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画奇案是悲剧，媒体报导不尽不实是悲上悲。四月十四日《南华早报》胡说八道，律师说属诽谤。美国的法庭档案不是秘密，怎可以全不知情就大做文章？如果我有那么多钱，自己怎会不知道？

无巧不成书，同一天，香港某报的「间谍」采访公布我的「风流事迹」。是听到，没有读到。这些年，时间巧合的怪事太多了。多得离奇。老夫古稀又四载，虽是才子，难得风流。恨不得该报说的对（一笑）。既为才子，当然知道有人在偷拍。香港的媒体是间谍训练中心，可惜本领平平，要聘请间谍不要到那里找（再一笑）。年轻人不知轻重。记者未经批准到内地操作是犯法的。被没收了回乡证笑不出来吧。大事博一手、赚一笔，可以理解，但无足轻重的琐事值得把前途下注吗？这里的含意是：某些年轻人看不到自己有前途！

几天前到北京讲话，四天讲了五场，其中三场是对大学生讲的。北京的学生了不起，如果当年有那样水平的学生我会教出不少师级人物。今天只能幻想。只不过二十年前，香港的学生明显地比内地的优胜，今天则倒转过来，北京的高出相当多。无法想象那里的学生会做些鬼鬼祟祟的工作。他们看到前途。神州再起自有其因也。

反对言论绝对自由，是老师艾智仁当年教的。不同意听到的内地约束言论的方法。是听到，自己可没有感受到。历来百无禁忌，永远不说自己不相信的话，春去秋来数十年矣。希望他朝后学的会这样记得我。话得说回来，应付那个喜欺负我的孙女儿是例外。不骗她斗她不过！

美人容易把我弄得团团转。不久前，安桥老弟的老婆对我说：「人家的孙女儿美丽称pretty girl，你的孙女儿是beauty呀！」三岁多了，聪明，不到一岁就讲话，讲个不停，听不出是在说什么。那天通电话，她不停地说着些什么，听不懂，交给太太听，原来小仙子用普通话说数字，从「一」数到「二十九」，「三十」说不出来。她上普通话的课一年多，懂得听，不懂得说。希望能说服她的父母让她和六岁的哥哥到中国求学。祖父花了那么多年研究中国的文化，有独得之秘，来日无多，要找自己心爱的孩子传授。

回头说内地对言论的约束自己感受不到，可不是说没有遇到过诸多留难。最近在内地一连出版了五本书，有内地客到香港买「真」货比较，不少网上客问改了些什么。这是几个月前的质疑，今天不复出现了。他们终于知道内容半点也没有改。改译名我接受，某些标点简体与繁体不同我也接受，「国内」改为「内地」我没有理由反对——就是那么多。

最明显的例子是《中国的经济制度》。年多前内地某刊物要转载全文，但改得我反对。去年十月该书在内地出版，只加进为科斯修订的内容，其他一律没有改。前后相隔只一年，要不要改显然与北京上头无关，而是下头各有各的判断。

不要误会，我没有说北京上头不会封杀某些言论，只是自己没有感受到。言论上我不讨好，不客套，好说好，不好说不好。数十年来，批评北京的经济政策我写得比任何人多。去年批评新《劳动合同法》的文章发表了约二十篇，措辞尖锐：「蠢到死！」，「上苍究竟授予了什么人那么大的权力，可以连最苦的人的一丝希望也不放过？」这些是很重的指责了。

我知道北京重视该合同法，但我骂得举国皆知，在内地出书他们却照印不改。我不是个改革者。对劳动合同与公司本质的研究，多年前戴维德说我是画上句号的人。关心劳苦大众，见到政策不对头大声疾呼是我的责任，虽然事后自己认为批评的语气有点过分。从来不认为自己可以改进社会，永远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我的本领是解释，认为问题重要希望能解释得清楚。恐怕执政者不懂，频频转换角度，每一篇都把角度转一下。如果八宝出尽也如石沉大海，只能叹知音无觅，但对自己是交代了的。

二○○二年被邀请到中共中央党校讲话。我当然知道那是个什么地方，何况事前邀请者说我是那里的新讲厅的第二位讲者。百无禁忌，我讲的是反对一家一孩政策。论点简单：中国的人口问题不是人多，而是知识低，只要能保障生下来的有适当的教育，多生不是坏事。我不是人口专家，但认为应该这样说，于是说了。我也认为自己一九八五年发表的《没有兄弟姊妹的社会》一文的论点没有错。

提到上述，是要指出从自己的经验看，北京约束言论不是恐怕批评。自己写的是经济话题，不写政治。不写政治是因为没有兴趣。如果有兴趣而又认为北京在政治上出错，我会直说，相信他们不会约束。解释可以阐释为支持，可以阐释为反对，可以阐释为责骂。如果北京约束解释，中国不会有今天。

没有谁会不同意某些言论需要约束。我不同意北京采用的方法，因为见到有混淆。没有跟进过他们的方法是什么，但我敢打赌，你拿一篇文章给十家内地的出社版删改，十家的选择各各不同。这就是我说的混淆，对中国青年的思想有不良影响，于是在这里指出了。约束言论的原则应该为何是大难题，就是先进如美国也改来改去。我自己没有高见。

最近听说胡锦涛先生要逐步放开言论，我认同，也尊重他的时间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