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本文的作者不是张五常教授！）

昨天（2012年10月19日）是大喜大悲的一天！

先是一早起来去我自己所在学院给“创业班”的同学上《国际贸易》的课。上一次课刚刚讲完了新古典主义中居于正统地位的国际贸易理论H-O模型，并讲了萨缪尔森将它在收入分配方面的重要含义发掘出来的内容。上次课结束时我就已经作了预告：“这H-O或H-O-S（补加了萨缪尔森的分析就加上萨氏的名字的首字母S）模型虽然是对的，但……肤浅！因为肤浅，所以它对真实世界中的现象解释得不多。接下来我来给大家讲我的、真正深刻的、能解释更多现实的东西！”

于是，这一次课我就开始讲直面真实世界的东西：按H-O-S模型的推断，像中国那样在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劳动密集型产业会从国际贸易中获利而扩张，但资本密集型产业会受损而萎缩。然而，这是静态死板地看问题！而真实世界是动态发展的！就拿中国的汽车产业这典型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为例，加入WTO之后不但没有萎缩，反而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这是因为关税大幅下降后，汽车价格暴跌，极大地刺激了消费者的购买热情，使得整个汽车市场数倍于前地扩张。于是国内的汽车企业所占的市场份额虽然比以前跌了很多，但销售额的绝对值却依然大增，也就是规模是在扩张、绝非萎缩！

再看美国，它所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纺织业）确实是在中国进口品的大量涌进之下面临灭顶之灾，于是这个产业之内的既得利益者在市场上竞争失败就在自私本性的支配下转向寻求政府干预市场、保护他们这些失败者。但以施行贸易保护主义政策阻挠自由贸易、以保护这一小撮人的利益，是以牺牲整个国家本来可以从国际贸易中获得的利益为代价的。但为什么美国政府还是答应了这些人“牺牲大我成全小我”的要求呢？

讲到这里，我停下来，把这问题抛给学生。一个男生马上回答：“因为投票选举！”

“说得好！就是因为……民主制度！”我赞赏地看着那男生。这位姓郑的男生是这个班上最优秀的同学，不仅仅是好学那么简单，还有非常强的思考能力，我已经在课堂上多次表扬他，这次还是忍不住要再大大地夸奖他一次。

然后我就开始详细地讲解民主在历史上那臭名昭著的名声，直到近代美国宪法中的“权利法案”明文限制适用民主的范围而形成的“宪政民主”才摇身一变而成所谓“最不坏的制度”。然而，民主那“多数人暴政”的传统毛病看似被宪政克制住了，一小撮既得利益分子抱团结成压力团体左右投票结果的现象出现却使得民主甚至出现了“少数人暴政”的“新症状”。最后我结合国际贸易领域内的情况，指出政治家如何在追求“选票数量最大化、拉票成本最小化”的自私本性下，做出牺牲国家整体利益来换取那些一小撮既得利益分子结成的压力团体的选票，但最终这些“少数派”也在本行业之外作为消费者而成为多数派、因此同样逃避不了其利益被侵犯的噩运。于是，民主制度在压力团体的影响之下，从少数服从多数，变质成少数损害多数，并最终必然导致损害所有人！

讲到这里，到课间休息的时间了。一个男生（不是那郑同学）上来讲台对我说：“老师，其实从‘民主’那英文单词的词源，就能看出古代的西方人认为民主是一个很坏的东西。‘民主’的英语不就是democracy吗？demo是来自demon（魔鬼），cracy是来自crazy（疯狂）。也就是说，古代的西方人认为‘民主’就是‘魔鬼的疯狂’！据说这是犹太人起的名字。”

铃声响起，继续上课。我转向讲解不考虑美国有民主制度造成的压力团体左右政府决策、以少数人利益劫持国家整体利益的政治局限，面对中国的进口品的竞争，美国政府应该怎么做呢？市场竞争就是优胜劣汰，政府不能做保护落后的事情去阻止市场竞争。既然美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不过中国，那就意味着它需要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将资源从缺乏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到具有竞争力的其它产业去。然而，H-O-S模型的肤浅就在于，它不明白不同的生产要素的流动性是不同的（准确地说，是不同的生产要素转移的交易费用也不同）。H-O-S模型的假设是生产要素在一国之内的不同产业之间能自由流动，但国与国之间不能流动。这完全错了！所谓“隔行如隔山”，其实生产要素在不同产业之间的流动是很困难的！然而，资本的要素却是比较容易在国与国之间流动的。世界各国都积极地吸引外资，给予很多优惠政策。所以美国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受到中国的竞争威胁，这些产业内的资本要素的选择并不是转去投资像IT业那样的朝阳行业，而是搬到中国来！可劳动力就惨了！劳动力是很难流动的——无论是在不同产业之间，还是在国与国之间。特别是40岁以上的人，要他们重新学另一种技能，或移民到另一个国家去工作，这几乎是不可能的。那他们怎么办？没办法，降工资吧！把工资降到跟中国同类工人的工资水平一样高，他们的竞争力就回来了！可是美国有最低工资法，有工会，他们没法降工资，于是就只能……失业！

这种由市场竞争促成的产业结构调整，的确是很痛苦的。但是，再怎么痛苦，都痛苦不过中国在这30年来进行的制度改革！美国今天需要做的，是把已经没有竞争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为具有竞争力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中国这30年来所做的，是把计划经济下的国有企业转制为市场经济下的民营企业。中国的转制，只会比美国的转型更困难、更痛苦！但，中国做到了！这个过程有多痛苦，你们知道吗？当年，人们进入国有企业工作，是以为国家会养他们一辈子的！结果……

说到这里，一件往事突然涌上心头，一种哽咽之意也随之突然涌上鼻端。我不得不停下说话，竭力想要把这股哽咽之意压下去，但那件往事一直徘徊在心头，那哽咽之意只是变得越来越强烈，我也从本来是主动地停下说话变成其实已经说不出话！沉默在课室中长时间地延续着。我的眼睛盯着前面的讲台的桌面，但我能感觉到所有学生的眼睛盯在我脸上。可是我还是怎么都说不出话来。

终于，我咽下了那哽咽之意，开口说话了，但呜咽之声还是扭曲了我的声音：“……我知道他们很痛苦，因为……我妈妈……就是他们之中的一个！”泪水随着记忆与话语汹涌而出，“我妈妈工作的单位，就是在她40多岁的时候转制，我妈妈就被遣散了！”（按：“转制”是指对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进行私有化，使之转为民营企业。）

泪水继续涌出，有一个女生“噔噔噔”地跑上来塞了一包纸巾给我。我的眼睛仍然紧紧地盯着讲台的桌面不看其他东西，只是凭感觉接过纸巾，一边抹着眼泪一边继续往下说：“所以……我真的不是不同情那些人！但是，同情，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如果为了同情这些人，就拿大家的钱去给国有企业继续输血，让这些效率低下、早该被市场竞争淘汰出局的落后企业得以苟延残喘，那牺牲的就是整个国家的利益，使得整个国家越来越穷……总有一天，连国家也穷途末路了，这些国有企业还是得死！”

这时，我慢慢地平复下来，可以抬起头看着学生那一张张震骇的脸，另一件往事也缓缓地浮上心头：那是转制大举推行之际的某一年春节的初二，我妈妈那边的亲戚按惯例聚首一堂，我的两个舅舅坐在那里争论转制的对错。小舅舅最后说的一句话一直深印于我的脑海之中：“不管怎么样，那些下岗的人，或是在街上摆地摊，或是在路边卖水果什么的，他们全活下来了！”

于是，随着这记忆浮起，我继续说道：“其实我妈妈并不是一个竞争力低下的人，她只是刚好在转制的那个节骨眼上就病倒了，只好提前病退被遣散。但其他下岗的人，只要是身体健康的，通过在街上摆地摊、卖水果，都活下来了！还记得你们在中小学里学过的那篇课文《小草的力量》吗？为了发芽，看似柔弱的小草能把这世界上最坚固的头骨都撑开！人，也是一样的！为了活下去，其实人的意志与能力可以是很厉害的！政府真的不需要在这方面操心！——就算是我妈妈那样生病的人，也有旁边的亲戚朋友帮忙救济，至今衣食无忧。政府要操心的，是如何切实地增加整个国家的财富！国家富强了，蛋糕做大了，在市场的安排下，我们每个人也都会富强的！”

课上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我的内心仍如波涛澎湃般，久久不能平息，因为我想起了更多的往事，尤其是妈妈病退多年后跟我说的一番话：“我曾经认为转制是错的，因为我因此而失去了那么多！可是，看看身边的亲戚朋友，他们现在确确实实全都比转制以前生活得更好了。所以我现在想，转制应该还是对的。我只是特别不幸运而已。”听着她这话，我望着她那一张平和的脸，心里想的是：妈妈，从你身上，我真正地明白了古人所说的“深明大义”是怎么一回事了！

不论心情如何难以平静，我还得赶到中大去，因为下午就要上《经济学原理》的课了。中午时分，张五常教授突然打电话来，劈头一句就是：“科斯的夫人，去世了！”

我的脑子里“嗡”的一声。教授只简单地跟我说了几句，声音之中隐隐地透着消沉与悲凉之色。他嘱咐我把这消息也告诉周燕，就挂了电话。我于是再转告周燕，她也是震惊不已。又一件往事忽然涌入脑海：是去年的事了。我的一个远房亲戚在他的老伴因癌症而入院治疗之后，突然失踪。亲戚们都只顾得上照看他那生病的老伴，难免忽略了他的情绪变化，到发现事情不妙而报警寻人时，为时已晚，最终只是在河里找到了他的尸身——他大概是抑郁成疾、投水自尽了。其实他平日跟老伴的关系并不好，经常吵架的。而他非常有钱，年纪也不算很大，即使这老伴走了，再另觅新欢也并非不可能之事。但他就是受不住这打击，抢先在他的老伴头里，走了。在那件事发生之后，我妈妈在好一段时间里但凡遇到女性的朋友就告诉她们这件事，并教育她们：“一定要好好地对你的丈夫！男人其实比女人更脆弱，是很需要你们的保护的！”

回望现在的科斯，一百多岁了，他的夫人也差点就能到一百岁。张五常的夫人给我转发了两条短信，一条是她收到消息的信息：“……刚才来信说科斯夫人昨晚去世了，这可能是对科斯先生的致命一击。他们相识于1932年，结婚于1937年，共同走过将近80年……”另一条是张五常的夫人回复的短信：“我们已经知道了。昨晚也与科斯通过电话。他老人家当然难过也失去了求生的意念。我们鼓励他说他还有许多学术研究未完成，还有中国没来过等等。……”是的，张五常教授一直游说科斯到中国来一次，来亲眼看看他所创立的产权理论，是如何被中国这片曾经一穷二白的土地在经历产权界定的制度改革之后如今一跃而为冠绝全球的经济大国的事实所验证！然而，科斯一直没答应，就是因为舍不得离开他的夫人片刻——他的夫人身体不好，是绝对不可能熬得过国际长途飞机的旅行的，因此科斯要是来中国，就得跟夫人离开一段日子。可如今，夫人是永远地离开他了……

想着这些，我忍不住对周燕说：“今天真是我大悲的一天！今天上午才在课堂上讲课讲到哭了出来，现在又听到这样的消息……”周燕大吃一惊，追问我怎么讲课讲到哭了，我却只能回答她：“我现在不能跟你讲这事，因为一讲起我大概又要哭了。如果今天下午没课，我也不介意再哭一场。但今天下午还有‘经济学原理’的课要上呢，我好不容易才平复了心情，现在不能再触动那件事了，以后再跟你说吧。”

下午，如常上课。课间与课后如常有很多学生来提问，但不如常的是，提问的同学的水平必须用“突飞猛进”来形容！他们不但清除了很多过往的思想垃圾，还能主动积极地思考，提出的问题很多已经深入到后面才会学到的层面上去。特别是课后，一大群学生围着讲坛跟我聊啊聊啊，直到课室管理员进来要关灯锁门了，我们才离开课室。但一边走，一边还在聊，一直走到饭堂旁边，要吃饭的学生才依依不舍的离开。有一个男生却还一直跟着，直到我都回到办公室所在的楼房前面，他才终于与我分手。

看着这些学生，我感到希望在胸怀中升腾：他们之中，一定会诞生出未来中国最优秀的经济学家！——不是“专门欺骗大家的专家”，也不是被政府利用为其摇旗呐喊的喉舌，甚至也不会是忽悠回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所谓“优秀”，而是……真正的优秀！

晚上躺在床上，回想着这短短的一天：先是上午的先喜后悲——喜于“国际班”的学生没有对我批判民主而有愤青的反应，悲于后来的落泪——，然后是中午的大悲，最后是下午的大喜——喜于这大一新生班的学生显示出他们的思维方式已经走上了正轨。

我忽然想起2008年的时候在参加科斯于芝加哥大学主持的《中国经济研讨会》之后写的那篇文章《科斯的情怀——爱上从未谋面的中国》（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841af70100aegs.html）。在那文章的最后我这样写道——

如果说开幕词里科斯表达的是对这次会议的期待，那闭幕词里陈述的正是他对中国这从未谋面的国度的奇异“爱情”：年轻的时候只因看到马可·波罗的游记，从此就对中国梦萦魂牵。中国在近代突然衰落，在近三十年又再突然崛起，这戏剧性的起起落落都让他迷惑不解却又更加深了他对中国的兴趣。在他看来，中国对世界的意义重大。为中国而奋斗，就是为世界而奋斗。（原句是“The struggle for China is the struggle for the world”，尽管其实已经在科斯为张五常教授的英语论文集写的序言中看到过这一句，但亲耳听到科斯一字一顿、语重心长地说出这一句，我仍是忍不住热血升腾。）在他出生的1910年，一切都显得那么美好，可是突然之间，愚蠢的战争相继爆发，无数生灵涂炭。这让他认识到美好的东西是那么容易破碎。希望中国也能珍惜眼前来之不易的美好，不要重蹈欧洲人当年的覆辙。学者们应该多些聆听从事实际工作的人们的话。末了，这98岁高龄的老人以一句：“我将长眠，祝福中国！”结束了闭幕词，结束了他对中国这一份奇异“爱情”的漫长历程的简短总结。会场全体人员不约而同地都站了起来，掌声如潮数分钟，向科斯致敬，向这份“爱情”致敬。摄像机的镜头前，科斯的眼睛里泪光莹然……。

当我事后一次又一次地向不同的人追述这一幕的时候，总能再次回到那一刻，总是一再地热泪盈眶。哪怕是在最浪漫的爱情故事里，一个人对另一个从未谋面的人也难以有如此炽热无尽的爱，更何况是对一个抽象的国家？就是中国人对自己的国家，又有多少人能这样拼尽风烛残年来爱中国？后来聊天的时候，朱锡庆教授谈到，如果科斯能来中国，哪怕只是亲自看一眼他深爱了这一辈子的这个国家，中国应该给予他最高规格的礼遇，也不过只是回报了这老人这份痴情的万分之一而已。

或者，对科斯这奇异“爱情”的最好回报，就是中国的经济奇迹一定要延续下去，要不愧于这年近百旬的老人为她奉献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情怀！

然后，我又想起我在当年张五常教授生日之时举办的“《佃农理论》四十年纪念会”之后写的一篇文章《这一刻，为历史作证！》中最后的结语——

当我在今年七月份从科斯于美国芝加哥大学主办的“中国经济改革研讨会”上回来之后，我一口气写下了一篇长长的记叙性散文《芝加哥大学“中国经济改革研讨会”掠影》，并将其中一部分发布于张五常博客之内。这次参加“《佃农理论》四十年研讨会”，收获到对我个人来说最愉快的一个夸奖，就是有好些朋友都当面向我说，之前关于芝大会议的那篇散文写得很好。朱锡庆老师的夸奖尤其有技巧，他说，我写的那篇文章害他少写了一万字的稿子，因为他想写的东西都给我写光了，他顶多只能再写个两千字的稿子，专门讲讲长沙的（一笑）。

在那关于芝大会议的长文里，我自己最感满意的，是《科斯的情怀——爱上从未谋面的中国》那一部分，我那对经济学完全一窍不通、对科斯是何方神圣根本一无所知的母亲，看了都说让她潸然泪下。

那一部分的最后一句是这样写的：“或者，对科斯这奇异‘爱情’的最好回报，就是中国的经济奇迹一定要延续下去，要不愧于这年近百旬的老人为她奉献了差不多一个世纪的情怀！”写这一句话的时候，张五常教授对于中国经济奇迹恐怕要被人民币汇率制度、新劳动合同法……等一系列错得离谱的经济政策一棒打断的忧心已经溢于言表多时了。然而，我还是抱着侥幸万一之心，写下了那一句话。

时至今日，当初的风声鹤唳，已切切实实地变化发展成如今的哀鸿遍野。我再也无法闭目塞听、无视现实地重述类似的豪言壮语。并不掌握回天之力的我们，只能企盼文字真的有其神奇的魔力，以此祈求上苍——

请赐予这个国家以智慧，穿透纷繁杂乱、迷人眼目的喧嚣，看到朴实无华的真理；请赐予这片土地以力量，把智慧的所见贯彻为行动，使几千年来的苦难与黑暗永远尘封为历史，使三十年来的奇迹与辉煌得以延续千秋……

在这结语里，我不敢再言“一定”，我只能说……“但愿”！

想着这些，我又再泪落纷纷。然而，上午“国际班”的学生与下午“经济学原理”的学生的表现，又让我在泪水之中有了一种振奋起来的激情。在这泪水与激情的交错之中，我突然想到了一番真正能安慰科斯的丧妻之痛的话：

科斯老先生，请不要悲痛！您的生活中的伴侣蒙主召唤了，但您的学术中的伴侣正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薪火相传，您播下的星星之火，是后继有人的！You will never walk alone！

文字，没有魔力；但教育，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