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是个信奉自由言论的人。我的老师阿尔钦不是；我的老友科斯也不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的众多学生大搞「自由言论」（Free Speech）活动，为的是什么今天记不清楚了，阿师在课堂上直斥其非，劝导同学们不要参与这类活动。八十年代中期，科斯被纽约的媒体大骂，因为他说传媒的报导不尽不实，不知哪句是真哪句是假，可能假多于真。

我自己呢？从小给外人在背后闲言闲语，孰真孰假懒得管，我就是不喜欢这些干扰。今天老了，想到苏东坡的际遇，觉得自己的际遇其实不差。苏子云：「吾平生遭口语无数，盖命在牛斗之间……今谤我者或云死，或云仙。」

今天，地球进入了数码时代，我无从阻止无数的广告杀进家中的传真机——遍问也买不到应该是很容易设计的、除了指定的号码其他不能传来的那种，可见传真机的设计者的生意头脑有点问题。转到电话，我的太太无意间给了一位房产经纪她的手机号码，数以十计的其他经纪不断以楼盘骚扰！电脑的际遇更不幸，文章容许评论，广告泉涌是一回事，三级作品可说不得笑。为什么政府不管这些「自由言论」呢？

四十多年前我到台湾一行，蒋经国放开言论约束，晚上那里的地下书店的读物，一律把政府骂得天翻地覆。后来听说蒋先生把一些人关了起来，我没有跟进，再后来蒋氏谢世时被高举为伟人。我自己也写了悼文称赞他。这里提出蒋经国的例子不是建议今天北京也要大开言论自由之门。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做。今天是数码时代，有互联网，而中国的人口那么多，不难想象言论可以搞出乱局。黎智英的立场我是不同意的。

表达意见的言论应否受到约束是非常复杂的问题，管或不管或要管多少我真的不知道。问题是牵涉到学术的言论我认为不要管，一点也不要。我知道的经验说，从学术发展那方面看，言论的约束左右着思想，只要一个学者在思想时感到有点外来的沙石，其杀伤力一般很大。

在我来说，什么是学术言论什么不是不难鉴别，可惜有这种鉴别能力的人不多，是以为难。我可以容易地判断，因为在学术上我搞了五十多年。初入门的不容易，但我们要鼓励的正是那些要尝试学术创作的青年。因为这些青年不懂而约束着他们的言论，学术的发展不会搞起来。国家开放改革以还，北京当局对言论的约束为何我应该是天下第一老手了，但我竟然不知道，或不能肯定，自己久不久受到的约束是发生着些什么事！

一九七九年我发表了第一篇中语文章。一九八二年回港任职后，打算用中文论国家的经济改革，需要先考查一番，一九八三年的秋天才动笔，到今天写了几百万字。动笔之前我跟一位在香港新华社工作的、一九四八年我在佛山念书时的师姐说：「我是搞学术研究的，你们要我不说我可以不说，有时我会说错，但我不能说我自己不相信的。要我停笔给我一个口信就是了。」从那时到今天，北京上头没有干扰过我。这点我可以肯定。我是个想到什么就写什么的人，没有什么顾忌的。我的文章或言论曾经在内地受到干预吗？当然有，但这些干预却证明北京给我的干预是零！下面几个实例是清楚的。

例一：二○○八年我写好《中国的经济制度》，发表后，内地一家刊物要重印，要求修改数十处，我回应说一个字也不能动。后来在北京另一家出版社出版，他们接受我的条件，一个字也不改。例二：我批评新《劳动合同法》十多篇，其中好些下笔甚重，有一篇简直破口大骂，后来全部结集在北京出版，一字不删不改。例三：两次某些大学或机构约好了我去讲话，跟着被封杀，要取消，但在同时另外两家邀请我讲，听众无数。例四：我的《Will China Go Capitalist?》翻为《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此题是大忌，在内地被封杀，但我坚持的，过关。科斯与王宁合著的续集《How China Became Capitalist》却过不了关，终于翻为《变革中国》，非作者所欲也。

上述及其他好些例子使我意识到，我们不容易拿出证据，说北京上头干预学术言论，只是下面有些人自作聪明，或认为自己有封杀权力，作者不坚持或无从坚持（例如取消我讲话），就中了计（一笑），使人感到北京干预学术言论。这是大麻烦，不是小麻烦，因为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不容易有清晰的界定，被干预的范围于是变得模糊、广阔。一个年轻学者，为了饭碗逼着要左顾右忌，创新之见是不可能发挥出来的。

希望北京的朋友不要先杀我，因为我要在这里对他们细说「资本主义」这一词的意思，跟马克思与毛泽东理解的意思很不相同。我的阐释是源于费雪的《利息理论》，加上自己的引申。很不幸，今天从海外回归的名校博士没有几个读过费雪的原著，加上可能没有老人家当年的可以举一反三的功力，他们对资本的理解一般不到家。这里举「资本主义」一词为例，可以相当全面地示范约束学术言论的麻烦。

话说一九七九年的夏天，我收到位于伦敦的经济事务学社的主编朋友的信，说撒切尔夫人的办公室提出如下的问题，希望能得到一个学术性的答案。该问题是：Will China Go Capitalist? 我后来翻为《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读者要知道，capitalist可翻为资本家或资本主义，英语的格式是要这样问才有文采，不要用capitalism那么老土的。

为了回答撒切尔夫人办公室的提问，一九七九年的秋天我到阔别多年的广州一行，考查了几天，回到西雅图后，苦思与继续考查一年多，一九八一年写好的长文足以印成一本小册。今天看，这小册将会传世很久很久，因为我给问题的答案来得肯定：是的，中国会走上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的路！殊不知文稿寄给行家朋友后，他们的回应一律反对。只有巴泽尔给我一点鼓励，说他不同意中国会转向市场经济或资本主义，但我的理论完善之极，难得一见，不发表可惜。反对得最激烈的有两位：一九七九获诺奖的舒尔兹；一九九二获诺奖的贝克尔。

这些负面的评论阻迟了发表一年。另一个阻滞因素是我反对用capitalist这个字，认为北京不会接受。这个看法无疑对，因为该小册之名后来在中国频频碰壁！我终于同意英国编辑的坚持，认为capitalist这个字最恰当，而伦敦那边也同意把这个字放进引号中。今天我索性取消这引号，因为有没有这引号在中国碰壁的或然率一样！

实际上，说中国会走「资本主义」或走「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其意义是一样的，后者北京当时应该远为容易接受。当年我同意用capitalist这个字的原因，是在推理的过程中capitalist的内容比较丰富，在推断上比较精确。今天我有点遗憾，因为当时我没有澄清「资本」的含意与内容。这些内容当时我以为是不言自明的，只是后来才发觉就是美国的名校博士也不知道。他们一般对「资本」的理解，只不过是商业用的资产负债表中的capital。

「资本」的经济内容说什么呢？主要有三点。一、费雪之见，资本是资产使用时带来的预期收入以利息率折现而得的价值。二、没有利率无从折现，所以不会有资本，而利率的存在不需要有货币，也不需要有借贷，但一定要有市场。三、交易或讯息费用要够低，从而促成生产要素有价。有了这些我当时没有写出来的资本理念基础，我只看交易费用的转变就准确地推断了中国会走的路。

一个例子可以示范上述的理论架构的推断威力。当一九八四年见到合同工（即是雇主与工人签的工作合约）开始替代拿着铁饭碗的国家职工，我立刻公开说中国的经改不会走回头路。说我发神经的人无数！我怎可以错呢？当牛顿说苹果脱离了树枝会掉到地上去，然后以一些定律作解释，立刻被视为天才。我只不过是说苹果脱离了树枝下降时，不会回升到树枝上去，却遭人骂，可见经济学者的命运不是那么好。

为什么见到合同工的出现我会是那么肯定中国当时的经改不会走回头路呢？因为合同工是说劳动力在市场有价，而这个价带来的劳力收入，以收入的时间先后的不同价值来算利率，可以把未来的预期收入折现而成资本。是的，从费雪的理念衡量，从国家职工转为合同工，劳动的人变为资本的拥有者。走回头路要把这些新兴而又跟着无数的贫困劳动者的小资本废除。怎么可能呢？苹果不是脱离了树枝吗？马克思的理论不容许上述的推理，因为人或劳力的价值是资本要到三十多年后的马歇尔才提出；发扬光大要再等三十多年后的费雪。我只是凭着一点小聪明，引进合约与交易费用，把费雪可以看得通的问题弄得清楚一点。

想当年，为了要再证实自己对中国不会走回头路的推断，我到广州考查建好不久的一家大型宾馆，因为听到合同工在该宾馆最普及。结果是一九八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在《信报》发表《中国大酒店》。该文重要，今天转载于《新卖桔者言》。当时该酒店雇用员工三千零八十三人，其中来自香港的一百七十九人，合同工二千五百七十四人，临工（也属合同工）三百一十五人，持有铁饭碗的国家职工只有十五人。当时的经改若走回头路要杀很多人才可以办到（一笑）。

一九八五刚好是三十年前，把当时的宾馆工资与今天的相比，今天的上升了约二十倍。屈指一算，那是复息每年十一厘的增长率，但这可没有算进物价水平的变动。当然，只看一个行业作不得准，但数据可靠。

我希望北京的朋友能够明白，一个追求真理的学者本来就有着很大的苦处，而不容许他用这个那个词或字会有很大的杀伤力。像我这种喜欢独自魂游、不滞于物因而思想可以来去纵横的学者不多见，但也差不多因为几个莫名其妙的禁字而扼杀了一篇今天看将会传世逾百年的好文章。

最后让我回头说自己的文章在网上获得的回应，广告与污言之外，好些霸气十足的评论空洞无物，使我觉得这些青年不可教。西方当然也有这样的青年，但据说远没有中国那么多。可幸偶尔我也见到一两位的评论者显示着很不俗的思维，颇具灵气，使我恨不得自己当年多有这样的学生。我因而得到这样的意识：要搞起学术炎黄子孙有可为，但要走一段漫长而又艰巨的路。北京当局不大事改革大学制度，中国的学术发展不会有希望。

（评中国的大学制度，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