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常按：本文是《经济解释》卷四《制度的选择》第七章《一蓑烟雨任平生》的第一节。）

感谢老师阿尔钦。主要是他的教诲与影响，在经济学上我集中于解释行为或现象那方面。屈指一算，那刚好是五十年前开始的了。专注于解释现象之前，在研究院的两年中，我花了几个月时间研读福利经济，知道是浪费时间的无聊玩意。更多的时间是用于学习技术。从考试成绩那方面看，我的「技术」冠于同窗，但除了写《佃农理论》及两三篇文章，这些苦学而得的技术后来很少用：认为不需要用，或懒得用。

施蒂格勒胡说八道

在美国任教职时，我有一位天赋很高的学生，被施蒂格勒赏识，邀他到芝加哥大学去，希望该学生能多学数。此子问施蒂格勒：「数学于经济真的是那么重要吗？」施大师回应：「只有蠢人才会这样问！不用数学而还能站得住脚的经济学者只有科斯、阿尔钦、张五常这三位，你认为自己可以挤进去吗？」胡说！我不认为施兄本人的数学怎么样，更不认为他的老师奈特的数学怎么样，而当年他高举的两位芝大首要人物——科斯与戴维德——从来没有用数。我们不需要提到施蒂格勒永远跪下来的斯密了。

不要误会，我不是鼓励同学不要学数。今天，一些值得读的经济学文章，某些不懂数学的人读不懂。另一方面，某些问题某些人不用数推不出答案。数学于经济的重要性显然是因人而异的。阿尔钦懂数——我见过他有一篇没有发表的满是几何图表与方程式的文章——但他发表的文章差不多全不用数。我的另一位老师——赫舒拉发——很喜欢用数。赫师多次对外人说我是他教过的最好的学生，我也从来不否认他教我很多，这使当年西雅图华大的同事啧啧称奇：怎么赫舒拉发可以教出我这个少用数的学生呢？

巴泽尔猜错我的思考方法

奇怪，赫师与阿师从来没有叫我学数。一九六九年到了华大，初出道，本想多学一点数学了，但同事巴泽尔和麦基皆认为我不要学。他俩的观点一致：既然不用数我可以想得那么过瘾，创意予取予携，转用方程式我可能改变了他们认为是难得一见的思考方法。巴泽尔曾经在文章中说我的思想方法既有系统，也可来去自如。其实不是。我是胡思乱想，但想得快，碰到有趣的就停下来多想一下，如是者一点一点有趣或有关的累积，堆堆砌砌，过了一些时日一个题材的整幅画面就浮现出来了。一幅往往要砌长时日，多幅画面这里砌一下那里砌一下，久不久会有一幅完整的浮现出来。十三年前写三卷本的《经济解释》与四年前再写今天的四卷本，我是刻意地等待很长的时日，有了多幅画面，才一起组合处理。

是的，胡乱的思想，这里一滴那里一点，初时溃不成军，仿佛一片一片的叶子在水上飘浮，但不要管，继续想下去，过了一些时日好一部分的叶子会自动消失，余下来的会在飘浮中凝聚，再想下去凝聚的面积会扩大，跟着自己有点冲动，要动笔把一个题材的整体写下来。我写《公司的合约本质》就是这样一点一滴地累积了十三年，其间当然还有好些其他题材的叶子或浮或沉地变动，哪一组先凝聚到自己感到冲动的就先写哪一篇。有时我会让多组飘浮着的叶子凝聚，画面变得庞大，动起笔来很困难。好比事隔十年从头再写这卷《制度的选择》，我集中思想与动笔用了整整十八个月，章与章之间有时要休息数十天，写到《国家理论》那一章累得考虑放弃，最后还是天助我也。

很明显，上述的思考方法不应该用数学方程式从事——强而用之不是不可以，但不可能想得像自己胡思乱想那么快，变化更不可能有胡思乱想那么多。关键是想者要很客观，取与舍要知所适从，有些自己想了很久、认为是精彩的论点，在合并不起来的情况下要割爱。

经验上，好些得到满意答案的问题是可以用数学再证实的。初出道时我喜欢久不久这样做，但后来懒得再用数证，认为是多此一举。我从来没有遇到过想通了的问题数学会证为错。数学证为对是逻辑对，但逻辑对内容不一定对。我认识一些行内朋友说不用数他们不能想经济问题，那是人各有法，但我知道行内数学天赋最高的阿罗，初想时不用数。

从物理学惹来的祸

在自然科学上，用得最多数学的是物理学，其他的不多用。我们不容易明白为什么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今天用数学的频率不亚于物理。多用方程式不一定是败笔，但我认为灾难性的发展，是经济学者把物理学的「均衡」理念搬到经济学那边去。物理学的均衡是指物体的静止状态，或者是物体进入了有规律的动态，一律是可以观察到的现象。然而，经济学的均衡只是一个概念，无从观察，不是真有其事。我曾经提到，一九六九年科斯向我建议，均衡这个概念在经济学应该取缔。我回应说可以挽救，但经济学者一般不明白，经济学的均衡不是真有其事，而是指有足够局限条件的指定，因而可以推出可以被事实验证的假说；反过来，不均衡是指没有足够的局限指定，推不出可以验证的假说。科斯当时很满意我给经济学的均衡阐释。灾难还是出现了：经济学者以为他们的「均衡」是真有其事，可以见到，于是把很多的无从观察的行为术语大做文章。

我提出的从验证假说的角度看经济学的均衡源于老师阿尔钦与普鲁纳的教诲，加上自己的一些想法。至于「不能观察则无从验证」这个多年来我奉之为验证假说的座右铭，则是源于一九六二年在普鲁纳课后我跟他研讨了十多分钟得到的启发。写博士论文时很想找普老师再深入地求教这个话题，但当时他已经离开了加大，之后有几次机会他和我都安排不到时间。普鲁纳是个伟大的经济学者，可惜他的思想因为逻辑过于严谨，变得有点曲高和寡了。

瓦尔拉斯空空如也

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施蒂格勒与弗里德曼皆对我说那大名鼎鼎的瓦尔拉斯的一般均衡理论没有经济内容。当时我已经知道瓦氏假设交易费用是零是否决了自己的方程式，但要到好些年后我才意识到，「没有经济内容」应该是指「无从观察因而无从验证」。

一九六九年我发表《合约选择》，提出「卸责」（shirking）这个话题，发表后几个月我知道是走错了路向，但阿尔钦与德姆塞茨一九七二年发表的大名文章却以「卸责」为主题，触发了后来威廉姆森的术语创造与博弈理论的卷土重来。

斯密的忽略

我认为博弈理论今天在经济学的盛行是源于斯密的忽略。斯前辈精辟地分析了人类自私给社会带来的贡献，但忽略了人类自私给社会带来的祸害。这里的要点是我们无从以卸责、勒索或机会主义等无从观察的行为术语来推出可以验证或有机会被行为推翻的假说。我自己的选择是引进原则上可以观察到的交易费用的转变来解释人类自私给社会带来的祸害。不容易，但可以做到，因为交易费用的变动的高或低我们可以排列。处理交易费用转变的法门我思考了多年，不断地观察，今天达到了得心应手之境。同学要学不容易，但我已经把自己所知的全部写进四卷《经济解释》，同学反复地读，细心地想，多到真实世界观察，不需要花数十年会胜于我。

传统基础变化验证

世界复杂，以复杂的理论解释复杂的世界，成功机会甚微。我们要用简单的理论。然而，因为世界复杂，简单的理论要用出复杂的变化才有可为。我认为后者是不少同学认为《经济解释》难读的主要原因。我已经尽自己所能写得浅白，但毕竟从简单理论推出的变化层出不穷，同学们不习惯不容易跟进。同学们要记住，整套《经济解释》没有一处是脱离了传统经济学的基础。正如一九六七年老师阿尔钦给我的《佃农理论》的评价：「你的理论半点新意也没有，只是你能用出变化，也变得对，前人写该理论都变错了。」

从卸责、勒索、机会主义等无从观察的理念引发出来的博弈理论是说故事，一般可信，但怎可以验证呢？当年我要再找普鲁纳老师只是要再问简单的一句：「如果一个理论假说的验证含意是：甲的出现会导致乙的出现，甲与乙是否一定要真有其事，原则上可以在真实世界鉴定是存在的呢？」我自己的答案是肯定的。无从观察的行为故事可信，而我自己为了增加讨论的趣味性也偶尔说一些这类的故事。但实证科学的建立一定要基于验证，转到那边我们就要严肃起来了。经济解释的规格一律是：局限转变，行为会跟着怎样变，其中约束着二者的因与果是经济理论与概念。验证是求观察，事实的细节愈多假说的变化愈大，可靠性愈高。我们因而要多到真实世界的街头巷尾跑。

学习简单的经济理论容易，用出变化困难。经过多年的操作、选择与淘汰，我今天用的经济理论只有三个不可或缺的基础。让我略说每个基础的变化吧。

一条曲线包括一切！

一、需求定律。这个「价格下降需求量上升」的定律，有一个大麻烦。那是「需求量」只是一个概念，无从观察，不是真有其物，我在《科学说需求》处理过了。需求量是我想了多年也不能不接受的空中楼阁，其他无从观察的概念我早就淘汰了，完全不用。例如我完全不用边沁提出的「功用」（utility）理念，视等优曲线如粪土，转以斯密的用值（use value）替代，因为用值是真有其物。「在局限下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这个假设怎样处理呢？答案是已经算进需求曲线：价的变动决定需求量的变动就是「极大化」的选择。「价」的概念牵涉到成本与租值，过后再说。「量」的概念我推出的变化多，是自己满意的贡献了。

「量」怎样量度是市场选择的结果，牵涉到选量作价与公司组织这些话题。我提出了「委托量」这个理念，也提出履行定律，皆与交易费用有关。价格分歧要从「量」的选择看才作得准。在共用品这个难题上，我推出量的选择要基于「隔离算价」这个简单的看法，把传统复杂的、深奥的处理简化到近于零！共用品再不是难题了。还有不少其他的，零散地分布在《经济解释》的几卷中。一九六九年开始在香港考查件工合约，是我后来把「量」的阐释推出变化与无数可以验证的假说的源头。

成本概念变化多

二、成本概念。成本的定义本科一年级有教，但要用出变化是博士后的事。这是经济教育的悲哀，也显示着大学的经济学课程对经济解释没有兴趣。要是当年我没有遇上阿尔钦、弗里德曼等师友，我对成本的掌握不会有后来的发展。

在成本概念上我的贡献有几方面。其一是我把所有局限条件的转变阐释为成本或代价的转变，代价是价，而价的转变带到需求定律那边去。不需要有市场，代价不一定是市价。阿尔钦、贝克尔等人认为非金钱物品需要用上功用分析，我不同意，因为从代价的角度看选择，有没有市场，需求定律皆可用。

更上一层楼，成本牵涉到租值，我从而推出「上头成本」这个理念，修改了马歇尔的失误。重要是租值的概念带到租值消散，而我把租值消散与交易或制度费用画上等号，市场为何出现就变得清楚了。整生以成本挂帅的科斯曾经对助手说他没有跟进租值消散这个话题，多么可惜！不一定需要跟进，但租值消散是多了一个角度看世界，好些问题会远为容易地看得清楚明白。

我曾经指出生产资源的使用没有挤迫边际成本曲线画不出来，也提供了处理的方法。我也曾经说过，供应曲线与需求曲线是同一回事，只是要对着镜子看。这里同学们要记住，凡是用上价值的角度看是需求，凡是用上成本的角度看是供应。需求与供应是一个钱币的两面了。还要说的是我处理了交易或制度费用的观察与量度等问题，提出了以序数排列可以观察到的不同情况的变动。我也提出了以物为本这个法门来衡量讯息费用的转变，否决了以人为本的柠檬市场的分析。这些都是变化，但成本的基本概念是顽固地坚守着。

几种费用画上等号

三、竞争含意。这个复杂而又湛深的话题阿尔钦与科斯皆以产权处理。我转从合约的角度看，认为合约的一个主要用场是约束竞争，从而减少租值消散。我把合约费用、制度或交易费用、租值消散这三者画上等号，只是角度不同，不同问题要转换角度看。合约的选择我从这些费用的转变入手，也以同一方法处理制度的转变。风俗及伦理的约束也可作为合约的约束看，而文化的一项重要功能是减低制度费用。引进收入分配与再分配，加上产权与人权的排列，国家理论就完整地冒出来了。

自己引以为傲的是一九八一年准确地推断了中国改革会走的路，从两个层面的交易费用的转变入手，认为这些局限转变在逻辑上不会走回头，也是竞争的含意使然，推断就变得明确肯定了。

边际产出理论有优胜处

上述三个基础是经济解释不可或缺的学问，简单但要用出多变化。本节我只是例举众多变化的一部分，同学要细读全四卷才可以掌握玄机。边际产量下降定律及连带着的边际产出理论要放在哪里呢？一个答案是这定律可以看为包括在需求定律之内，我解释过。然而，我自己喜欢用边际产量下降定律——可以不用，但在好些情况下这定律比需求定律好用。这是因为原则上边际产量可以观察到——不容易，但可以——而需求量是无从观察的。需求定律可以替代边际产量下降定律，但后者不可以替代前者。如果二者可以选择，一般而言，因为边际产量原则上可以观察，选用边际产量下降定律是比较优胜的。

学者要争取满足感

上述是经济解释的范畴的大概。是非常有趣的学问，奇怪今天走这条路的经济学者不多，或以无从验证的假说或理论作解释，或重视回归分析而漠视了真实世界的现象细节。今天尝试解释路线的后学对简单的理论及概念皆掌握不足，用不出应该有的深入变化。科斯认为经济学被弄得一团糟，我也如是看。

为米折腰，靠数文章为生计，误导了今天的经济学者选走的路。从解释行为或现象的角度衡量，上世纪六十年代的经济学文章胜于今天的没有疑问，何况今天是多了那么多的经济学者。

最后，我还有另一面重要的观察。那是找到一个现象的解释作者会肯定地知道，因而会有很大的满足感。科学验证的方法，从哲学简化过来，是可靠的解释法门，而在过程中你会对环绕着需要解释的现象的其他细节知得多，一般有趣。这跟用一些机构发表的数字，以统计学的回归分析处理，在说服力与趣味性上有很大的差别。数字一般有问号，而回归分析有一个无可避免的缺点，是不够坚实可靠，没有事实细节的补充信不过。半信半疑的学问不会给作者带来满足感。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