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多年前我考虑在中国内地开办一家出版社，查询后知道无法获取牌照。要购买书号等非正规的安排我不考虑。构思该出版社不是为了赚钱：我可以弄到一点他人的钱来亏蚀。要搞出版，因为见到内地的学术论著太不成话，认为自己可帮一下忙。当时我认识多位西方的大师学者，不限于经济学的，也跟好些西方的出版社与学术基金组织有点交情。我因而想到，这些朋友会帮一点忙，推荐不同学系的经典论著，而出版社的朋友或会以廉价让出这些论著的中国版权。联络过几位有关人士，他们的回应一律是正面的。
我当时的构思是一方面把西方的经典英语论著在中国再版，另一方面组织一些高技术的译手翻为中文。今天自己老了，西方的朋友不仅跟着老，他们大都谢世了。今天我想，中国当年不多发出版牌照可能因为要约束言论，但发展下来是要约束竞争，即是要维护既得利益者。从学术发展那方面看，约束出版的自由竞争是败笔。要约束某些言论北京随时可以，但我看不通为什么这约束要通过约束出版的牌照。
最近跟一些内地的朋友谈及出版的问题，他们说出版学报（即学术期刊）是禁区，要通过出版书籍的法门。有些存在的学报由北京上头主理，另一些是老牌子，但大学要搞新的定期学报要通过出版书籍的途经。
学报或学术期刊的自由出版与竞争是重要的，西方的经验是要由大学主理，就是一些学会的学报也是由大学主理的。关于学报的运作，因为如下的事故我知得比较多。
话说美国有一个西部经济学会，会员有好几千人，是美国第二大的。该学会主导着一本学报，一九七三年Robert Clower任职于我的母校UCLA时，被委任作该学报的主编，接纳了我的建议，把学报之名从《Western Economic Journal》改为《Economic Inquiry》。Clower编得好，非常好，使该学报有了一点江湖位置。可惜好过了头，做了六、七年他被大名鼎鼎的《美国经济学报》（AER）拉了过去。EI于是要按指定的年期替换主理编辑的大学。
一九九七年我被委任为西部经济学会的会长，刚好遇上EI转换主理的大学的年期。因为该学报有点名望，几间大学争着要。选择花落谁家的委员有几位，因为我是会长，他们一律把责任推到我这边来。为此我考虑了约一个月，最后决定把EI的编辑权力交给Texas A and M大学。这选择的主要原因，是一九六七年我开始认识的Thomas Saving是该校经济系的老臣子，话得事，而我知道这位老朋友历来对学术忠诚，水平高，言而有信。虽然他不会是EI的主编，但他亲口答应了我他会跟进该学报的发展。当时我们找不到另一家大学有适当的编辑人选。
有很多原因学报要交给大学主理。在西方，学会旗下的学报也例行地交给一间要负责的大学。学会旗下的学报不容易办得好。这是因为会员有不同的品味或兴趣，有广泛题材的研究，作为一般性的学会学报不能不各方面都要有所交代。《美国经济学报》得享大名是因为由人多势众的美国经济学会主理，每个会员交了会员费，每期都会收到一本。文章难被该学报取录是因为他们收到的投稿特别多。有大成的学报总要专于某类题材，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如果学报的发行量相同，《美国经济学报》的传世作品的数量是远不及其他几家优质、题材上较为专业的学报加起来。经济学如是，自然科学也如是。
另一个要点是学报最好只用一个主编。上头可以有多位咨询委员，下面可以有几个副编辑，但文章取舍或修改的生杀大权要落在一个主编的手上。主编是一个明显的负责人，有个人的风格与品味。芝加哥大学的《政治经济学报》有悠久的历史，很成功。传统上该学报是由一个人主编的，但曾经有一段颇长的时期，该学报由几位平排的编辑处理。数十年前他们作过一项统计，发觉在一人主编的安排下，该学报久不久出现一篇经典之作，但在几个编辑平排那段颇长的时日，一篇经典之作也没有出现过。
没有疑问，一份称得上是可见经传的学报是要有独到的风格或特性的。当然，有风格或特性还不足够，但必须要有，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协助一个足以传世的思想范畴（paradigm）搞起来。我知道的所有的算得上是有成就的学问，必定是从一个思想范畴冒出来的。这可见一个足以传世的思想范畴的出现是多么困难的事。学报办得好可以协助这范畴的出现，但真的要成功还要望天打卦。这解释了为什么中国要让所有的大学自己选择要不要办学报，从而增加碰巧的机会。
这里有另一个困难：学术学报很难找到上佳的编辑。一个思想大师，自己有能力创作的，不会乐意花时间作编辑。当年我和一些朋友认为科斯作编辑是浪费了他的天赋。另一方面，思想大师作编辑不一定是上乘的。伟大如马歇尔，我认为他在十九世纪末期作英国《经济学报》的主编就不见得很高明。很难找到一个像戴维德那样的人，不喜欢写文章，但对思想重要性的判断有难得一见的天赋。可惜他当年主编了《法律经济学报》开头的三期就不再编下去，让给科斯做。那三期是我读过的最有斤两的经济学报，只三期就带起了今天有口皆碑的「新制度经济学」，即是带起了一个思想范畴了。
学术文章的评审员当然由主编选择。在美国，因为越战带出数文章多少这个无聊准则的影响，文章的作者往往要匿名才交给评审员。我认为是劣着。大名家投来的文稿评审员当然会刮目相看，但学术上的行规是不会偏袒的。寂寂无名之辈呢？不管评审员怎样说，有道的主编会鼓励、栽培。发掘新人材是主编工作最重要的一部分。科斯作主编时，我几次收到他的电话，说：「我收到一篇作者名字没有听过的文章，写得一团糟，但其中有几句话有点新意，你可否替我看看，提出一些建议。」科斯是反对作者匿名被评审的，上文提到的Clower也反对。不懂学问之道的青年以为匿名评审对他们有着数，其实是害了他们。不匿名，评审员可能不便建议多作修改一个大名家，但反对发表大名家的文章不会有约束。无名之辈他们会多作建议，而像科斯、施蒂格勒、戴维德那样的高人，见到一篇写得差但有少许新意的文稿，不会轻易放过。一个有道的学报编辑的主要工作不单是选取文章，而且要栽培后辈。
从西方百多年来的学术发展的经验看，学报是触发一个思想范畴的重要媒介。不是唯一的媒介，但不可或缺。中国因而要全面放宽大学出版个别学系的学报的自由。不是每家大学都要搞学报，但政府放宽约束，让大学之间各出奇谋，会鼓励学术思想出现热闹的竞争。整个国家有多少不同类别的学报，让大学自己选择就是。政府要鼓励的是大学之间与学报之间的竞争，也即是要鼓励思想市场的竞争了。至于学报的编辑怎样选择，在怎样的情况下需要替换，或怎么样的学报会遭淘汰，政府不要管。政府要看到的是竞争的结果。
我认为大学本身为了在竞争上不败下阵来，会自动聘请有识之士来品评他们的学报质量。这些品评政府不要插手，因为只有专材才懂得怎样看。以我这个老人家为例，在经济学而言，一份经济学报的斤两如何，翻阅一个小时可以知道，而两年后有没有进境也是容易知道的。在地球上，所有学系都可以找到像我那样的专家，闭上眼睛只听几句就知道在有关的学问上你是站在哪个位置。政府不要管这些事。大事放宽今天的局限，在竞争下，为了生存大学的主事者不需要我教也知道怎样做。
这就带到非常重要的一点。竞争对思想的发展非常重要，但不一定是好事，弄错了可以是灾难性的！大学的不同学系要决定搞不搞自己的学报，投稿既公开也自由，竞争是在大学之间，也是在学报之间，是正着。久不久请有道的专家品评一下也需要。然而，大学教师以文章斗多或学报排名斗高可以导致灾难性的发展。今天大家常见国际上的大学排名高下也是无聊的玩意。我们要知道，任何思想创作对人类文化与科学发展的重要性，一般要到多年之后才知道，算文章数量与排名高下属无聊竞争，偏于鼓励产出形式上好看但时日的蹂躏会判为废物的学术作品。
让我先举国际摄影沙龙比赛为例，因为示范恰当。六十年前摄影作品的沙龙比赛在香港非常盛行，在国际上排名第一。一九五五至五七年我参与这些比赛约两年，学得不少摄影技术与构图等玩意。比赛成绩好的作品是美观的：构图工整，画面美观，技术一流。问题是参与这些比赛的作品一定要迎合评审员的品味，否则会落选，遭淘汰。当年我知道这种比赛很不对头，因为成功要迎合评审员的品味，自己的感情表达一律作废！有什么意思呢？一九五七年到了加拿大，在摄影技术上我达到的水平可以让我在多伦多当时最有名的人像摄影室作职业摄影师。但我知道国际沙龙的精美作品不能表达作者的感情，既没有深度，也少有新意，算不上是好艺术。于是尝试脱离沙龙的约束。然而，因为沙龙先入为主，这脱龙的尝试非常困难，我要搞了好几年，到一九六五年在洛杉矶才想出自己的处理光的法门。跟着是带起了南加州出现的摄影印象派。
相比之下，今天我见到的西方的经济学报，其发展与成果跟香港昔日的沙龙比赛相若：技术一流，文章格式工整美观，但内容究竟表达着些什么不好说。我认为今天技术一流的、发表于国际名学报的经济学文章，传世四十年的机会一般是零。这跟香港昔日的摄影沙龙比赛的佳作的命运一样。
沙龙比赛这项玩意不是香港的发明，而是源于英国与法国在十八、十九世纪期间举行的皇家学院或艺术沙龙比赛的传统。同学们想想吧，法国印象派名家的画作，今天动不动逾千万美元一幅的，当年被视为废物。大师如梵高、高庚、莫奈、塞尚等人，当时不是没有尝试比赛，而是一律失败。英国的艺术家的命运当时也类同。脱尔诺（J. W. M. Turner, 1775-1851）今天不仅被认为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画家，也有人认为是西方艺术史上最伟大的画家，在生时也与比赛入选无缘，害得他要带着一些徒弟助手，像开工厂那样画了七千张画，才可为生计。这样多产，今天脱尔诺的画价还是高到天上去，多多少少要归功于当年英国的皇家学院贬低他的作品。
结论是明显的。用增加竞争的方法来促长学术或思想创作可以有好效果，但如果那竞争的准则选择得不对，例如算文章数量与学报排名，加上墨守成规的评审制度，则会导致悲剧性的发展。判断一个思想能否经得起时日的蹂躏是非常困难的事，何况称得上是学术大师的一般没有时间评审，或是马虎处理。据我所知，美国的名牌学报的评审员往往是研究生或助理教授，没有能力衡量文章的传世斤两。这逼使写文章投稿的人重视文章的规格与技术的表演，走上摄影沙龙比赛的路，创意也就谈不上。有机会传世的思想，其起点往往近于发神经，骤眼看不知所谓，但有点难以形容的新意，有点灵气，需要有学问老到的人才可以看得出，然后想办法加以栽培的。
学术文章斗多、学报排名斗高下等沙龙比赛玩意，我在美国初出道时还没有出现。跟着出现，但西雅图华大的院长贝克曼与系主任诺斯分别对我说这些玩意与我无干。这样放我一马，传世文章就写得出来。
今天的中国，容许大学的不同学系选择办不办学报是容易的决定。可惜编辑的选择永远困难。让竞争淘汰不适者吧。但要切忌惹来沙龙比赛那种竞争。要记着，一篇可以传世二十年的文章，比一千篇传世不到两年的重要。
最后我们要问：中国的大学自由地办学报，要用中、英二语的结合来处理吗？我认为目前不要施行学报双语制，有三个原因。其一是英语的文字编辑目前在中国很难找到高明的。其二是西方的英语学报多得很，用英文下笔可以投到那边去。最重要可能是第三点：用中文在中国发表后，重要的文章可以翻为英语，改进一下，再把文稿投到西方去。据我所知，同样文章，用不同语文在不同地区发表是国际学术容许的。奇怪，一位内地的同学说西方的学报不考虑译作重投。是哪时开始的了？我同意不能算是两篇文章，但在经济学，E. E. Slutsky与Jacob Viner那两篇鸿文不是从外文翻为英语的吗？这些年西方的刊物屡有要求我把自己的中语文章翻给他们。不是他们不要译作，而是我懒得译。
（评中国的大学制度，之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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