是香港的综援福利急升，我推断香港历来徘徊于百分之二左右的失业率会上升至百分之八（后来最高达百分之八点六）。

香港不景的推断只应验了约八年，没有十多年，因为二○○四年内地推出自由行，跟着是放宽内地人到香港投资。今天内地与香港的优质青年的工资分歧收窄到大约一与三之比，香港的难关其实未过。

这例子教的，是预测不到的局限转变（例如自由行与内资进港），会影响推断的准确性，时间快慢的推断因而是大麻烦。推断十年以上的不景，准了约八年，不太差，但如果内地不大手帮一把，十年会是太短了。原则上内地协助香港对自己有利，早就应该这样做。然而，外汇外流的恐惧是故老相传的成见，这种局限的变动不是无从推断，而是牵涉到远为复杂的交易（政治）费用的局限，考查的成本是太高了。

说香港今天难关未过，我可以容易地指出一个近于灾难性的可能发展。如果香港推出最低工资——目前看事在必行——不需要是很高的「最低」，只要是广泛地影响着最低层的工资水平，那么一旦内地取消进口税，或把深圳改为自由港，我的推断是香港的经济会出现一个难以解救的困局：自由行会倒转过来，香港的商店租金会跌得头破血流，牵一发而动全身，全面的效果如何不好写下去。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内地撤销进口关税也是早就应该做的。说足以为大祸的最低工资不需要很高，因为只要下头的工资被「托」住，上头的有需要时难以下调！

多年以来，类似的大大小小的推断，属「宏观」的，我作过多次。一位朋友说他算过，二十六次全中。其实大部分不是真的全中，只是中主要的一部分，因为跟着而来的局限转变我事前没有算进去。那些是想三几天就动笔的专栏推断文章，没有像三十年前我想了近两年才动笔推断中国会走的路那么慎重。另一方面，政治上的局限我是门外汉，通常是经济考查的大难题。例如二○○七年前我真的意料不到北京会推出新《劳动合同法》，推出把我弄得手忙脚乱。我怎会意料不到呢？因为在我熟知的地区竞争制度下，价格管制难以推出：对地区的竞争不利，地区政府会一致反对。工资管制也是价格管制。我料不到新劳动法的推出可以完全不征求地区政府的意见，因为北京上头历来有这样的咨询。政治的局限真的不容易掌握。

回头说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的失误，本文要指出的重点，是这分析牵涉到的局限转变是很表面性的，例如物价、工资、利率、政府财政、货币政策等。不是说这些局限变量不重要，而是宏观分析历来不深入地调查这些变化的底因局限。尤其是，在那重要的交易费用（应该广泛地看为社会或制度费用）的考查上，传统的宏观分析历来交白卷。解释世事，交易费用的重要性毋庸细说。然而，当我们能成功地把交易费用局限的转变翻为价格或代价转变时，用上的选择理论（theory of choice）永远是价格理论（theory of price），莫名其妙地被称为「微观」。

没有谁不同意，宏观分析也是以个人在局限下作选择为基础，然后加起来而「宏」之。问题是如果个人选择的局限指定不足够——尤其是漠视了交易费用——加起来的「宏观」对现象的解释力令人尴尬。我有这样的意识：传统的微观是暗地里假设交易费用不存在；传统的宏观是暗地里假设交易费用存在，但不管是些什么！正面而又明确地引进交易费用，微、宏二观的分别不会存在。原则上，上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所谓「新制度经济学」是走这「正面而又明确」的路，但走歪了，歪得离奇，无从验证的博弈游戏与不知何物的术语把整个本来是有希望的发展破坏了。

（宏观失误之三，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