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公老弟鼎鸣七月十九日在《信报》发表《中国应严厉打击学术腐败》，是做过功课才动笔的文章。该文指出神州大地学术腐败成风：抄袭、冒牌、研究弄虚作假、论文枪手生意滔滔。没有理由怀疑他的报导，问题是如果这些「腐败」行为一律清理得一干二净，中国的学术会搞起来吗？赌搞不起来我敢赌身家。

鼎鸣老弟是把问题本末倒置了。学术发展的气氛能成功地搞起来，上述的「腐败」不打自散。学术气氛搞不起，管制得怎样严谨也不会有作为。印名头，数文章，论学报，大学的君子们不是为了好奇心而做学问，不是为了兴趣而追求，只是为米折腰，或为米出术！这样，在国际学报上发表无数文章，篇篇不「腐败」，写得规格井然，但味同嚼蜡，没有令人惊喜的新意，缺少了启发力，传世的机会是零，有什么意思呢？

在学问争取的历程上我比鼎鸣老弟早出十多年，享受过大约十年的西方学术的黄金时代。越战开始后不久一切都在变，变得快，到了七十年代后期，先进如美国，学术气氛是明显地减弱了。想当年，无论在母校洛杉矶加大，或长滩大学，或芝加哥大学的几个学院，或七十年代初期的西雅图华大，同事之间坐下来谈的一定是学问上的话题，学生进入教授的办公室一定是要研讨学问。这情况跟我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后遇到的是两回事。神州大地的现代学术发展起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受到的外间影响是坏影响！

当年在美国，衔头不重要。我自己差一点因为要多付五十美元而不拿博士文凭。一张纸要来作什么？当时《佃农理论》写好了，没有谁管我是不是「博士」。芝加哥大学邀请我到那里时，作为系主任的夏保加说得清楚：有没有博士不重要。当时芝加哥经济学派的一个重心人物——戴维德——不是博士，学士不是念经济的，只发表过几页纸的文章。我拜服戴老是远在到芝大之前：一九六三年初听到老师阿尔钦介绍戴老的捆绑销售的口述传统，着了迷，启发了我三年后动笔的佃农理论。一九六八在芝大，科学院的院长基尔?庄逊对我说：有没有文章发表不重要，重要的是思想有深度，以口述表达出来也是可以的。

想当年，从来没有人问及我求学时的考试成绩：找大学教职主要是教授或同事们的口头推荐。也是作学生时，选修科目不需要管哪种科目有较佳出路。选自己有兴趣的，也选教授的学问斤两。这一切后来逐渐转变，七十年代后期转得快，八十年代中期起，什么学术云云不知从何说起。如果六十年代的学术气氛像今天的，我不会选走学术的路。

我说的学术——鼎鸣老弟关心的学术——主要是思想的发展。通常是抽象、软性的学问，产出的作品一般没有直接的市场价值。学生出钱求学是学怎样思想。薪酬不足道，学者的回报主要是好奇心的满足感，同事之间的互相欣赏，以及有机会传世的骄傲。这里说的思想是概念、理论、假说、验证，要讲深度，论新意，重启发。大学是为了这些学问而设的：本科教基础，研究院学创作。不限于实证科学。当年读历史，读艺术，有道的老师教概念，教理论，所有学系都归纳在哲学的范畴内。知识理论与逻辑、伦理等皆属哲学系的教材。当年大家知道哲学系最难读，也最受尊敬。今天，一个哲学大师是不容易找到饭吃的！人浮于事，为米折腰，换来的是没有谁再纯从兴趣来处理那些没有直接市场价值的思想作品。我不怀疑鼎鸣老弟对今天的味同嚼蜡的所谓国际名学报的文章比我重视得多，但老实说，如果当年的学报题材与趣味像今天这样，经济学不会有我这个人。是他们遗弃了我，还是我遗弃了他们呢？是二者的合并吧。

不久前在芝加哥大学举行的一个研讨会中，参与的朋友传来两项使老人家开心的信息。其一是诺斯三番几次对人说，经济学他从我那里学得最多。是陈年旧事，记不起是他教我多还是我教他多。可以肯定的，是如果当年的经济学像今天这样，地球上不会有诺斯这个人，更勿论他的诺贝尔奖了。当年在华大，诺斯与巴泽尔从来不问我有没有文章发表，也不问我教什么，只是每隔几天问我在想什么。他们站在旁边不断地拍掌，鼓励我写下些今天还有人读，还常被引用的文章。如果当年我要受学报编辑或评审员的气，这些文章不会写出来。说得清楚一点，我当年的英语文章是同事们拍掌拍出来的，所以今天还传世。

芝大研讨会传来的另一个信息，是一位参与的朋友说，听到的评语是新制度经济学推我这个老人家为首。是卖不到钱的学问！是相对的，我跑出主要因为没有几个人真的跑——没有几个重视真实世界的局限——而我是加上得到中国经济改革的启发。说过了，回港任职后转用中文动笔是对的选择，可以写得多，写得快，可以更为自由地发挥，有了思想发展的大概才有系统地回头整理。后者是今天老人家的工作了。

今天回顾，我的中语文章比英语的约多四十倍，更为粗略的估计，学问思想的贡献约三倍。几位知情的朋友认为，只要神州继续再起，有朝一日中文在国际上受到重视，找老人家的抗衡对手老外要回到斯密那头去。一九八一年我不是准确地推断了中国会走的路吗？以中文动笔不是有先见之明吗？以中文动笔不算是学术是香港的有趣发明，但也只不过是为米折腰的无聊玩意罢了。说不出一句有启发性的话，用什么语文动笔也同样无聊。腐败要怎样算才对呢？

历来欣赏中国人的天生基因，佩服中国诗人的想象力，惊叹中国的古文化。论思想，孔夫子那个时代了不起。后来学而优则仕的发展提供了一个管治成本低廉的制度。这制度对工业发展不利，加上西方入侵带来的悲剧起于鸦片战争之前。二百多年的风风雨雨，代价或成本无疑庞大。今天，中国的经济奇迹使举世哗然。历史成本再不是成本，我们要向前看。

说过了，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古文化可以在凋谢之后回头再起。这样看，中国最大的奇迹不是经济发展，而是一个庞大无比的古文化正在复兴。关键问题是：如果中国的学术像今天那样，搞不上去，正在复兴的文化早晚会再倒下来。历史的经验说，文化的兴起要靠经济支持，而文化不振大好的经济发展不会持续。学术发展是文化发展的命脉所在。

对教育与研究的资助，北京是慷慨的。困难是中国的学术思想发展的成绩有很大的一个问号。雷鼎鸣指出的腐败现象，是失败的效果，不是原因。远的不易考查，我认为北京的朋友要好好地研究一下英国及美国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术制度，选几间有大成的学府为范。这些年中国引进西方的经济制度或政策频频失误──中国的经济发展有成主要是靠自己想出来的制度或政策。学术上，引进西方七十年代后期开始的数文章、论学报的准则是错误的选择。我认为早一段时期西方的学术制度，择其善者而效之是明智的。就算完全不考虑西方曾经有过的上佳学术制度，发明自己的总比今天抄过来的为上吧。

回头说上文提到的上世纪中叶西方的学术桃花源，可不是个仁慈的地方。当时的学术有英雄，也有败将，而好些学府之内勾心斗角的行为时有所闻。学术竞争也有代价。这是后话，按下不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