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常按：本文可能放进《制度的选择》第六章《宏观调控与货币制度》作为其中一节。全四卷的《经济解释》还有两章就写完了，实在累，要改变写法：与其按计划把题材顺序写，改为哪个题材思想先成熟就先写那个，出书时再排列，修改。）

「Supply」一词我译「供应」，内地译「供给」，二者一样。本节题中的「供给学派」是西方「supply-side economics」的中译，依内地的，但其他地方我还是惯用「供应」。

供给学派的起源

现代的供给学派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主角是年轻的拉弗（Art Laffer）。此子提出一条拉弗曲线（Laffer Curve）而知名天下。当年拉弗和我一起在芝加哥大学共事，他在商学院，我在经济系。我喜欢拉弗，可能因为他是我的乒乓球手下败将（一笑）。说真的，不容易在酒会上遇到一位比拉弗更健谈、更能令宾客感到舒畅的人。他成为供给学派的主角时我已经离开芝大了。是他始创该学派吗？那又不是。拉弗当时追随今天常到中国的蒙代尔。说蒙代尔是近代的供给学派的掌门人可能对，但蒙兄的政策建议有时走凯恩斯的路——不要忘记此君是萨缪尔森的首席弟子。凯恩斯学派与供给学派各走一端，不两立。说到那条拉弗曲线——即是政府的税率升到某一点总税收会下降——却又是芝大一九四六年谢世的Henry Simons首先提出。

究竟谁是供给学派的开山鼻祖呢？我认为是萨伊（Jean-Baptiste Say, 1767-1832）。此君一八○三年提出足以历久传世的萨伊定律（Say’s Law）。这定律说：供应创造自己的需求。不是浅学问，因为有好几个不同的版本，我有一位朋友为之写了一整本书。若干年前，无意间我自己创立了萨伊定律的最浅版本，当时不知道，但今天愈想愈对，因此我也有条件封自己为今天供给学派的掌门人（一笑）。但那是进入了二十一世纪了。

五常何来曲线了？

话说不久前太太在英文网页上看到一词：Steven Cheung’s Demand Curve（张五常的需求曲线）。需求曲线怎么会是我发明的呢？细查之下，原来多年前我写过一篇不打算发表的文稿，传了开去，被引进几本书内，都说是我的发明，其中一本把画出来的需求曲线加上我的名字。在《科学说需求》的《前言》中我有如下的回忆：

「一九七一年的一個晚上，午夜思迴，忍不住爬起床來，走到書桌前坐下，在稿紙上用英語寫呀寫的，寫了幾個小時。跟着交給女秘書。隔行打字二十多頁。我為這文稿起了一個名目：《交易理論與市場需求》……

「當年在西雅圖華盛頓大學任教職，文稿給幾位專於價格理論的同事看。他們讀後譁然，不約而同地說：『是那樣簡單的理論，為什麼書本從來不是那樣說？』書本怎樣說是書本的事，要是我同意書本說的，用不着在午夜起來動筆了。歷久以來，書本說的市場供求關係及那所謂均衡點的市價，是以十九世紀經濟學大師馬歇爾的『剪刀』理論為依歸。作學生時我老是不明白那『剪刀』是受到什麼壓力而在『剪』什麼，後來為人師表，教學生時自己還是不明白，胡亂地說一下，到後來要自己另尋分析。

「回頭說上文提到的文稿，華大一位同事把它譜入他寫的課本中，說明是我的發明。……」

該文稿我假設甲、乙二人，兩種物品，物品之量皆固定，沒有生產活動的考慮。我指出無論甲乙二人擁有的物品組合為何，相對價格變動甲購入時乙會供應，或乙購入時甲會供應，甲乙二人各自的需求曲線可以因為價格之變而變作供應曲線，而任何一位的供應曲線也就是他自己的需求曲線。均衡點是甲的邊際用值等於價等於乙的邊際用值，達到帕累托至善點，也就是市場均衡。

四十年後帶到薩伊定律

一九七一的文稿早就遺失了，但四十年後的二○一一憑記憶再寫該話題時，思想更為清晰：

「我收藏印章石，一方一方的，收了数十年，数量不少。今天，价够低我还会多购；价升呢，我会考虑沽出。事实上，只要你出够高的价，我会把自己拥有的全部卖给你。为什么我会出售自己心爱的印章石呢？因为我有其他物品的需求。我供应是为了自己的需求，我需求是因为市场有人供应。」

人老了还有新发现：

「我突然想到那可能是大名鼎鼎的起自一八○三年的萨伊定律的最浅版本，于是挂个电话给才子张滔，请他替我重温一下萨伊定律的旧课。张滔说萨伊定律有多个版本，而他举的第一个版本是他昔日在伦敦经济学院时老师Lionel Robbins提出的。我叫他不要再说第二个，因为Robbins的版本跟我的印章石例子完全一样。」

凯恩斯的失误

这就带到不少人认为萨伊定律是错的话题，但我认为该定律没有错：

「一个重要的问题，是萨伊定律被后人认为只能在没有货币或限于物品换物品的情况下才对。其观点是：货币只协助交易，如果被贮藏，藏而不用对生产没有贡献，所以在有货币的情况下该定律不能成立。这跟凯恩斯的思维一脉相承，认为储蓄是漏失，不鼓励产出，导致经济不景。我不同意，在《收入与成本》第三章第一节指出，投资与储蓄是同一回事，只是角度不同。」

我也认为贮藏货币没有用途之说不能成立：

「说货币协助交易是对的，但交易不需要贮藏货币。贮藏货币不可能没有其他用途：有些人喜欢闲时数钞票自娱，有些人以货币作为安全的保障，皆有所用。储蓄与投资是同一回事，但我曾经指出，凯恩斯及其学派受到误导的，是有些投资不事产出活动，对工人的就业没有帮助，但不是漏失的效果。例如投资于不打算动土的土地，或购买古文物，皆不事产出。在好些前景大有问号的情况下，市民偏于采取不事产出的投资，于是误导经济学者。……

「不要以不事产出的投资来否定萨伊定律。今天看，依照张滔的老师的版本，我认为这定律永远对，只是听来有点空洞，有点套套逻辑的味道。但我们可以加进内容而使这定律丰富起来。」

对着镜子看

石章的例子清晰地表达着需求曲线也是供应曲线：

「回头说我的印章石方吧。选之为例因为够简单。让我假设方方一样，长存不变，暂且不牵涉到产出那边去。如果市价六百一方我拥有一千，高于六百，我会逐步卖出去，到市价一千六百我一方不留。我的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纵轴为价，横轴为量，市价一千六百我的需求量是零，市价六百需求量是一千。这曲线的每一点代表着我的最高边际用值（见《科学说需求》）。

「从市价六百上升到市价一千六百，我出售之量是按着我对石章的边际用值走，即是价高于边际用值我会沽出，低于边际用值我会留为己有。这样看，我的印章石的供应曲线是在市价六百元以上的需求曲线对着镜子看，即是从六百元上升起画出一条向右上升的曲线。这是我的印章石的供应曲线了。跟我对石章的需求曲线完全一样，只是对着镜子看。」

边际用值是边际成本

比较巧妙、过瘾的是我跟着把边际用值阐释为边际成本：

「读下去同学要认真了。从市价六百向右上升的供应曲线反映着我对印章石的边际用值，一分不差。这曲线向右上升是代表着我要放弃的印章石的边际用值。边际用值是指最高的边际所值，成本是指最高的代价，所以我的印章石供应曲线也是我的边际成本曲线——不是印章石的边际生产成本，而是放弃印章石来求取其他物品的成本。是的，供应曲线是代表着物品的边际用值的放弃，最高的，而成本是最高的代价。一个消费者对某物品的需求（或边际用值）曲线是他对其他物品需求的边际成本曲线，也就是他的供应曲线了。」

卖花生与件工相同

引进生产活动当然比较复杂。我的看家本领还是靠引进件工合约过关：

「上面没有提到生产活动。引进生产活动其分析类同，但多了变化。从一个独行侠在街头卖花生说起吧。此公产出需要放弃的是自己的生产要素的组合。对他来说，每项生产要素都是经济物品，有自己的需求，有其边际用值与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的约束。这些边际用值的放弃是他的供应的边际成本，供应花生是为了其他物品的需求。……

「较为复杂的问题起于多人合作产出。以专业而分工合作有巨利可图。……套入……供应曲线，最简单是把所有合作活动以件工处理看……

「件工的角度让我们看得清楚：每个参与分工合作的人是个独行侠，投入自己的生产要素加上租用其他的。整件产品由很多的局部或零件组合，每个合作的产出者的供应曲线就像卖花生那个独行侠那样画出来，然后把所有合作的产出者的个别供应曲线组合。」

结论是萨伊定律永远对：

「无论怎样说，画出曲线容易，放进经济内容困难。何谓经济内容有争议。我个人认为，经济内容是指需求定律的含意与成本概念的变化。供应曲线永远环绕着需求定律与成本概念。萨伊定律是对是错要看怎样阐释。我的阐释说这定律永远对。」

    变化增加原则一样

    一种物品的供应曲线是该物品的需求曲线对着镜子看。引进生产或制造活动这看法不变，只是这里那里租值的概念要引进，也要处理边际产量下降定律的蹂躏。不难处理：关键是要先从件工入手才容易看到清晰的镜子。先通过件工，把供应与需求曲线画上等号，再把件工合约翻为时间工资与租用等合约，镜子就来得明确了。比较复杂是引进多种产品，而远为复杂是引进交易费用。后者永远不是浅学问，但无论怎样复杂，供应还是需求对着镜子看。

不要把因果本末倒置

这些日子同学们问起「内需」与「内供」，我可没有想到萨伊定律那边去。「内需」一词显然是译自凯恩斯的「effective demand」。「内供」一词呢？应该是老人家几年前创造的。那时我见以提升内需来增加消费是热门话题，但中国的供应行业沙石甚多，于是建议北京撤销来料加工、出口退税等无谓的管制，提出「内供」来对称时尚的「内需」。跟着新「劳动合同法」的引进更是灾难性的约束供应行为的局限了。当同学问及供给学派，我只是想到那条拉弗曲线，带不到萨伊定律。

灵光一闪来自上节写政府投资与凯恩斯学派。凯氏的学说替代了萨伊是我作研究生时的意识，但这次再想，却记起两年前分析萨伊定律得到的结论是萨氏完全没有错，于是整个话题变得豁然开朗。

吹毛求疵地批评萨伊：供应不是创造自己的需求，而是为了需求。没有供应不是不想需求，而是没有能力需求。供应是「因」，需求是「果」，凯恩斯学派是把因果本末倒置了。需求无疑会刺激消费，但必先要有供应的增加走在前头。拉弗强调的减税当然会增加供应，但今天的中国，劳动合同法的存在为祸更大。有些地方干部说他们不管此法，问题是该法仍在。说不管，但随时可以管，投资设厂的人不是有所顾忌吗？劳动合同法对中国经济最大的祸害，可不是管制着工资或工作条件，而是否决了市场选择合约的自由。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的经济形势非常严峻，但当时不仅没有什么洋洋大观的劳动法，大部分地区没有听过最低工资。更重要是工人与老板之间选择合约的自由，是我平生仅见！这项重要观察我写过几次。这里再提，因为生产要素的合约选择自由是明显地支持着萨伊定律的运作，让该定律展现着惊人的威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