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不起是谁说过：读书不是要相信，而是要考虑与衡量。这至理名言是我作研究生时得到的警句，后来知道所有我敬重的学者都遵守。我曾经写过，当同学问阿尔钦老师某名家的某大作时，他会笑着反问：你相信该作说的吗？后来到了芝加哥大学，没有一个称得上是学者的不遵守上述的格言。施蒂格勒几番向我表达他对十九世纪经济学家李嘉图的欣赏，说李前辈在辩论时从来不把自己的观点加上任何分量，只要真理能找到，是谁找到的李氏不管。

后来到了西雅图华大，我们几位同事不言自明地遵守着上述的学问法则。要不是诺斯和我一九八二年一起离开，今天网上还有人提到的华盛顿学派（指西雅图华大）很可能大搞起来。

这就带到一九八二年我回港后发生的一个故事。当时香港的中学高考称A-Level，因为香港大学的经济讲座教授只有我一个人，该高考的经济试题与答案只能由我一个人主导。当然有其他助手，但话事权只落在我一个人的身上，不能推却。我跟当时的中学老师与教育、考试二局吵将起来，因为我坚持考试的问与答不可以墨守成规，只要学生能表达着他们懂得应用学过的经济理论或概念，答案怎样说改卷的也要考虑，就是违反了我建议的答案也有机会获满分。吵得厉害，害得我要开夜课，教中学老师教了三年。当时我的底线清楚：你要我为学生做牛做马无所谓，但干扰我怎样教与怎样考我不干。

香港的A-Level高考今天不在了。我主导了经济科刚好三十年，考过我主导的约四十万学生。这些学子今天在社会工作了，应该知道当年我逼他们想、逼他们考虑与衡量，是把他们的脑打开了。这里我要求香港当年要把我杀了的教、考两局的主事人，到网上去看看英语《维基百科》（Wikipedia）评论我这个老人家（Steven N. S. Cheung）在经济学的贡献，注意那第二段，说我怎样处理香港的A-Level经济，作出了什么贡献。事实上，香港当年在我主导下的中学经济学今天在西方有名，在内地也有名，只是外间一般还不知道，老人家再不管好几年了。

答案不能墨守成规不是我的发明。如下的真实故事可教。我敬仰的奈特（1885-1972）在芝加哥大学教了差不多一整生。有一次，一位他曾经教过的学生到芝大去接刚考完博士试的儿子。此君见到奈特出的考卷试题，发觉竟然跟二十多年前他考的奈特出的博士试题一样。正感奇怪，却见老了的奈特在走廊迎面而来，于是问：「教授呀，我儿子今天考的试题跟二十多年前你出的一样，难道你的学问没有长进吗？」奈特看也不看他一眼，擦身而过，喃喃自语：「试题一样，答案可不相同！」

这里要说一件我引以为傲的琐事。几天前第一次读英语《维基百科》，看完了自己顺便看《奈特》那项，后者说奈特影响了五个经济学者：科斯、施蒂格勒、弗里德曼、布坎南——这四位皆曾独自获诺贝尔经济学奖。最后一个与该奖无缘，那是史提芬‧张。真奇怪，他们怎会知道呢？说奈特的思想影响了我当然对，但在芝大时我只见过他几次，表达了感激之情，而在英语论著中我只提过他或他的作品几次——不少人提到他比我多，何况奈特是芝加哥经济学派的领军人物数十年，曾经教出的名家无数。无端端地数到我这边来，算是一个诺贝尔安慰奖吧。

做学问，我们追求真理，然而，除非是套套逻辑，天下没有绝对或永远对的真理。我们的工作是一点一滴地把已有的理论或概念改进，或把先前有不对的修正，希望增加用场，而事实的考查往往有失误，要一步一步地把事实的可信度提升。英谚云：太阳底下没新事。但不知道的需要发掘，获得的新线索往往要把图案再组合，得到的画面一次又一次地修改。这些是人类进步的原因，可能源于我们天生就有点好奇心吧。

四百多年前，在意大利，一个名叫伽利略的小孩子，在教堂内见到钟摆摇动，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按着自己手腕的脉搏跳动来算钟摆的时间规律，长大后想出了一个物体下坠的定律，自己拿着两个大小一样但轻重很不相同的圆球，爬到一个斜塔的顶上，让两个圆球一起下坠，证实了即使圆球的轻重有别，二者的下跌速度一样。伽利略这个定律跟当时的教会之见不同，教会把他关进狱中，让他死在那里。这让我们想到中国在文革期间，好些青年为了满足好奇心而说了一些政府当局不同意的话，他或她的下场我们今天不堪回首。俱往矣乎？我看只是有了改进。

有伽利略那个层面的智慧的人是地球上的稀有动物，我们不能期望在炎黄子孙中有着无数。然而，我个人的武断，是先天的基因我们不弱于意大利，而人口多了很多倍，或然率说我们久不久会出现三几个伽利略。一个都没有我们只能怪责人为的思想约束：我们是约束或左右得太过分了。

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出现在十四至十六世纪，说的是宗教逐步放宽了思想约束而出现了人类文化闪闪生光的一章。伽利略是文艺复兴后期的人，生长在另一个以挑战宗教约束而达大成的艺术天才米开兰基罗之后。是伽利略的运气：要是他早生二百年，教会不会让他爬到斜塔上面去。从历史演变的时日衡量，地球愈转愈快是没有疑问的。昔日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搞了三百年，今天中国开放改革的速度快了十倍！我们的人口那么多，为什么还没有见到一个伽利略或一个米开兰基罗呢？希望北京的朋友能客观地考虑这个问题。

思想创作任何人都可以尝试，但这种创作需要的条件多而特别，有可观成就的人很少。另一方面，思想本身是共用品，卖不起钱，像爱因斯坦那样的天才，没有政府或私人基金的资助，生活不会好过。生活得好的有钱人家，一般用不着思想创作。问题是一个社会如果没有一小撮在思想创作上有成就的人，社会的经济发展会走进一个死胡同，早晚会受到严重的局限约束。

说过了，我们很难挑选一小撮人搞创作，其他的不搞，因为我们很难在事前作判断。以我自己为例，少年时中学读不成，到父亲的商店学做了几年生意，到美国进入大学读本科时近二十四岁。急起直追，学分拿得快，三年后获硕士时我还没有打算走思想创作的路。当年的同学一般跟我一样，进大学只是为了可以找到一份比较舒适的工作。我是在进入了研究院、修完了理论课程，不能再修，转作旁听赫舒拉发的课，提问语惊四座，害得赫师奔走相告，跟着其他教授也认为我走思想创作的路有机会走得很远，我才想到以教授、创作之职为生计。那是一九六二年，到今天五十三年搞思想创作没有中断过，不可谓不是识途老马。虽然少年时街头巷尾的玩意我无一不精，但思想创作需要的是另一回事。挑选创作人材，在我二十七岁之前没有谁会选中我。

我自己的经验说，要写出一些足以传世的文章，不需要很高的智商，但不能没有不俗的想象力。一定要没有成见，要不断地衡量与考虑。对问题的思考持之以恒重要，但任何琐碎的沙石左右着思考都会有很大的杀伤力。经验说，应酬文章或被迫交稿，传世的机会一律是零，我因而很少写这类文章。

这就带到内地的大学，本科生一定要修几科思想政治课。不管题材是什么，这些课程给我的印象是要学生相信，不让他们考虑与衡量。教毛泽东思想，教马克思思想，学生说他们错不容易及格吧。我不反对设立这些科目，但认为应该属选修而不是必修，而更重要是不教相信，教考虑与衡量。我很喜欢毛泽东写的词与书法，但很少拜读他的论著，这里难作讨论。马克思呢？他的《资本论》我读过。要我在大学教马克思的思想我绝对可以，会教得好，学生会获益，但我认为应该是选修而不是必修科目。

我会怎样教马克思而使学生获益呢？有三方面。第一方面，教资本的概念。我会带学生从斯密到李嘉图到马克思到奥国学派到费雪走一程，沿途分析哪些是贡献哪些是缺失。资本概念的演变很有趣，我会解释为什么在不同的社会环境下不同的大师会对资本有不同的看法。

第二方面，教剩余价值。我会细说马氏这个概念的几个不同的阐释，解释为什么范杜能推出边际产量下降定律之后马氏的剩余价值观出现了问题，最后我会引进我敬重的鲁宾逊夫人试图挽救马氏的剩余价值与剥削劳力的精彩分析。

第三方面，我会引进熊彼得与曾经是他的助手的Paul Sweezy对马氏理论的深入之见。熊彼得同情马氏，而Sweezy则是支持马克思理论最有力度的人。后者一九四六年出版的《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是重要作品，高举马克思，这本书我今天还保存着。一九六三年之后，我没有再跟进这发展，因为受到卡尔纳普的影响，在经济学上我选走有公理性的需要验证假说的路，认为较有趣。马氏走的是历史演进的路，也很有意思，我曾受教于史高维尔。

上面提出的我会怎样教马克思有一个困难，那是马氏的学说不容易有一个可靠的浅释，要教得相当深。教得深，说马氏这里那里错不怎么样——爱因斯坦也曾经犯过大错。记不起是谁说的：从一个伟大脑子的错学得的，远比一个小脑子的对优胜。但如果把马氏的思想浅释——例如我在同学中听到或一般读物读到那个层面——就显得很有教条的味道，同学被教要相信。这对学术的思想发展非常不利。

说实话，我认为内地的思想政治课在昔日可能有用场，但时移势易，今天的中国再不需要了。两个原因。其一是今天的中国经济出现了奇迹。我在《中国的经济制度》解释过，中国的经济制度优于西方，虽然还有好些方面要改进，整个地球没有谁不同意中国这些年的发展是个现象。是中国人自己搞起来的，不要把功劳推到马克思那边去！第二方面，西方的民主政制与市场经济的配合显然出现了问题。十多年来，西方的先进之邦搞得一团糟：贫富分化愈来愈严重，天才设计的金融制度弄出一个大头佛，这个那个国家说可能破产，利益团体不为瓦存，有宗教之战，也有原则之争，于是烽烟四起，这里那里满目疮痍。欧洲有两个民主国家的失业率持久高企于百分之二十五以上！不管什么是因什么是果——天晓得——我认为中国要走自己的路。今天走自己的路，从西方吹到中国来的沙石是减少了。我不懂政治，但认为不要再让思想教育影响创作。

还是回头说学术吧。今天内地的大学生必须修的思想政治课跟香港曾经大吵大闹的国民教育类同。二○一二年十一月六日我发表《国民教育与艺术文化》，建议香港推出教中国的艺术文化来替代国民教育，网上读者甚众，全部大声拍掌，可惜这建议到今天还是石沉大海，显示着老人家斗不过利益团体也。

从网上大家知道习近平先生写诗填词，也爱书法。老人家的诗词本领恐怕斗不过习大大（一笑），但研习书法多年，跟他比赛后者或可挽回败局（再一笑）。我因而知道，习先生对中国文化的认识有一定的厚度，知道中国的文化是一个庞大无比的金矿，还要不断开采。他会同意中国的青年认识自己的国家的文化（尤其是艺术文化），会染上不容易摇动的归属感，而爱自己国家的文化是爱国的定义了。习先生可能忽略的，是今天懂得一点中国文化的青年，可以应酬几句的，在市场很值钱，不仅在中国本土如是，在西方更如是。两个所有其他本领与条件一样的青年，一个懂一点中国的文化，另一个不懂，求职找工作，前者会被优先取录——在地球上任何一个角落皆有这样的优势。

结论是明显的。今天，内地的思想政治课可以教可以不教，要教应属选修，不属必修。听说好些大学的政治课见学生少上课，老师以讲时事、「打松分」招徕。若如是，撤销算了。但中国的艺术文化课程一定要用心整理，不断改进，我支持以必修科的名堂推出。人类历史上只有中国有那样的文化厚度，牵涉到的学问既湛深也有趣，应该隆重地处理吧。要有一科是综合性的，教一年，必修。

所有科目，不管是选修还是必修，老师教考虑与衡量，不教相信。

（评中国的大学制度，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