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常按：本文是《受价与觅价》第八章《讯息费用与市场应对》的首两节。）

讯息费用是交易费用的一部分，好些时二者分不开——我在《收入与成本》第八章解释过了。有些讯息费用不是交易费用：在鲁宾逊的一人世界交易费用不存在，但可以有讯息费用：鲁兄跑到山上远眺，试图预测天气，要付代价。

第一节：以物为本论讯息

经济解释或行为推断需要掌握可以观察到的有关局限转变。一般而言，处理交易费用的局限转变远比处理生产成本的局限转变困难，而在交易费用中，处理讯息费用是最困难的了。经过多年的探讨，我认为后者困难主要起于人与人之间的讯息传达往往不尽不实，牵涉到隐瞒与欺骗等行为。讯息值钱，可以值很多钱，可靠讯息的获取可以是大投资，你要知道，为什么我要免费告诉你呢？我们要怎样衡量讯息的可靠性呢？要怎样算讯息本身的市价才对？

不久前一位朋友给我看一个乾隆时期的瓷瓶。我细看后说是乾隆后期的珍品，是难得一见的官窑。我可能看错，但我是依我知道的直说。然而，如果靠买卖古瓷为生计我可能说另一番话。我不是专家，也不怀疑一些专家可能说是民国时期的仿制品。鉴证不容易，容易有问号，而凭什么才算是专家呢？

今天经济学盛行的讯息不对称的理论，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开始盛行。一九七五年我到香港渡长假，行前对同事巴泽尔说要到香港考查玉石市场，因为认为这市场可以提供资料，解释为什么巴兄和我皆认为讯息不对称的理论是谬论。后来巴兄一九七七年发表了一篇跟该理论过不去的好文章，可惜不易读。他曾经要求我联名发表，但文章他写好了完整的初稿，我只跟他研讨过，贡献甚微，没有理由叨他一半的光。后来我知道他为这件琐事耿耿于怀。最近为了写这章，我要求巴兄传来他的旧作，再读，果然还是好文章，但大家分道扬镳那么多年，我今天对讯息问题的看法是换了好些角度了。

从玉石到收藏品

当年选择考查玉石市场，因为听到香港进口的缅甸玉石，称翡翠，首次出售时往往是原石不开，购买者要从石皮的外表猜测石内的玉质，猜错的机会高，因而有人靠幸运发达，有人猜错输清光。把原石切开真相大白，为什么不先切开才出售呢？为这个问题一九七五年我在香港广东道的玉石市场考查了几个月。玉石怎样看真的难学，今天我还是不懂，但得到了我要知道的细节，找到了答案，会在本章第四节详述。

考查玉石的经验让我想到从物品的角度研究讯息费用。这种费用问题太多，太复杂，以物品为本入手应该是最容易有收获的门径了。我选讯息费用高而又变化多的物品入手。这就带到收藏品的研究，尤其是那些作者谢世、真伪难辨的物品。中国开放改革以还，推土机到处操作，加上什么盗墓的，出土的文物无数。走马看花，我考查过的讯息费用高的物品类别可真不少。二○一○年在上海的一个收藏家协会讲话，我以《仓库理论》为题，直言自己不是任何收藏品的专家，但因为经济研究的需要，我考查过的类别多而杂，每类知一点，但包罗万有。

同学们明白吗？讯息费用高深复杂，我选择集中在以物为本的途径考查。物品可以拿在手上，有凭有据，而我在玉石市场的考查有称意收获的经验。更重要是我要知道市场怎样处理讯息费用，从物品的讯息入手是一个清晰的好去处。然而，不同类别的物品市场的处理方法往往不同，所以多而杂的讯息费用高的物品我或多或少总要涉足一下。

第二节：三位大师的讯息经济观

第一篇重视讯息费用的重要文章是科斯一九三七年发表的《公司的性质》。他称之为交易费用，其实主要是讯息问题：不知价，所以公司替代市场。我把这话题带到合约选择那边去，说不是公司替代市场，而是一种合约替代另一种，是卷四《制度的选择》的话题了。

第二篇重要的是哈耶克一九四五年发表的《知识对社会的用途》，是哈氏的代表作，也重要。简言之，该文说市场是把所有人的各自所知集中运用，远比计划经济的一小撮策划者知得多。这是说，市价包含着很多人的知识，以之指导资源的使用会远比政府的策划来得可靠。这里有两点哈氏当年没有注意。其一是因为讯息费用的存在，市价可以误导。其二是从中国经济改革的经验看，在某些合约安排下，政府的策划可以节省交易或讯息费用。后者也是卷四的话题。

弗里德曼的补充

在哈耶克的观点上，我欣赏弗里德曼的补充。弗老对我说：如果在一块石上可以种出美味的水果，假若这块石属公有，没有谁会种植，也不会赶着去通知政府，然而，石块私有水果会种出来。为此我再作补充：不管拥有该石块的人怎样守秘，只要他把美味的水果在市场出售，消息会传出去，石块上可以种出水果珍品的讯息早晚会传遍天下。一八四八年美国加州出现的寻金热，是源于一个人在某荒地拾得一金块，拿出来在酒吧炫耀，被外人秘密跟踪，地点发现了，消息传开，三十万人从远方涌至，加州就是这样发展起来。这些不速之客有不少来自中国的台山，「旧金山」这个名字是他们起的。

施蒂格勒学究天人

再跟着而来的关于讯息费用的重要文章是施蒂格勒一九六一年发表的《讯息经济学》。我当时刚进研究院，有机会听到他亲自到母校解说该文。六年后施兄成为朋友，他敏捷绝伦的思想使我震撼。认识他之前我喜欢背诵他的文章，认为他的英语文采冠绝行内：弗里德曼几番对我这样说，到今天我还是那样看。施兄才高八斗，学库五车，赫舒拉发认为是他见过的最聪明的人。经济思想史的学问，古往今来没有谁比得上施兄。在芝大时我还是喜欢长驻图书馆，在馆内频频遇到他。他早就大名远播，在芝大有呼风唤雨的权力，但还是日夕不倦地为学问而追求，对当时刚出道的我有深远的影响。提到这些，因为要让同学们知道在下述我批评施氏的讯息分析不代表我不敬重这个人。我恨不得自己能有施蒂格勒的学者风骨，感激他对我的教诲与鼓励，也希望同学们能多读他的文章。

施蒂格勒说因为市场有讯息费用，同样的物品其市价有差异数（variance，统计学称“方差”），所以购买者会在市场找寻，而物品愈值钱，购买者付出的找寻费用会愈高。购买贵重物品会多花时间或费用找寻当然对，但我曾经指出，市场物价的差异数是顾客找寻的结果，不是找寻的原因，施兄是本末倒置了。市价有差异数大家都知道，但不知道这差异数为何。如果大家知道差异数为几，此数会下降。如果大家知道差异数中的最低价为几，在竞争下这差异数会下降为零。如果一个人找寻开始几次碰巧遇到差异数变化大，他会多找寻，反过来他会少找寻。这些及其他变化会带来不少博弈理论的玩意，但我的取向是问差异数的或大或少由什么决定，而市场会怎样处理——这就是我要以物品作为研究调查出发点的一个原因。除了解释现象，我对经济学没有兴趣。

顾客会在市场找寻是事实，同样物品的市价有差异数也是事实。每个顾客按着自己的所知，花了他们各自认为是不要再多花的找寻费用，买或是不买，市价的差异数就被决定了。差异数的存在反映着讯息费用的存在，也反映着通过市场的运作处理来决定这差异数的大或小。

法例左右误导研究

我要指出在西方，尤其是在美国，可能因为风俗习惯，更可能是因为政府法例对消费者的保护，市场的物价差异数一般没有像香港及中国内地那么大。一九六三年，我向老师阿尔钦提出在密集竞争下有讨价还价的行为，他不相信，我要几次申述。是的，好些市场现象在美国不是调查研究的好地方。法例的局限可以误导讯息费用带来的现象。我不是说消费者不应该受到保护——这类问题我没有兴趣——而是要考查讯息费用导致的行为现象，政府法例的影响愈小愈好。我认为施蒂格勒对觅价与价格分歧的处理屡有失误，是因为他观察到的现象是被交易或讯息费用之外的法例局限扰乱了。

一九六九年我对美国的同事说要到香港研究件工合约，他们认为我的主要目的是渡假。我没有向他们解释：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因为法定的最低工资够高，跟件工工资有冲突，在工会压力下，件工合约在多个行业被政府定为非法。我们怎可以在美国调查件工合约呢？有几位美国行家发表过件工合约，但我认为他们因为不知细节而作出令人尴尬的分析。今天的美国，在保护消费者法例的影响下，好些商店说明顾客购买了某物品后，如果能在其他商店发现同样物品价格较低，拿出证据，原先的商店会退还价差。这样，同样物品的市价差异数会下降，但不是因为讯息费用下降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