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常按：《吾意独怜才──五常谈教育》正在悉心整理，打算在神州出版。事前想不到是那么艰巨的工程，整理不半途就累了。先写此《序》，好叫自己能松弛一下。）

十多年前，教育制度在香港吵得热闹：要不要改？怎样改？要用母语还是英语教学呢？凭什么准则决定？由谁决定？考试的规例如何，试题的规格如何，教法的管制又如何？一时间不少教育专家跑出来表达意见。

毋庸讳言，我历来对教育专家不认同。事实上，我对英国十九世纪的教育大师密尔有反感，认为他把自己的天才儿子教坏了。不是教育专家，我的本领是古今中外的学问可以摆擂台，要是败下阵来还可以拿出多项其他玩意表演一下。我的意识是同学们也有机会做到，但他们要拜我的方法为师。是另一种功夫，昔日有人嗤之以鼻，今天有人啧啧称奇。都不重要。重要是好玩，够潇洒，用得着。学问没有快捷方式。求学是苦事。我的方法是学时有趣，见到成果，走少了冤枉路。

也毋庸讳言，我不是英文专家。英文中学差几年才毕业，英语文法错得一团糟！有什么打紧呢？我的英语下笔成文，毫不卖弄，流畅自然，清楚明朗，写好初稿交给懂文法的朋友修改一下就是了。二十世纪经济学行内的英语文笔第一把手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曾经问：「你的英文写得气若奔雷，文采焕然，是谁教的？」我想也不想就回应：「我背诵你的文章呀！」跟着在他面前大声朗诵：「The criterion of congruence with reality should have been sharpened—sharpened into the insistence that theories be examined for their implications for observable behavior…...」他听得开心，过了几天用钢笔写下那段文字送给我。

说实话，我的英文到今天还是写不出施老兄的文采，还是写不到sharpened into the insistence那个水平。故人已矣，恨不得他还在，懂中文，能读到区区在下的中语文章。二○○三年一月三十日我发表《我学英文的方法》。朋友曾经劝我不要「捞过界」，开罪了英文专家，但我终于禁不住写了。题中加进「我」字，意思是说非专家的方法，同学们要打个大折扣才读。想不到，该文今天在一个文字网上风行，同学们视之为秘籍，抢着读。

教育有什么专家呢？说过了，屡遇明师是我平生最幸运的际遇，但遇到的明师们可没有一个是教育专家。他们只是不小看我，对我关心，给我说说他们的经历故事，这里那里提点一下。一九九九年三月十三日我发表《不是专家谈教育》，惹来争议，据说有些地方为该文开研讨会议。重要是有学问的朋友一致说该文对，对得非常对。

不是专家，但为人师表四十八年，自己养儿育女，不可能对教育一无所知。我教青年只凭着两点。一、对他们关心；二、把自己的经验所得对他们说。关心学子是人之常情，每个长者都可以做到，但说到经验我倒可大书特书。在《五常学经济》那集子内我写下了自己求学经历的大概。

《吾意独怜才》收集及整理的文章不是作者求学经历的本身，而是杀出重围之后老人家的回顾。跟《五常学经济》不同——没有一篇重复——《吾意》是写到细节去：当年怎样带球进攻，怎样过关斩将，怎样埋门扣射，都有叙述及分析。其中论方法，谈经验，评制度，教语文，说教养，发牢骚——这些加起来是相当详尽的教育之道了。是个人的看法，非专家之见也。

故事算神奇吧。少年时读书不成——不是一般的不成，而是很不成。两次被逐出校门，小学、中学都没有毕过业。近二十四岁才在美国进入大学本科一年级，外籍学生英文试千多个考生老夫成绩最差。为水平太差的外籍学生而设的英文班，老师开门见山，说那班从来不给「A」，因为有可能拿「A」的不会被分派到那里。他教造短句，教用简单的动词，学生要天天交功课。我每句只用几个字，有主词，有动词，有受词，跟着就是句号。老师是个老头子，学期完结后在校园相遇，他说教了那班十多年我是唯一拿到「A」的学生。几年后我才知道，老头教的是《圣经?创世纪》开头的英文。

凡试必败转为凡试必胜，香港的亲友无不啧啧称奇，纷纷说美国的大学容易读。其实不易，只是美国的教授喜欢我思想时天马行空，鼓励我这样做。是同样的一个人，教育制度不同学与问都改变了。其实美国的大学制度不一定高出那么多。我是际遇好，在那制度下遇到好老师及好同学，受到感染，上苍赐予了什么一下子就发挥出来了。美国的教育制度跟香港的主要不同处，是前者我可以碰中给我启发而又鼓励我发挥自己的师友，而香港的制度却不可能碰中。不是师资不足，而是在政府及专家左管右管的制度下老师无从发挥他们的启发与感染力。今天内地的大学也不可能让学子碰中吧。我希望《吾意》这本结集能给内地的同学提供一条有机会「碰中」的路。

近二十四岁念大一是让同学五年多，二十九岁在长滩作助理教授大约让两年，三十岁获加州最佳教授奖是追成平手，三十三岁在西雅图华大升为正教授是胜出好几年了。要是我没有花上三年时间找寻博士论文的题材，可以加速三年，但没有这三年的寻寻觅觅，我不会写出《佃农理论》。

因为自己的经历，我从来不小看一个成绩不好的学生。上世纪七十年代，有十多个在香港没有大学收容的学生到美国跟我求学，成绩一律不错，而读得出色的约一掌之数。前前后后每个我亲自教两个小时，其实是骂了两个小时。故事真实，我在《不是专家谈教育》一文中有提及。

十年前在香港出版过另一本《五常谈教育》，其中有些文章这里重复。《读书的方法》与《思考的方法》是不能不重复的。《吾意》中的大部分文章是《五常》之后写的。增加了那么多的选择，当然是《吾意》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