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常按：本文是《制度的选择》第三章《合约的一般理论》的第二节。）

老师阿尔钦被行内的朋友誉为产权经济学之父，是应该的。要我选一篇关于产权的经济学文章，我选科斯一九六○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该文从权利界定的角度论私产，大手引进交易费用这项局限，是近代产权经济学的中流砥柱。但我同意行内朋友把阿尔钦放在前头，有两个原因。其一是当一九五九年我进入洛杉机加大读本科时，阿师重视产权同学之间屡有说及——阿尔钦重视产权问题比科斯来得早。其二是阿师把产权带到竞争那方面去，对经济整体运作的关系看得较为全面了。

阿尔钦的口述传统

阿师认为产权问题非常困难，当然对，而他自己只发表过一两篇不大深入的讨论文章。比较全面的讨论应该是一九六四年他与W. R. Allen合著的University Economics，今天回顾也不够深入。阿尔钦的产权传统，主要是他在研究院教价格理论时的口述。我听了四次，而作为他的入室弟子，课堂之外常跟他研讨。读物不论，弗里德曼与科斯等算是同事的影响也不论，我的经济学基础主要是来自阿师的私下教诲。

阿尔钦认为，因为资源稀缺，社会一定有竞争，其中的游戏规则是产权制度。市场出现的市价——以价高者得分派物品——是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了。阿师之见，稀缺（scarcity）、竞争（competition）、产权（property right），是三个同义的词。这些我在《科学说需求》解释过了。

从佃农分成看到新天地

当年我认为阿师的这些观点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所以写博士论文时没有依他的劝导，偏偏以产权为出发点处理佃农分成，得到的理论阿师高兴。他没有注意的，是在《佃农理论》第六章第四节我一脚踏中一个后来愈想愈重要的话题：如果资源使用带来的收入有一部分没有被界定为私人所有，该资源的使用会出现像公海捕鱼那种非私产的效果。这是后来一九七四年我发表《价格管制理论》的前身。

一九六七年写好《佃农》，一九六九年我深入地分析公海捕鱼的租值消散时，发现只要竞争受到约束，租值不可能全部消散。跟着的推论是，毫无约束的竞争人类会毁灭自己。一九八一年写《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那小册子时，我开始把租值消散与交易或社会费用划上等号，也指出一个国家的宪法是合约。我把界定权利看作合约安排，认为中国的改革要从一种合约安排转到另一种。我跟着把在中国观察到的交易费用转变一分为二，准确地推断了这个大国会走市场经济的路。至于我提出在众多决定胜负的竞争准则中只有市价不会导致租值消散，则源于一九六九年起我考查香港的租金管制了。

等级排列的启发

一九七九年的秋天我到离别了多年的广州一行，见到干部朋友的等级排列使我震撼。反应迟钝，我要到大约一九八三年才蓦然惊觉，知道以等级界定权利是一种减低租值消散的约束竞争的合约安排。如此类推，所有风俗、伦理、宗教、礼仪、法治等皆有约束竞争的含意，皆可作为合约看：或明或暗，或自愿或强迫，一律含意着互相同意的约束。当然不是市场物品交易的那种合约，但互相同意的安排必定含意着某些权利是交换了。继续推下去，约束竞争的费用是合约费用，因而也是交易费用，广义地看应该称为制度费用。再想深一层，这些费用的提升会减少租值，下降会使租值增加，因此，租值的消散可以作为制度或交易费用看，而制度费用就是合约费用。

不是任何人与人之间的竞争约束都要从合约的角度看，而是可以那样看。好些时从合约的角度看增加了问题的复杂性，不可取，但有时从合约的角度看问题就变得清晰起来。好比中国起自一九七九年的经济改革，从改变合约安排的角度看是高明的。例如从人民公社的大锅饭制改作一九八三年兴起的包产到户制——是明显的合约转变。这样看，一方面让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资源使用权利的界定，另一方面这转变带到以市价作为决定竞争胜负的准则。交易费用因而下降，使人民收入或土地租值上升，我们能把问题看得清楚。

交易费用的比率要怎样看

一九八一年写《中国》那小书时，我指出以干部等级排列权利的交易费用那么高，能改制，转用以资产排列权利，交易费用只下降小许国民收入会暴升。当时没有谁相信我，而当一九八三年见到约束竞争的局限转变明显地加速，我说国民收入每年增长百分之五十不困难。不少人说大教授发神经。后来的发展证明我对，他们错：八十年代中期，先起步的广东有不少地区的每年国民收入增长高达百分之五十。今天回顾，八十年代我为中国的改革写了不少文章，有没有贡献很难说，但说到推波助澜我可能是天下第一把手。

交易或制度费用——也即是合约或约束竞争的费用——在国民总收入中通常是占了一个很高的百分比。从这百分比看，农业一般远比工商业为低，所以诺斯等人的估计，说先进的工业国家比落后的农业国家，在国民收入的百分比上有较高的交易费用。应该对。但远为重要的看法，是同样行业，约束竞争的权利局限有了增加效率的转变，即是合约的形式改变了，国民收入或租值的上升含意着的是在百分比上，交易费用一定是下降了。交易费用的实数可能上升，但其百分比一定下降。

我不怀疑今天中国整体的总交易或制度费用是高于改革之前，又因为工商业发展得那么蓬勃，从经济整体看，交易费用作为国民收入整体的比率也上升了。然而，把农业、工业、商业三者分开看，中国今天的交易费用在收入的比率上一定是下降了的。

正如诺斯等人频频碰壁，在实际观察上交易费用很难量度。逻辑与理念倒是清晰明确：把行业分门别类，经济增长需要在主要的行业中交易费用占收入的比率下降，因为这是代表着租值上升。不同的行业则难以相比。

争取利益可以毁灭自己

经济学的起点假设或公理说，社会的每个人会在自己局限下争取利益极大化。在这假设下，从我们日常经历的局限看，合约或制度的选择会朝着减低交易费用或增加租值的方向走。很不幸，这不是人类历史的经验。虽然人类的生活一般大有进境——今天的人比一百年前的长寿多了——但增加租值消散的安排层出不穷。经济学不容易解释人类的不幸，因为政治的局限为何经济学者一般是门外汉。

只不过是二百三十七年前，斯密在《国富论》中，认为土地使用的制度安排永远是朝改进效率或增加租值的方向走。他错了。单是二十世纪，战争及近于毁灭人类的制度安排出现过多次。在中国，人民公社及文化大革命的出现就有这样的不幸。在我写此节的今天，中东搞得一团糟，钓鱼岛或什么围堵中国的游戏不是带来很大的租值消散吗？

我不是对人类持有悲观看法的经济学者中的少数。博弈理论在经济学盛行了三十年，主要起自从事者体会到人类有自取灭亡的倾向。我的老师赫舒拉发写的关于博弈理论的名著——《力量的暗面》（The Dark Side of the Force，是借用《星球大战》一部续集之名）——当然也从悲观出发。十多年前收到他寄来该书时，我回信，说：书名起得好！老师知道我这个徒弟不认为博弈理论有什么解释力。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