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写这系列建议改革中国的大学制度的文章有好些日子了。迟迟才动笔，因为修改《经济解释》转作重写，把原来的三十万字增加到六十二万字。我是个思想非常集中的人，决定重写，跟着的五年没有中断过。

判断经典要讲老到

让我先说曾经写过的一件往事，好叫同学们能多点明白为什么我对今天的大学的运作不满意。

一九六七年我到了芝加哥大学，见到那里的图书馆有些我没有见过的关于佃农的资料，不知要不要再引进自己的《佃农理论》里去。那时芝大的出版社已经决定出版该论文，正在催稿。怎么办呢？跑去求教后来是林毅夫导师的基尔．约翰逊。他说要细想两天才覆我。两天后，身为院长的他亲自到我的办公室，说：「你的问题我想清楚了。一般来说，大名如芝大出版社，要出版你的书应该立刻让他们出版。但《佃农理论》有机会会成为经典之作。相信我吧，很少学者能有这样的机会，所以你应该多花一年时间作修改、补充，才让他们出版。」我依他说的，多花一年时间，加了一章佃农理论的思想史，也把原来是一节论合约选择的写成一篇后来影响颇广的长文。《佃农理论》那本书出版了四十五年，今天还在，传世看来还要传下去。

上述的经历说明两件事。其一是约翰逊当时是一位很老到的学者，学问的判断力我当年没有。今天我自己也有这水平的判断力，所以多花五年重写《经济解释》。其二，今天的大学不会鼓励一个教授多花一两年时间改进一件作品；他们鼓励的是作品多。西方如是，中国更如是，像约翰逊那种判断老手恐怕用不着了。

创意欠奉是后天教坏了

有一个问题困扰了我多年：不少西方学者认为中国的学生聪明，用功，但没有创意。怎么可能呢？在美国，曾经用心教我的老师与跟我深入研讨过的同事，喜欢把我的创意捧到天上去。我不应该是中国人的例外。西方的朋友少见多怪：他们没有见过大半个世纪前在香港西湾河海旁的沙地上以各种玩意赌零用钱的孩子。相比之下，西方的孩子可能有另一种聪明，要是他们跟昔日西湾河的孩子在儿童的玩意上比并，会十次输十次。昔日西湾河的孩子玩意是孩子们自己想出来的，所以他们不仅聪明，而且有创意。

聪明与创意不是同一回事。马尔萨斯被认为有创意，但不聪明。一些朋友认为曾获经济学诺奖的舒尔兹也如是。困扰着我多年的，是西方的朋友不少认为中国的聪明学生的创意欠奉。从中国孩子的玩意超凡那方面看，中国学生的创意欠奉不可能是天生的，而是成长时的培养出现了问题。我遇到过好些很聪明的中国青年，进入了大学几年脑子彷佛有点硬化。

创意与想象力相同

说聪明与创意是两回事应该对。但创意与想象力之间是有一个等号的——昔日爱因斯坦这样说。我们说一个人有创意就是说这个人有想象力。那么我们问：中国人的想象力怎么样呢？我认为很了不起。大家看中国诗人的作品就清楚了。是的，从李贺、李商隐、李白、苏东坡、李清照等人的作品衡量，他们的想象力之高西方的诗人我们见不到。我们当然不能单从诗词的想象力而推断炎黄子孙的想象力胜于西方的人，但说中国人没有创意，或创意比西方的弱，说不通。另一方面，我们不能漠视那么多的西方人说中国的学生少有创意。简单的推论是：如果中国学生的创意不足，是后天的教养使然。我们因而要问：是在中国文化的哪些方面促成中国的学子有令人失望的创意呢？

有三方面的文化考虑

我考虑过三方面。其一是历史上中国没有一个可观的科学传统，或起码这传统比西方落后很多。但我说过，中国的科学传统乏善可陈是源于传统上中国是一个学而优则仕的国家，读书识字的天才都做官去了。没有科学传统不是因为天生没有人材：苏子写「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不是有很高的科学天赋吗？所以没有科学传统不能算是创意的约束。

第二方面是三从四德的礼教传统。在不小程度上，这传统今天在神州还可以见到，尤其是在乡镇等地方。从科学发展那方面看，这礼教传统带来的成见与墨守成规当然不可取，而反礼教惹来的反传统或反前辈的意识也属负值。但我认为从中国旧礼教衍生出来的尊师重道是好的，也重要。当年在美国求学，那么多的大师喜欢教我，一个主要原因是我对教我的老师很尊敬，对所有我求教的人尊敬。不少人认为我是科斯的学生，是弗里德曼的学生，其实不是。我只是敬佩这些人，尊敬他们超过他们的学生。不跪下来，怎可以学？这是受到中国旧礼教的影响了。这样看，中国的旧礼教对中国学子的创意影响有坏的一面，也有好的一面。

科举文化是祸首

第三方面是中国传统的科举考试制度——这方面，我认为对创意只有负面影响了！换了包装，这制度今天的中国仍然存在！那些近于考状元的高考不仅今天在中国普及，香港也有。严重是十多年前我在武汉某大学见到，学生考试后，改卷的老师被关进一座大楼中，不改完试卷不准出来！据说是提防私相授受。后来我在昆明某大学见到保存得最好的、明清时期的科举「试场」。那是一间一间相连的小房间，科举考生一个一间，考几天不准离开，房中有床一张，枱椅各一，大小解的马桶一个——奇观也。这样的科举试是锁住考生；十多年前我在武汉见到的是锁住改卷的老师。

考笔试可外出漫游

考试真的是那么重要吗？告诉同学当年在洛杉矶加大我是怎样考那最重要的博士理论的笔试吧。考三个小时，题五条，没有选择。进了考室，我花二十分钟反复细读试题——这是我当年的考试绝技的第一招。成竹在胸，走到监考的教授面前，轻声地问：「我要到外面买杯咖啡喝，十多分钟后回来，可以吗？」那监考教授正在读一本书，不抬头看我，轻声地回应：「当然啦！」我于是跑出室外喝咖啡，吃薯条，二十分钟后回到考室，准时交卷。

考个第一。传为佳话是改卷的老师阿尔钦竟然看出，我答宏观理论那一题，用上的方程式比变量多了一条！消息传出，举系哗然。在走廊上遇到一位教过我的教授，他说：「史提芬，听说你又发明数学了。」我纵声大笑，说：「宏观理论历来糊涂，方程式多一条少一条无所谓。」我以不懂数知名行内是从那时开始的。上述的考试气氛过瘾，有点意思，跟今天在中国见到的相差十万八千里。

考口试别开生面

四科博士笔试考完，过了关，轮到口试。考两个小时，四个教授考官每人代表一科，要轮流各问半个小时。奇怪前三个问得快，每人只问二十分钟。最后是赫舒拉发，管理论，当然是最难最重要的了。先前那三位教授正襟危坐，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赫师开口，问：「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那是为什么？」我答：「因为人的行为就是那样。」赫师说：「你很用功，我没有其他问题了。」

两个小时的博士口试一个小时考完。我要到后来才知道，口试开头那三位刻意地问得时间短，因为他们要观战。他们知道我是脱缰之马，而赫师喜欢跟他们说我怎么怎么样，他们要看赫师怎样跟我斗法。殊不知我只答了一短句赫师就鸣金收兵，扫了他们的兴。一些好事的同学在口试的室外徘徊，打听战果，后来我那句「人的行为就是那样」广泛流传，被行内不少人认为是需求曲线的最精辟阐释。中国的同学可有见过这样的考试吗？

上述应该是例外。制度化的考试要求的答案一般墨守成规，对学术的发展有杀伤力。中国的科举传统对科学的发展更不对头。上世纪六十年代芝加哥大学的校长在美国学术界名望甚高。此君认为考试制度应该取缔！他转到Santa Cruz的加州分校作校长后，推出学生不考试这个政策，施行了好些年，效果好，但后来再用考试，因为老师认为替每个学生写评语及学生离校时写推荐信，工作太多，宁愿改试卷。

如下推论应该可靠

我对如下的推论是相当肯定的。中国的文化厚度冠于人类，变化既微妙也丰富，而最神奇是这个文化的基调数千年不变！地球上的其他民族没有出现过相近的文化发展。中国的文化发展牵涉到无数大智大慧的人没有疑问。学而优则仕这个传统的好处，是跟西方的司法制度相比，包公审案的费用远比司法审案的费用低。其坏处是有学问的人都去做官，一个科学传统搞不起来。这里要注意，昔日做官的收入高，但官的服务没有市价，所以出现买官卖官的现象。为了压制买官卖官的行为，科举试就变得隆重，要把考生锁着考！时移世易，今天，为了争取知识做学问，考试再不重要了。

中国要转到发展科学那边去，科学方法的简单逻辑炎黄子孙不难学，而他们的智力水平是人类的表表者。问题是一些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左右着科学思维，不让中国的同学把脑子打开。科举考试的品味与约束今天还在，礼教约束也还在，后者要求的尊师重道可取，但成见硬化是问题。

懂得利用超凡际遇

今天，北京的朋友要改革大学制度的意识明显。我大略所见，有些方面他们知道怎样改，有些方面他们不知道。我也认为在琐事上他们管得太多——例如大学教师的办公室面积，他们应该放手，让大学的不同学系各自处理。大学是复杂无比的「产出」机构，要详尽地分析我这个年纪负荷不了，但比较重要的改革我在这系列文章写了出来。

说过了，我不是个大学制度专家。只是当年求学遇到的经历，变化特别多，而曾经获得大师高人的教诲多过我知道的任何人。我也曾经利用这些怎样看也是神奇的际遇，在科学的思维上老老实实地下过心机，写下的创作文章大部分到今天还存在于世，也算是立竿见影了。我不认为自己的本领超凡，只是超凡的际遇我懂得利用。有一项我很少提及的资历，加进这里或可提升一点说服力。那是一九五九年的秋天开始读本科，一九六六年我获取加州十八间州立大学的最佳教授奖。有奖金（一笑）！尽管我没有三头六臂，鬼子佬斗我不过（再一笑）。教授奖是游戏，很无聊。名头无聊，考试成绩也无聊——不无聊的是一篇拿上手有点感受的文章。

我不是个改革者，北京的朋友要怎样办是他们的选择。但为人师表那么多年，我对同学的知识增长关心。希望同学能从这系列文章得到一点启发，不管大学的制度改不改或怎样改，按着我的提点来争取知识应该有点好处。

（评中国的大学制度，之九，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