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07年那个起草《中国的经济制度》的夏天，我还没有完全认识到，我所相信的最为高效的经济体制会很快受到威胁。当时有一些危险信号：大体上，北京在不断增强对中国的县级管理。这一情形在2008年初戏剧性地发生变化：新劳动合同法出台，南方城市东莞在强力推行它。这个被认为是世界领先的制造中心之一的城市，在经济上垮掉了。许多东莞的工厂被迫将产品生产转让给个体和小工厂，雇佣关系因此变得模糊，一些地方回到了英国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前所流行的散工制；而其他工厂无非也只能放弃。从2008年起，东莞不再有过重大的国外投资。

　　今天，新劳动合同法不再严格执行。在一些地区，政府宣称这一法律已经有名无实，以此来为投资者提供刺激。但新劳动合同法在形式上依然存在。

　　这一幕展示了今天的中国与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之间显著的对比。曾经那样高级别的官员也会公开承认政策的失误，如今，这样的话已不再听得到。

　　腐败问题急剧凸显，不是因为体制的固有缺陷，而是由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巨幅增长的政府支出引起的。任何地方的官员都乐于花费公款，而金融危机给了北京这样做的一个坚定的理由。危机不会在重大程度上危及中国，我是同意这一预测的少数派。

　　2008年11月18日，我指出，只有对于已经交付委托的公共项目，提前实施它们才会产生权宜有利的效果。两周以后（2008年12月2日），我警告在这一情景下不顾后果的金钱支出会是灾难性的。然后，2009年的3月20日，我建议北京应该停止疯狂支出。全都没有用！

　　中央政府支出巨大，致使地方政府直接或间接地被鼓舞，支出了更多。准确的总额不为人知。各种估算显示，在这个五年的的周期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在各种项目中花费了3到5万亿美元。这样一种支出滋生了腐败，主要是因为它鼓励了从承包商那里获得的不法的回扣。

　　在正常的市场操作中，这些应该被当做是正当的佣金，但在回扣这种情况下，这些数额都被隐匿了。即使是保守估计：“回扣”占3万亿美元中10％的份额，那也是3000亿美元。政府项目资金在手，给予和获得这样的份额是容易而且是诱人的。

　　但公平地说，我并不相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政府资金如此大量地从一架巨大的弗里德曼直升机上倾洒下来的时候，能够防止急剧增长的腐败。据报道，腐败在印度也在攀升，欧洲也是如此。印度、欧洲都不曾经历中国这一量级的政府项目支出的急剧增长。

　　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我曾写道，高速公路在中国一年的建设长度，足可以跨越整个美国。这个速度很快翻番了。的确，每年有数百条隧道在以何种速度开工！据说乘坐从广州到武汉的高铁，人在隧道里度过的时间要比天空下度过的时间还多。

　　在这样的建设热潮下，中国仍然还有一些可取之处。在其他国家，当发现腐败时，一个项目很可能半途而废，而后花费更多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在中国，当腐败被报道时，这些项目通常都已经完工。不只是完工，它们被漂亮地建成了。高铁极度舒适，新的机场壮观惊人。我没有勇气告诉我北京的朋友们，没有这些非法的回扣，我们看不到这种异常的项目执行速度。

　　显而易见，凯恩斯乘数效应理论失灵了。这是因为，投入被从有直接市场价值的产品生产与服务中抽离了，而项目投资只能保证带来未来的收入回报。由于挤出效应，工资已经明显的增长；但投资却几乎不能带来任何即期回报，以偿付企业建设的租金部分。在这种情况下，项目投资的乘数效应必然会低于政府简单地把钱发给街上的男人女人去消费。

　　中央和地方国债无疑在飞涨，而现在每个人都在猜，那些“被漂亮建成”的项目是否可以带来满足费雪条件的结果，并产出积极的净现值。毫无疑问，高速铁路正以其高铁速度在建设，但比较一年之前的情况，我发现票价收入还不能补偿运行支出，更不必提利息费用。因此总债务继续增长。

　　我的直觉是，在适当的时候，中国会从这些债务负担中成长起来。很多人则持相反的意见。几个晚上之前，我看到一位聪慧的中国女士接受BBC的采访。她显然对中国的事实与数据很在行，而她的观点是，中国走出泥潭在数学上是不可能的。

　　其实在数学上，这种情况有可能发生。然而压在民间借贷上的压力使得真实利率在如此长的一段时期内，以超过5%的速度增长，企业倒闭速率达到了警戒点。因此出现了这样的矛盾：自从2008年世界经济危机以来，在全球经济里表现出色的中国，同时也是全球股市里表现垫底的国家之一。

　　2009年前后，为了刺激整体的经济增长，地方政府开始操弄经济数字。北京方面对这股数据通胀的风气心中有数，尽管不清楚具体夸大了多少。如果有人问我这个问题，我不会马上做出猜测，因为从人均来讲，中国经济增长率的表现还是很正面的。

　　正是中国的地方分权系统导致了夸大现象的产生。近年来，经济增长率被高估，但在前几年，它又被低估了。综合来讲，我认为中国的总收入和总资产仍遭到低估。毋庸置疑，是经济发展让中国变得强大。

　　我在《中国的经济制度》里提到了现有制度需要微调。具体来讲，就是要改变和完善县一级的财政收入分配机制。我主要考虑了两点：

　　第一是收入和分配的不对称。这种不对称经常违背合理的解释。很多县一级的地方官，为当地做了不少事，每个月的收入却只有区区几百美元。我认识其中一位，他为当地某个招标的项目拉来两百万美元的投资，但从这个项目开始到结束，他的月工资只有一千美元。因为该项目没有外部投资，所以作为主管领导的他，也拿不到经济上的奖励。

　　第二问题是，一般有外部投资才有这种奖励，但有没有外部投资，主要是看政府有没有提供低价土地吸引资方。随着闲置土地减少，这种经济奖励也会减少，不管当地官员为了做成这个项目花了多少心血。经济的快速增长让那些更有吸引力的县将要或者已经耗尽了当地的土地资源。

　　2013年夏天，我给一群县级官员做讲座。讲座重点关注了分配和收入的不对称，以及土地资源一旦短缺会带来哪些后果。我的观点是尽管要解决这些问题很困难，但把县合并后公司化或许是条活路。英格兰和美国有很多公司化的城市，但在中国要做县域竞争公司化会困难得多，因为合并必须以纯粹的经济利益为目标。当听我讲到北京方面应该考虑这种可能性时，台下的听众都很兴奋。

　　中国的经济前景，在我写这篇后记时，看起来不大好。我不是个严重的悲观主义者，因为中国共产党已证明它有做实事的能力。现在，北京正忙着以前所未见的力度，落实新一轮的反腐行动。据我所知，上文讨论过的一些曲折的经济问题，目前还不是相关部门考虑的重点。但不久，他们会有所认识并采取行动。

　　我主要的担忧是：尽管跟过去十年比，中国现在的特殊利益要高得多，但我至今仍然没看到那些掌管中国经济的人，对目前运行的经济制度找到了感觉。要制定良好的经济政策，这种感觉是必要的，远比什么模型、模式的知识重要得多。

　　在中国，2001到2007这些年见证了历史上最壮观的经济起飞。这样的发展，给许多专门讲经济增长的理论提出了质疑。很遗憾，缺少确切的数字使得本书没能完成预定的经济分析任务，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约有一半的劳动力处于流动状态。那段时间我正好在国内，因此有机会认识了一批投资人和官员，他们都十分大方地与我共享信息。这些披露的信息都十分了不得，是几辈子才会遇到一次的事。■

　　（作者按：2008年我以中英二语在香港出版《中国的经济制度》，2009年在北京再版，今天西方某刊物要刊登该长文的英语全文。苏子云：曾日月之几何而江山不可复识矣！为此，我用英语补加一个后记。）

　　本文由参差计划王登丰、赵蕤诗翻译，未经作者审阅，英文原址：http://zhangwuchang.blog.caixin.com/archives/71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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