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二十二日从深圳飞成都，准备二十三日在那里讲话。飞机误点三个多小时，抵达成都的宾馆时是晚上了。很累，正想休息一下，招待的朋友说书记先生李春城要造访，倾谈一下。我当然乐意。过了不久李先生及几位朋友进来，大家坐下后，我问：是「春城无处不飞花」吗？答曰：是。

李先生说他刚刚读了我的《中国的经济制度》。我不让他继续就滔滔不绝地说这本书。理由是太太在洗手间，没有翻译，恐怕听不懂，拖时间等太太出来。我的普通话是绝技：懂得说，不一定懂得听。理由是浅的：懂得说，因为假设对方懂得听，但对方说时我不能让他假设我懂得听！

后来太太出来了，其实是千呼万唤始出来，我就让李先生说。一时间我有奇异的感受。李先生显然是搞思想的，有深度，对经济的感受好。他提出的问题不易回应。当时我实在累，只能简略地答一些，有点忙顾左右而言他。后来小勇告诉我，李春城很大名，受到同事们的敬仰。再后来在成都的所见所闻，知道书记先生名不虚传也。

二十三日下午轮到我正式讲话，有准备的，但讲得不称意，因为多枝强灯射着我，不让我看到听众的面目。历来的经验，是看不到听众的面目一定讲得不好。气氛重要，尤其是没有讲稿在手的。记得一九九八年，弗里德曼到香港，我临时安排他在一个只有五十个座位的课室讲话，站着的听众百多人，呼吸也有问题。弗老讲得好，跟着对我说：气氛好，于是讲得好，讲室不用大，但一定要听众多。我同意，也认为看到听众的面部表情重要。

第一次访成都是一九九三年，带着弗里德曼夫妇及好些朋友去。当时的成都破旧，但有两件值得回忆的事。其一是某天早上，当地政府安排一个女孩在一个地库内表演舞蹈。女孩长得漂亮，演出了不起。光流水逝，想来她今天近四十岁了。愿她青春常在，舞艺依然。其二是当时的四川省长萧秧接见我们时，跟弗老有如下的精彩对话。弗老：「改革像斩老鼠的尾巴，一寸一寸地斩很痛苦，要一次过地斩掉才对。」萧老：「教授呀，我们这只老鼠有多条尾巴，不知要斩哪条才对？」

其后到过成都两三次，每次市容有进步，这次再访，进步大得惊人，成为一个值得留恋一下的大都会了。成都的市政府有计划地推出不少建设项目，论配套，一般搞得好──非常好。这是违反了弗里德曼当年之见：他认为政府策划的发展比不上市场的运作，一般失败。后来我在《中国的经济制度》那小书内提出异议，因为见到中国不少地区政府推出的建设项目做得好。我指出地区政府是为市场的需求而策划，弄坏了干部要负责。然而，核心问题所在：政府投资建设的项目怎会不比市场差，甚或过之呢？这次成都之行我找到自己满意的答案。

首先要说的，因为交易或洽商的费用存在，一些牵涉到多家多户的项目，市场不容易处理。好比我很欣赏的离成都市中心不远的「农家乐」，是市民消闲的好去处，由政府出资把路修好，这里那里粉饰一下，然后鼓励那里的多户农家做点饮食娱乐的小生意。收价甚廉，但农户赚到收入，政府赚到税收，乐也。

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成都政府的项目可以做得那么好，于是要求访问有关的知情人士。为此我在成都多留一天，而他们推荐接见我的是常委副市长孙平。又是个了不起的人，五十岁出头，曾经在某大学教过。到孙平的办公室时是下午了，还有其它约会，坐下来我就开门见山，问得尖锐，毫不客气。孙平反应快，有问必答，答得坦白，有如流水行云。

我要知道的只一点：是什么动力驱使政府主理弗里德曼认为是市场才有作为的事，能办得绝对不比市场差？我对孙平提出三个成都的政府项目，问权利的结构。

第一项是那大名鼎鼎的「软件园」，大的，由政府建造，租出去，有些是低租招商，全满，整个「园」雇用员工二万。我问：「你认为软件园是成功的政府投资吗？」以为他会说：「当然！」殊不知他答：「很难说，还要多等多看。」他显然认为财政上该项目还没有打平，而增加就业的间接利益不容易算得准。实事求是，孙平显然认为政府投资的成败准则跟市场的没有两样。跟着谈到的两个项目，孙平认为政府有垄断性质，回报胜于市场是应该的。我认为他只说对一半。那些项目其实没有传统所说的垄断，而是因为交易或洽商费用的存在，政府处理远为容易，说有垄断性质也对。

那两个其它项目是些什么呢？一个是「锦里」，一个是「宽窄巷子」，都是市民的消闲地方，由政府投资，生意滔滔，回报率大有可观也。我认为锦里有些小节失误，只能打八十分；我给宽窄巷子一百分。锦里较为平民化，宽窄巷子档次高，二者属上海的「新天地」那种性质，搞中国的旧文化消闲，从文化品味衡量，都比新天地高，高出相当多。宽窄巷子是我见过的搞旧文化消闲最高明的地方了。

锦里全是新建造的，仿古，近于以假乱真。宽窄巷子以古旧的房子为基础，拆掉六成过于破烂的，由专家指导仿古重建；四成是旧房子翻新。也有十家八家不卖给政府，作为私人拥有，门外说明是私宅。孙平认为锦里及宽窄巷子是成功的政府投资。都是政府建好后租出去。忘记问他锦里的投资收益。宽窄巷子是政府出资五亿，今天的估计值十五亿。我认为拿去国际拍卖，宽窄巷子应该逾二十亿。

孙平说锦里与宽窄巷子是他亲自主理的项目，正中老人家的下怀。是什么动力驱使他那样拚搏，办得比一般市场还要好呢？弗里德曼究竟错在哪里？是奖金吗？是「好处」吗？是回扣吗？是升职吗？这些我问得直截了当，半个弯也没有转。除了有升职的可能，孙平否决其它。我甚至问他自己买房子的钱从哪里来，他答得快，答得我满意。升职作为拚搏的回报当然可能，但无从肯定，有点渺茫，而如果下注失手，怎么办？

在言谈中我突然警觉：如果我是孙平，我也会像他那样拚搏。条件有二。一、项目要有清楚的界定；二、上头要放手让我干。这是说，如果我认为项目是一件创作品，合我心意，我不会计较金钱的回报而尽所能做得好。好比这些日子我用足心机整理自己的作品，金钱回报没有考虑过。要点是一、作品是我的；二、我要怎样整理没有谁管得着。

权利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这是有名的科斯定律，而其中一个含意是权利的交易没有管制。引申到孙平的行为，我们可以说项目的界定与上头放手是一个干部搞创作的先决条件，而个人的回报可以是金钱之外的满足感。另一方面，除非超级富有，市场的参与者一般没有机会主理孙平那种以数亿成本算的项目，也没有那么大的得到政府协助的方便。像孙平那种大创作我没有机会尝试过，想来是紧张刺激的。一个问题还在：为什么今天的中国有孙平这种人，开放改革前却没有？不是难题，但非常复杂，读者想想吧。

在成都招待了我们几天的是一个名为陈琳的干部，听说也是一位大项目的创作大方家。谦谦君子，他可没有给我介绍自己的本领。很喜欢这个人，恨不得能早点认识他。参观成都，我们受到的招待是我遇到过最有系统的。不隆重，但次序井然。节目多但分秒不差，有点奇哉怪也。从这些小事可见，成都政府某部门的操作效率奇高也。

别前陈琳午宴，跟着有人拿出纸墨要求我下笔。我想到书记先生李春城，也想到一副由前人诗句组合的对联，很适合今天的成都。当然是恭维的话，但没有夸张，于是在四尺整张的宣纸上写道：

盛世有逢皆乐事

春城无处不飞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