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钦（Armen Albert Alchian, 1914-2013）谢世了。是不幸的巧合：二月十九日晚上我写好《公司性质的思想发展》那一长节，文内分析阿师与德姆塞茨的贡献，最后一段说阿尔钦还健在，九十八岁，但几个小时后就收到朋友纷纷来邮，说阿师谢世了。这几年朋友之间知道这一天会快来，因为六年多前起老师的脑子退化得很快，几个月后他不能回复我和太太的电邮。早些时，巴泽尔告诉我阿尔钦的记忆力很不妥。我几番问研究医学的儿子为什么会是这样，儿子几次回答：「爸，阿尔钦是个很老的人呀，很老的人有几种可能会是这样的。」

这几年不少朋友传来美国的网页，对阿师的评价皆高到天上去：世界最伟大的经济学家；历史上最杰出的价格理论家。最常见的是问：为什么阿尔钦还没有拿得经济学诺贝尔奖？这些评语一般出自认识阿师的朋友，或是他教过的。我因而有这样的感受：愈是接近阿尔钦的人，对他的评价愈高。这是违反了世俗的图案吧。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在西雅图，跟阿师很熟的John McGee和我举他为天下经济学者之首，使还没有认识阿师的巴泽尔感到奇怪。后来巴兄认识阿师，过了一段时日，对我说阿尔钦名不虚传。

阿尔钦是个从来不介绍自己的人，文章发表在哪里无所谓。曾经在兰克公司与他共事的阿罗（Kenneth Arrow）有这样的回忆：一九五七年，阿尔钦写了一篇足以震撼行内的关于成本与产出（Costs and Outputs）的文章，被最大名的《美国经济学报》取录了，但当受到邀请为他的老师出文章结集时，就把该文交出去，推却了大名学报。有谁可以这样呢？我自己做不到，但受到阿师的影响，我不论学报的声望，文章写好就交给自己喜欢的编辑朋友。

不求闻达有代价。四分之一个世纪前阿尔钦在欧洲不是那么大名。一九八五年，英国要再出版他们的经济学百科全书，称New Palgrave，邀请我写四项：公有财产、经济组织（即公司）之外还要写《科斯》与《阿尔钦》。被写的经济学家要有点名气，也要在六十岁以上。该百科全书的编辑部严格地规限字数。《科斯》他们给我几千字，但《阿尔钦》只给几百。几百字怎可以表达阿尔钦的贡献呢？后来我对阿师道歉，解释因为字数的规限我无能为力，他报以一笑，说：「这不重要。」

要写《阿尔钦》，我可以如长江大河，滔滔不绝。事实上，在中语文章我滔滔不绝地写过阿尔钦。希望经济学能在中文世界搞起来，让阿师在神州大地名垂千古。同学们不要忘记，较早时我给香港读者写阿师，用的译名是「艾智仁」。

一九六三年我开始听阿尔钦的课，两年后成为他的入室弟子。博士论文《佃农理论》是在他与赫舒拉发的指导下写成的。我多次提及阿师的悉心教导，包括教我怎样写英文，这里不再说了。要补充的是他教我治学要一丝不苟，要执着于解释现象，要遵守作为学者的原则。

纯为真理而追求、为兴趣而思考的学者，经济学行内不多见。是我之幸，阿尔钦之外我还认识几个。然而，能从始到终都保持着一个小孩子的好奇心，我认识的只有阿尔钦一个人。

记得一次他从日本旅游回归，召我到他的办公室，我以为有什么重要教诲，原来他要我看一件他从日本带回来的物品。是什么呢？是一个小小的纸盒，内里空无一物，用一张纸包着，其包法跟香港的低档市场通常用的差不多。阿师显然没有见过，说：「你看东方人多聪明，为什么我们不知道可以这么简单地包的？」

我自己生长在香港西湾河的山头，喜欢在街头巷尾跑，知道的琐碎现象无数，每次跟阿师谈及，他总是兴趣盎然，问长问短。例如我向他提出的在激烈竞争的市场出现的讨价还价行为，他和我研讨了多次。可惜十多年前我终于找到解释后没有机会向他细说端详。我也没有机会向他细说我找到的关于捆绑销售与全线逼销的解释——以中文下笔是传达的困难。要是他知道一定会像小孩子那样左问右问了。

一九七六年，朋友为阿师的荣休举行第一次聚会——敬仰他的人太多了，为他的荣休或什么的而聚会起码有四次。第一次我交出《优座票价为何偏低了？》，意图推翻他一九六四年提出的关于玫瑰碗美式足球大赛的优座票价偏低的解释，他读后没有说什么。但三十年后的二○○六年，我寄他一本自己的英语论文选，其中有玫瑰碗与优座票价偏低之文，他回邮大赞该文——只赞该文！

阿尔钦的小孩子好奇心影响了我自己整生的经济研究的取向。由他指导写《佃农理论》时，在文中我提到一种英语称为citronella（香茅）的植物，其产量在台湾土地改革初期急升，而我的理论清楚地解释了为什么这种香茅的产量急升。阿师对该香茅极感兴趣，要我跟进种植的细节。

为了兴趣与满足好奇心而做学问是不能不管细节的。从出道到今天，我不重视政府或机构提供的数据，也不重视统计学的回归分析，但重视细节。这主要是源于阿师的永远像孩子那样提问的影响了。不知细节经济学难有趣味，而没有趣味做学问没有意思。

在个性上，阿尔钦和我是两个很不相同的人。他谦谦君子，正如科斯写他，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无不典雅。天下没有谁会这样看我！然而，阿尔钦是我敬重的老师，学不到他的典雅也学得他作为学者的操守：我们追求的是真理，责任是解释，可以提出政策建议，但除了这些前面就划着一条线，跨越就不是学者的行为了。这些年为了一点关心在中国改革的问题上我写了好些文章，偶尔破口大骂，但阿师划下来的界线我没有跨越过。另一方面，尽管因交易费用与权利界定的看法我多次提到科斯，但解释的方法，细节的考查与不越线的操守，主要还是阿师教的。

当年在洛杉矶加大的经济研究院，要找阿尔钦研讨不容易。这使同学们觉得阿师有点不近人情。起初我也以为是，后来知道不是。如下故事是真实的。

一九六七年初我写好了《佃农理论》的第一长章（是后来出版时的第二章加第三、四章的局部），突然收到香港的来信，说比我年长一岁的哥哥死了。我知道母亲最爱这个绝对值得爱的哥哥，想母亲一定伤心欲绝，于是考虑放弃论文，回港照顾母亲。当时我在长滩大学作助理教授，驾车到母校找老师赫舒拉发，对他说哥哥的不幸，要回港照顾母亲。赫师回应说我的论文进展得那么好，放弃可惜，但他会与有关的委员考虑，让我只凭那第一章拿博士。

那天下午去找阿尔钦，要跟他说上午我对赫师说的。阿师显然知道我的来意，先开口，说：「不要告诉我你的私人问题。」我于是什么也不说，离开了。过了一天，我在长滩收到阿尔钦寄来的信，附着一张五百美元的支票，信上只有简单的两行字：「这五百元你可以买糖果吃，或可聘请打字助手，快点把论文写完。」那时五百元是我税前的一个月薪酬，不是小账。我还有什么选择呢？后来不到两个月我把论文写完，阿师说是奇迹。今天我感到遗憾的，是当时不应该把该支票兑现，花了那五百元。要是该支票还在，让子孙与同学们看看，是多么值得骄傲的事。又或者拿出去拍卖，一纸支票有机会传世。

今早跟阿师的太太与女儿通电话，她们说阿尔钦是到了一个更好的地方。

二○一三年二月二十一日晚

（五常按：同学们要品尝阿尔钦的惊人天赋，可拜读他出道时的一篇文章：Armen A. Alchian, "Uncertainty, Evolution and Economic Theory,"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June, 1950)。科斯对此文的评价：It was clear economics had a new master.）

（杨怀康补笔：一九七八年有幸跟阿尔钦和张教授请益。那天阿尔钦指着张教授向我跟侯运辉说：“I was once his teacher, now I am his student.”这句话三十五年来一直萦绕脑际，「学无先后，达者为师」者何？阿尔钦老师给我补上这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