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庸讳言，我是反对学生搞运动的。不管同学们的理想是多么可取，我反对学生运动。这是因为学生运动搞起来我们无从预料会发展到哪些方面去。

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在美国多个校园搞起的反越战运动，我们不容易找到一个更好的理由，但跟着的发展是反权威，反传统。今天回顾，当年美国有的可能是人类历史上最优良的大学教育制度，但被反越战的学生运动弄得一团糟。

一九五九年我进入了洛杉矶加大，六一年入研究院，六二年修完了研究生必修的理论课程。为了等待阿尔钦回校再旁听他的课，从六二到六五年我长驻校内的图书馆。该馆一年开放三百六十五天，每天开放二十四个小时，我往往懒得回自己的居所，索性睡在图书馆内。那三年是我学得最多、学问增长得最快的日子。在图书馆内随意选择读物，不限于经济学的，不明白的地方跑去找老师求教，或跟同学研讨。晚餐简单，餐后打半个小时桥牌或桌球，又再回到图书馆去。一九六四年考博士笔试时，四个大试一个星期考完，根本不需要准备。师友之间没有谁对学术之外的话题有兴趣。不到三年我认为图书馆内的名著自己也有机会写得出来，只是要找到一个认为可以表演一下的论文题材不容易。

那时经济学者的市场需求大，一九六五年我还没有动笔写论文就有几间大学聘请。选到长滩任助理教授因为接近母校，方便写论文。到了长滩不久越战开始，友侪间没有谁注意，不是话题。约半年后的一个晚上，为了分析台湾一九四九年推出的三七五减租，只两个小时我想出了佃农理论的正确分析，推翻了前人之见，不同意的师友多，我要下八个月苦工才写好他们要站起来的作品。

一九六七年到了芝加哥大学，越战还不是大话题。对中国有兴趣的朋友喜欢问我不清楚是什么的文化大革命。一年后越战对美国的祸害就变得明显了。美国当时采用征兵制，大学本科生可以免役，但本科毕业后要去当兵。反对的学生无数。第一件我听到的可悲消息是母校洛杉矶加大的经济系受到炸弹恐吓，要求该系多雇用黑人作教授。当时该校的经济系主任William R. Allen曾经是我的老师，他为文解释没有歧视黑人，而是用尽心机也找不到资历适合的。没有用，要下台。令不少朋友失望的是那样不幸的事故出现后，没有几个校内的老师有胆站出来支持Allen（同学们可在网上找到Allen对当年的详尽回忆）。

一九六九年的秋天我转到西雅图华大，那是躲在美国西北部的、比较安宁的地方。殊不知一点也不安宁。一九七○年，有一班我教数百学生，一些激进分子不准我进入课室授课。一位同事建议带手枪去保护我，我反对。我冲进课室，对学生解释我是受薪的，校方给我发薪我一定要授课。可能因为他们见我属「少数民族」，放我一马。有些同事缺课，其中一位竟然在课堂上播放电影。有不少大学，教经济的老师因为不懂得用数学方程式被贬为无能，没有理由薪酬高于懂数学的后辈。其实不懂数的教授的学问一般远高于懂数的。数文章多少、论学报排名，在那时搞起来了。

上述的不幸发展有一个不可漠视的现象：越战触发的美国学生反权威活动，私立的大学远没有公立的那么严重。这现象有两方面的解释。第一方面是私立的学费远比公立的为高，学生或他们的家长交了高学费的会较为重视上课求学。第二方面是私立的大学可以远为容易地解雇不尽教职的老师。

一九八二年我到香港大学任职时，该校还不重视教师在国际学报发表文章，虽然有些学系发展得不错。过了几年，算文章数量与论学报高低从美国引进了港大，再过十年这数手指的玩意传到中国内地。这里的要点，是香港与内地仿效美国的大学的竞争准则是选上后者大走下坡之后。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大学的优良传统今天内地的大学知道的没有几个人。为此我曾建议他们细读何炳棣写的《读史阅世六十年》，从而知道五、六十年代时美国芝加哥大学是怎样运作的。跟今天中国的大学运作相比是相差太远、太远了。

这就带到本文要说的话题。在美国的所有上佳学府，行政与学术的监管权力是分开的。当然要互相呼应，互相协助，但权力的范围不同是有界定的。校长的办公室管行政，包括财务、募捐、职员合约、学生活动等事宜。管理学术的头头称provost，中译「院长」不对，因为在权力上是与校长平排，属「学术校长」。这后者监管大学的学术发展的水平与方向，对不同学科的市场需求与走势不断跟进，衡量着自己的大学的强项与弱项，跟其他大学相比。这个学术校长决定学问的发展要向哪个方向走，校董不反对就是。

在校长与学术校长之下是院长，通常管理几个学系。院长的职责是行政与学术兼顾，负责跟上头联系，每个学系需要的经费为几由他跟校长上头洽商。院长之下是系主任。系主任的主要工作是行政。大多数的系主任也作学术研究，但也有只作行政不作研究的。一般而言，因为行政工作繁琐，在学术上，系主任通常不是系内的最强学者。

这就带到最重要的一点。一系之内，学术应该向哪方发展，或要聘用哪些新人，通常是由系内的一两位教授推荐，系主任很少反对。例如我在芝加哥大学时，经济系的话事人主要是弗里德曼，商学院的话事人主要是施蒂格勒。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洛杉矶加大经济系的主要话事人是阿尔钦。诺斯在西雅图华大作经济系主任时，主要的话事人是巴泽尔和我。

上面描述的，从上到下，学术的发展由很少的一撮人作决策，需要有一个上佳的大学制度才有可为。论什么人事关系或政治活动，这制度会溃不成军。另一方面，就是执行得宜，这制度有好与坏两方面。好的一面是一个思想范畴会比较容易搞起来。当年在西雅图华大的经济系，巴泽尔和我，加上诺斯，差不多把一个华大学派搞起来——诺斯说是搞了起来！坏的一面是这样的制度运作一般好景不常。某主要人物退休或离职，一个思想范畴的发展往往中断。

我知道有些经济学系，校方下重注，聘得名家、大师云集。这样的学系可以持久地强劲，但名家之间各有各的山头，思想范畴要搞起来就不容易了。自然科学的学系发展，今天在美国有大成的例子是走另一条路。以生物或生化为例，今天，这些学问没有基金资助实验是难以发展的。在资助充裕的大好时光下，一个成功的学系会有好几个闪闪生光的组合，每组由一位principle investigator主理。但如果遇到资金短缺，这些组合要瓦解，但校方却要继续发薪给那些不能解雇的教授。今天的美国，好些大学的生物系正在遇到这样不幸的情况。

把行政与学术的主导权力分开然后合作，不容易办得好，但西方有大成的大学必然是这样处理的。大学的运作是非常复杂的事。产品是思想创作，是否重要往往要多年后才知道，先作判断，猜得中需要一些品味奇佳的人。以经济学为例，猜错因而鼓励错了的例子无数！另一方面，搞思想创作是一项连睡觉时间也不够的工作，不应该让从事的人操心于行政。搞大学行政工作那边呢？他们总要有点学问，而大学的行政历来复杂，从事者往往要放弃学术研究。记得多年前我收到好友Zvi Griliches的信，说他决定接受哈佛大学经济系主任之职，要放弃学术了！是他的选择，我不知怎样回应才对。

大学的行政权力与学术路向的选择权力要分家是成功学府的经验，但有三方面的困难。其一是一些算得上是师级的学者不容易相处。其二是好些事项，行政与学术不容易分得很清楚。其三是大学之内的人事关系与政治活动不可能减到为零或近于零。某程度这三方面的不幸存在，而算得上是有大成的大学只能把这些麻烦减到一个低点。明显地，减低这些麻烦需要有一种互相尊重的气氛，而我个人的观察，有这气氛的大学必然附带着学术的「英雄主义」！

回头说当年越战惹来大学生反权威的活动，一些年轻教授找阿尔钦出气，质疑阿师不应该有那么大的权力。阿师回应：「在大学里知识是力量，也即是权力。你们要有权力，多作研究，增加自己的知识就是。如果同事之间认为你们的知识是最高的，那么这学系的话事权会在你们的手上。」翻过来，阿师是说，大学的运作有不言自明的英雄主义，谁的知识高或谁的文章够斤两，谁就是英雄，会受到尊重、敬仰，话事权就落在英雄的手上。

是的，当年美国的大学的确有英雄这回事，不限于教授，学生也有英雄的——那些所谓明星学生就是。这样的发展带来的学术气氛有点夸张，但可以协助同学或学者之间互相尊重，话事权力谁属不容易吵起来。当年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的实力冠于地球，其英雄意识的明显好些人不容易消受。一九六七年我初到贵境，见到实力不怎么样的明星学生不可一世，旁若无人，认为是过于夸张了。当时弗里德曼、施蒂格勒等大英雄简直可以呼风唤雨——我倒觉得没有夸张。有人说蒙代尔因为不喜欢这样的气氛而离开芝大，其实蒙兄自己当时也是芝大经济系的英雄。

我自己喜欢独自遐思，不喜欢参与芝大那么紧张的英雄比赛，转到弗里德曼认为是荒野的西雅图去。弗老视我如小弟，说我选择荒野是微辞了。其实在洛杉矶作研究生时我也是英雄。成绩好不重要，提问语惊四座却属英雄本色，而后来那十一页纸写的佃农理论的大纲，吵将起来，过了不久同学之间把我作为大英雄看。

英雄主义在大学里搞得太甚会令人反感，但完全没有很头痛。有适当的英雄「崇拜」可以解决大部分行政与学术分家的权力界定不清惹来的麻烦，也会减少在大学最忌出现的人事关系与政治活动。这解释了为什么我喜欢问内地大学的同学：「你们的老师有没有英雄呀？同学之间有没有英雄呢？」他们老是答一些老师教得好，或一些同学成绩好。可惜这些不是我说的学术英雄——总有老师教得好，总有同学成绩好，不是这里说的英雄。学术英雄起自有点畏惧性的敬仰，是要有浓厚的学术气氛才会出现的。看来中国的大学的制度改革有好一段漫长的路要走。

（评中国的大学制度，之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