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传来香港某报的标题云：《张五常谬论：你穷冇楼住》。懒得读内容，因为该作者显然也懒得读老人家说的内容——礼尚往来也（一笑）。问题是，朋友说还有其他香港的报道也说我说过类似的话。怎么可能呢？那不是谬论，而是冇脑，难道老人家的脑子是进入痴呆的状态了？问了几位在场听到或在网上读到我在北京讲话的内容的，他们一致地说我没有那样说。

我究竟说了些什么呢？我说投诉楼价贵、买不起的人主要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栖身之所，而是因为在楼价低时他们没有购买，今天赚不到钱。我于是建议：与其提供廉租房或经济适用房给因为收入偏低而买不起市价楼房的穷苦人家，倒不如由政府补贴他们一点地价的钱，让他们在市场选购。言下之意，是补贴部分地价可让他们选择自己喜欢的地点，可以避免把穷人集中在一起，也可以增加他们在楼市中赚点钱的机会。

我说过，楼房是财富累积中的一个重要仓库，有了值钱的房子儿女们求学与老来退休或多或少有一点保障。原则上，社会财富愈高对经济愈有利——楼价愈高也如是——是反映着国家的经济增长有看头。问题有二。其一是日本四分之一个世纪前出现的楼市泡沫，效果是灾难，因为到今天该国的经济也不能翻身。四年多前美国出现的楼市泡沫也属灾难，没有日本那么严重，今天看是有少许的翻身迹象了。何谓「泡沫」经济学者一般胡说，我自己也不能肯定定义为何。从楼价市值与租金收入的比率看，今天内地的租金虽然偏低，但没有脱节——我见过不少较为严重的情况，但没有出现灾难性的效果。

如果我们以楼市或股市的暴跌作为泡沫看，香港出现过多次。一九七五年恒生指数由一千七百点暴跌至一百二十点；一九六八年香港的楼价跌到近于零；一九八四年香港高级楼价约今天的三十分之一。然而，从暴跌的角度说泡沫是不对的，因为香港没有出现过难以翻身的情况。内地呢？上世纪九十年代楼价暴跌了四分之三，但经济增长保八，是没有水份的真实数字。

我为「泡沫」这个问题想了很久，皆以实例为凭。泡沫当然是指暴跌，往往——但不一定——连带着事前的急升。著名的例子有昔日荷兰的郁金香，有牛顿输身家的南海股市泡沫，而中国也出现过君子兰。这些对经济的不良影响不大。香港昔日的楼市暴跌对经济是有不良影响的——不少人因而破了产——但只要前景看到转机，翻身是近于立刻的事。我于是想到单以市价暴跌作为泡沫看没有什么意思，因为市场发神经不罕有，就是弗里德曼这个永远高举市场的人也同意市场久不久会出现像牛群直觉带动的急升暴跌的现象。

我因而想到如果一定要给「泡沫」一个定义，那是在市价暴跌之后要出现难以翻身的情况。得到的结论，是这种泡沫的出现，一定要有信贷大幅膨胀（credit expansion）走在前头。这样看，中国目前的楼市是没有泡沫的。理论不湛深，但麻烦，这里不说了。凡是牵涉到以预期为要点的理论一定麻烦。

让我转到第二个重要的问题。楼价上升代表财富上升，反映着国富，头痛是急速的上升会容易地带来财富不均的效果。这是个不能漠视的问题。侠盗罗宾汉不易做！打压楼市非上策，以税制作调整历史上没有出现过好效果。过后我会指出，以廉租或经适房处理是把穷人集中在一起，效果是增加了贫富分化的顽固性。

在楼价上升带来贫富分化的话题上，我认为今天的香港比内地严重。二○○六年五月十六日我发表《是港元转钩人民币的时候了》，有先见之明。如果当时港府依我的，香港的楼价今天远不会升得那么高。但今天转钩人民币是太迟了：必会出现的楼价大跌带来的效果是赌不过的。香港楼市的繁华景象掩盖不住经济一直在走下坡。物价调整后，今天香港大学毕业生的起薪点不及二十年前的一半。因为最低工资的约束，今天香港的次级大学毕业生的起薪点比不上一个目不识丁的大厦保安员。

一些读者可能记得，一九九六年底我推断了香港的学子会遇到的不幸，屡次建议自己的学生要学普通话，要精学英文，也要多到内地走。当时我可没有想到北京会推出自由行。此行也，可救香港的商场，可推香港的楼市，但对香港学子的帮助不大。

我反对政府提供楼宇把穷人集中在一起，除了提到的孩子会受到歧视之外，从西方的观察我们知道贫富分区对贫富分化增加了很大的顽固性。美国的黑人区称ghetto，深化了种族歧视，政府用了很大的努力也不能改善多少。也可能因为种族的关连，西方的富人区是不欢迎穷人参进的。喜欢凡事讲钱的中国人奇怪地没有这项困难：只要你有本领搬进去，没有谁管你有多少身家或什么职位。

我不要在这里多说富与贫为邻，富的可以带起贫的应该对的世俗之见，而是要倒转过来，说贫的可以教富的很多。我平生没有受过富人半点恩惠，但欠穷朋友实在多。

无庸讳言，我生长在香港西湾河的山头，今天还健在的老街坊会记得在相对上我们张家是格外地富有。二战前该山头有六间石屋，战后僭建的木屋无数。走到山下就是电车路两旁的唐楼与太古船坞的工人宿舍了。不是什么徙置或廉租房，但一般贫困，蔬菜之价只有跑马地的一半，比起中环对上的半山区有天渊之别。

我曾经多次写过在西湾河太宁街结交的穷朋友，感激他们给我的启发。这里要指出的，是当年的西湾河我是唯一有机会到西方求学的人。一九五七年到多伦多学了点英文，一九五九年进入洛杉矶加大，虽然年龄比同级的大五岁，我知道机会难逢，于是苦学。大学图书馆的书读之不尽，任何课都可以跑进去听，教授可以敲门提问。没有要求母亲寄钱给我，粗活从洗碗到派报到剪草到停车场收费等是清早课前或晚上课后的工作。记得一次在Warren Scoville教授之家洗碗后，他给我五块钱时，说：你将来一定学有所成。后来该教授出版一本厚厚的关于法国经济历史的书，送我一本，在扉页上再写上这句话。

比起做生意，求学是远为简单了：只要肯拼搏，或大或小一定有所成。洛杉矶加大在好莱坞与比华利山旁边，环绕着校园北面是天下知名的夕阳大道，该道之北就是明星或大导演的居住地方了。那是地球上的一个富贵亮点，同学中从香港去的富家子弟不少。他们喜欢购买名牌车，论节目，谈派对，也可以请其他同学代做功课。老实说，他们的家不一定比我当时还健在的母亲有钱，不同之处是他们成长时没有我那么多的穷朋友。求学是成是败他们要向谁交代呢？

我呢？因为从西湾河的穷朋友中知道自己的际遇很特殊，要向自己交代。我教出来的儿子与一个外甥也懂得向他们自己交代。血统相连，行为是同样的怪：服饰天天一样，饮食毫不讲究，考试成绩如何大家从来不问。我考他们的学问不问他们发表了什么，只问他们研究的为何重要。富有的母亲健在时生活极为节省，很可怜，但喜欢捐钱。我也爱捐钱，但住所要大，因为思想时要行来行去。儿子也喜欢捐钱，我恐怕是过于喜欢了。今天我认为母亲当年虐待自己太过分，但也认为她对我和我的儿女的影响是好的。

扶贫这回事容易说，很难做。两年前读到世界首富盖茨细说捐钱的困难。人类历史可能没有谁捐钱比他多。他是辞去微软的工作来专于慈善的。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但言下之意他是说不容易达到自己希望的效果。捐钱资助研究不容易，捐钱扶贫更困难，因为扶贫办得好需要有衷心的关怀，衷心的爱。

没有多少人会反对协助那些天生有缺陷而不能自食其力的人。但除此之外，长贫难顾，搞福利经济会维护着长贫的持续性。四年多前读到新「劳动合同法」，我大发脾气，骂了十多篇文章。此法害了穷人！一则导致本领低下的不容易找到雇主，二则压制着上头教的意图与下头学的机会。老板逼着要提升工资及待遇的生产成本，会要求员工坐在生产线，坐上几年什么也学不到。我父亲少小时作学徒没有工资，但老板可没有要求他不断地产出，几年学会了有自己搞生意的选择。经济逻辑清楚：老板要赚钱，但不可以赚高于竞争下应得的钱。于是，新劳动法或最低工资等法例只能切进员工学习知识那方面去。投资的人要有利息的回报，而在竞争下只能有这回报，劳工法例提升生产成本，受损的主要是员工。要切进老板的投资利息回报只能侵蚀他覆水难收的投资，有什么意思呢？导致工厂纷纷关门是整个社会的损失。

长贫难顾是扶贫难有成效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原因是捐出去的钱不知有多少能真的用在需要帮助的人身上。我见过的所有统计满是失望的例子。原则上，捐钱扶贫是要协助穷人自力更生，即是要把长贫改为短贫，但我见到的实例，是大部分的钱不知到了哪里去。我知道炎黄子孙中有爱心的人不少，所以建议政府要鼓励一些民间组织去处理扶贫的工作。

在北京的讲话中我提出教堂的问题。我不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但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长大，知道好些教会办得好。如果中国每条村都有一间教堂，牧师对扶贫与孩子的教育办得好，村民会知道，我会乐意把钱交给村民敬重的教堂。我认为今天的中国，捐钱的主要困难不是没有钱，也不是缺乏乐意捐助的人，而是要怎样说服有钱的人，让他们知道捐出去的钱有他们喜欢见到的效果。我有这样的一个信念：叫富有的人捐钱做他们要扶助的，比抽他们的税来「扶贫」容易得多。戴维德当年在芝加哥大学告诉我，所有数据显示着多抽富人的税不容易，因为协助他们处理财务的专家不少。

有机会我会写信给曾经有一面之缘的习近平先生，要求他主导每年在圣诞节日举国放一天假。圣诞歌悦耳，孩子们喜欢听到温馨的故事，而小小礼物的交换与圣诞卡的问好是人类互相示爱的礼仪。不是什么贵重月饼盒的炫耀，也不是买卖人情的交易，只是人与人之间表达着一点关怀，一点爱。有了圣诞假日，村村落落的小教堂容易搞起来。我希望中国的领导人明白，宗教可以不迷信，好的牧师不偏袒，懂得怎样出售关怀与爱心。无数的科学家喜欢到教堂去，因为他们有安息的需求。我敬仰的经济学大师奈特不仅喜欢到教堂去，也喜欢在教堂讲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