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事有所感慨

我认为除了解释行为或现象，经济学没有其他可取的用场。可惜经济学的传统对解释现象没有多大兴趣。六十四年前施蒂格勒在一篇很长的鸿文中大声疾呼，其实是破口大骂。可能跟施兄有关，经济学大约有二十年走解释的路走得有点看头，影响了我。施兄学富五车，文采冠绝行内，可惜他写的解释市场现象的文章，因为对事实的细节知得不足而频频失误。我在《经济解释》中直接或间接地修正了他的很多分析。这里我要表达我欠着他。

为了要近距离观察中国，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职，遇到的学术环境彷佛是从天上掉了下来。实地考查的习惯被指为不务正业，用中文下笔被指为不是学术，英语文章发表不需要通过评审被指为因为朋友关系，不能算。是的，有一年，香港某政府机构设立一个委员会来评审大学教师的学术水平，我拿零分，是个纪录。（奇怪没有公布，而该委会跟着被撤销了。）对这些责难我当年怎样回应很搞笑，这里不说为妙。

自由发挥是文章传世的原因

西方的朋友可不那样看我。一九六九年的春天，我跟科斯一起驾车从温哥华到西雅图，途中他说我有机会成为另一个马歇尔。他知道我已经接受了西雅图华大的合约，认为我留在芝大发展会较好。今天回顾，选华大不一定错。当时初出道，到了华大三个月那里的大教授们一致投票通过要升我为大教授。不是我要求的。名头对我毫不重要，重要是当时的系主任诺斯与院长贝克曼分别对我说，我不需要发表任何文章，教多教少与教什么科目，一律由我自己选择。留在芝大他们也会给我同样的自由，但那里的气氛过于紧张，对学术研究过于重视，不会适合我这个喜欢独自遐思的人。

在除了思想什么都可以不做的环境下，七十年代我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有七、八篇今天还传世，还有人引用，在不少大学的读物表还可以见到。为了应酬而写的不成，研究金指定要写的特别题材不成，被迫而写的更不成。但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动笔的，传世四十年以上的命中率近于一百分。巴泽尔为此啧啧称奇。如果当年我的创作际遇是今天中国内地的大学的环境，我不可能写出一篇足以传世两年的学术文章。

当年在华大，诺斯、麦基与巴泽尔三位认为我是他们知道的一个可以全面革新经济理论的人，加上这些年科斯屡次要求我把他称为“好”的经济学在中国再搞起来，我见自己无所事事，就尝试搏他一手。其实我也想知道自己可以写得出的最好作品是怎么样的。我可没有想到，经过了十四年《经济解释》终于写完。因为《解释》的深度与重量远远超过我在华大时的所有作品加起来，历久传世应该不用担心，虽然我不会见到。

《解释》在中国的前途

《经济解释》可以把科斯要求的“好经济学”在中国搞起来吗？够“好”应该没有问题，因为今天的《解释》比四十多年前科斯说我的好经济学好很多。难读得懂是问题吗？同学们一般说难，非常难，但最近翻阅几篇为这次会议举办的征文，我有机会见到的，皆显示着作者读《解释》的理解不俗，而一位名宋础良的同学是读懂八成以上了。础良攻数学，却读懂全不用数的《解释》，显示该作不是那么深奥。从海外回归的后起之秀呢？他们多半不会教《解释》，因为内容跟他们从西方学得的合不来。但他们不会反对学生读《解释》，作为课外读物学生可跟老师教的比较一下。

我认为变化多、用场广的经济学不容易在今天的中国搞起来，跟其他需要多用想象力的学问一样，主是因为中国目前的大学制度。授课考试公式化，教职高下数文章，写论文讲规格，学术气氛尘下，思想、言论有框框无数。这样的环境会压制着像我当年那种思想飘忽无常的学生，学问上的争议与思想的冲击因而不能在同学与老师之间搞起来。是的，今天中国的大学，不会收容像我当年那样的学生。别的不说，什么高考或公开试我不会考及格。这些试要求的答案是老师们认为是对的，我不会猜中是些什么！

另一方面，我认为对《经济解释》的前途最有利的，是神州大地的父母会重视大学的老师教他们的子女这本书。可以解释市场运作、可以推断经济发展的学问，不可能没有广泛的市场价值，父母们不会不知道。不需要把《解释》学得很深入，只知大概对世界的看法当会不同。这是有实用性的经济学的主旨了。

午夜思回，我为这些年见到那么多比我聪明的中国学子，进入了大学脑子就开始硬化这个现象感到悲哀。我是过来人，身经百战，知道教育制度要怎样改进才对。但我不要参与任何争议，何况我早已不是科斯说的那样年轻了。我因而想到，这次讲话我要把《经济解释》的创作历程写出来，好叫关心教育青年的朋友知道争取学问与追求真理需要有怎样的环境。

我曾经写过几次关于自己求学与研究的经历，但这次我藉浙江大学举办的学术会议，相当深入地申述了我在经济学上的贡献，拿得出一本重逾三斤的《经济解释》作为证据。

（五之五‧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