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的作者是本博客管理员（不是张五常教授）！ 

第十四讲课后作业讲评（兼谈“上头成本”二三事）

在讲评第十四讲的课后作业之前，我想先谈自己学习“上头成本”的几件事，因为这个概念很难，这一讲的内容看来对很多读者打击很大，令他们在进入这“深水区”的时候失却了信心，甚至是兴趣——不过如果遇到困难就那么轻易地失去兴趣的话，这兴趣其实也算不上是什么真正的兴趣了，只是满足一部分人此前觉得传统教科书充斥着数学而让他们不高兴、好像张五常经济学这一套不用数学他们就可轻易学到手的得意之情，也就是并非出于对真正的知识的爱好，而是与所谓的经济学家相比也不会显得低人一等的自尊甚至是自大之心而已。

然而，学问从来不是容易掌握的，真正的学问尤其如此，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经济学家避难就易地用复杂的数学来回避、也是遮掩他们对真正的经济学的掌握不足？以为不用数学就能更容易，本来就是个误区。

且说我最早见识到“上头成本”的概念，那是张五常教授的旧版《经济解释》卷二《供应的行为》中的《上头成本与租值摊分》一章在香港报刊上登载的时候。那时我正在读硕士二年级，刚刚结识张五常教授，于是开始跟读他正连载着的《经济解释》。虽然此前关于生产成本的章节也让我感到很难懂，但这一章在我读完第一遍后发现自己完全不明白他在说什么，这种情况却是绝无仅有的第一回。于是我反复地又读了好几遍，不知怎么的，慢慢就开始明白了。我不是很记得起我是怎么弄懂这个概念的，大概跟当时一位与我一样地痴迷于张五常经济学的同学要我向她解释什么是成本、租值的概念有些关系吧。当时我给她举了些数字例子，就是现在第十二、十三讲里用到的那些数字例子。张五常教授说上头成本是租值，所以把租值的概念弄通之后套进去，上头成本的概念理应是迎刃而解的。

然后今年给新生上经济学的课程，讲解到“上头成本”的部分时一位小凤同学在课后以一个卖菜的例子来问我什么是上头成本的概念，结果我发现她这个例子非常好，我拿过来根据需要作了修正之后在课堂上以这例子跟学生再讲了一遍上头成本的概念，那就是这第十四讲的后半部分使用的卖菜例子。通过这个例子，我忽然明白了一件以前没有意识过的事情：如果所有生产要素都以分成合约的方式来取得，是不会有上头成本的存在的！更进一步，这意味着上头成本不仅仅是由收入与直接成本决定，更是要先由合约的方式来决定。不同的合约会带来不同的成本结构。再进一步，分成合约之下是不会有失业的！

是在明白了这一点之后，张五常教授有一天跟我电话聊天时说起他要写直接成本与上头成本的灰色地带，说起他的一个朋友是珠三角最大的汽车生产商，但他所有的厂房、机器都是租回来的，甚至连工人都是租给他厂房、机器的人提供给他的（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劳务派遣”），在这种情况下，这人随时可以退出市场，因为所有生产要素的成本都是直接成本！我一听，兴奋得跳起来，说：“对对对！这也是我今年给学生上课时新领悟到的一点，如果所有生产要素都是分成的，那就全部成本都是直接成本，没有上头成本！而且分成合约之下不会有失业，跟件工合约类似！”张五常教授回应道：“对！分成合约之下会有另谋高就，但不会有失业。”

最后是最近写了这第十四讲，在讲义中我提到“生产者还可以有以下的选择：与房东商量减租，或是退租并获得部分租金的归还。如果是前者，那房租已经带有直接成本的性质，因为是可以随产量（收入）的下降而下降的。如果是后者，这等于退出市场的收入不是0，而是可以收回部分的房租，这也导致该部分的上头成本转为直接成本（因为不生产就可以不付出），也就是使得上头成本下降，生产者更容易倾向于退出市场。”

其后在张五常教授与我电话聊天的时候我问了他这个问题：在上述这些情况下，上头成本是可以这样转化成直接成本的吗？他作了肯定的回答。我又问：“之前我明白了分成合约之下是不会有上头成本的，固定金额合约才有。但现在这样看来，岂不是固定金额合约中所存在的上头成本也可以在某些情况下转为直接成本吗？”他回答：“你说的是合约条款。有了这些合约条款，固定金额合约其实已经变成分成合约。去看看我的《佃农理论》，那里说得很清楚的，固定地租合约里有名为escape clause的条款，如果那些条款数量足够多，那就其实已经将固定地租合约变成了分成合约。”

我一听，真如当头棒喝、醍醐灌顶！《佃农理论》中说固定地租合约里的escape clause的条款如果无穷多，可以对应所有不同的未来情况，其实就已经变成了分成合约的内容，我当然是知道的，第一次看的时候还觉得张五常教授这一招“推到尽”可真是精彩之极！把固定地租合约与分成合约是一样的本质揭示得再清楚不过没有了。然而到现在我才猛然醒悟，自己对于那一点其实还没有真正理解得深入骨髓。以我在讲义中举的情况来说，那些情况虽然并没有明文地记载在合约之内，但只要实际上可以与房东协商而灵活地调整合约，其实就是暗含着存在着这些escape clause的条款，使固定金额合约变成分成合约，从而使上头成本转变成直接成本。

那时我是高兴得在大厅中间转着圈子跳起舞来——只要把手机上的“扩音器”打开，就可以不必把手机贴在耳朵上也能像是使用对讲机那样不会妨碍我与张五常教授继续聊天。

事后我又想到，我有一位朋友是在江门的一家企业里当计算机系统维护员，他在2008年时跟我说那起企业经营其时非常困难，于是老板召开全体员工大会，向大家陈述当前的困难形势，要求大家与企业抱团共渡时艰，然后就宣布管理层带头大幅减薪一半，其余各线员工或多或少都要减薪。结果是除了少量人员不接受减薪而离职、与企业和平分手之外，大部分人都接受了减薪的安排。不久之后，这家企业就迅速起死回生，薪金也随之恢复到原有水平。这说明了，即使表面上是固定工资合约，但只要没有工会的阻挠，企业减工人的工资，工人认为不合理拍拍屁股走人就是——只要你真的是值得拿更高的收入，“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何愁在外面找不到与你的价值相适应的工作？——但如果企业给你的工资就是你值的那个价，谁会愿意在外面风大雨大的时候离开现在这个窝？也就是说，固定工资合约等于是可以因时制宜地添加escape clause，从而带有了分成合约的性质，使得固定成本转化为直接成本，而且是随收入下降而灵活地向下调整，令企业更容易生存下来——它所雇佣的工人也就更不容易失业！

这就是了，通用破产，是因为与工会谈判怎么都谈不拢，但工人工资的上头成本并不会因为工会死活不肯减工资就能得以保存——那东西是市场竞争决定的，根本就不是所谓的资方能决定，当然也不是劳方能决定的——，因为破产赖账这时会成为最优选择。广泛使用件工合约、含有分成合约性质的奖金制度，固然是使得中国的工资合约富有灵活性，从而有助于减少工人失业、企业破产，而即使表面上是固定工资合约，只要没有工会的干扰——以及政府别搞什么新劳动合同法、瞎胡闹地掺合进来——，随时追加escape clause的交易费用并不真的那样高，所谓工资刚性造成的失业不至于会是严重到全社会怨声载道、人人敦促政府出面干预的水平。

然而，那天与张五常教授电话聊天，还听了他说要写的直接成本与上头成本的灰色地带，与上面这些内容还不是同一回事。第二天我与前述的那个同样痴迷于张五常经济学的朋友通电话，向她感慨了一句：“学海无涯，关于上头成本，我们还有很多东西要学啊！”具体的内容张五常教授接下来的文章中就会陆续地介绍，我就不在这里提前剧透啦！

说到这里，我才开始讲评第十四讲的作业。这一讲的作业是：阅读以下报导《张养养养猪记》（http://jingji.cntv.cn/program/zgcjbd/20100223/102082.shtml），辨析散养户（规模在50头猪以下）、以张养养为代表的专业户、以星光养殖场为代表的养殖企业这三类生产者的成本结构，解释他们面对猪价波动时的不同行为。并据此分析，报导中主张的政府调控能有用吗？你能提出别的建议吗？

回答的读者之中，“我不是郭靖”、“洼地”以及一位使用繁体字、可能是香港人的读者的分析都比较接近正确答案。但他们的回答比较长，有兴趣的人可以到第十四讲后面的评论里去看，这里就不再在这里贴出。

从资料可知，散养户明显属于租值最低、最接近于边际企业的生产者，也就是他们的成本结构中几乎全部是直接成本，没有什么上头成本，所以价格一波动，他们是首先被收入下降切进直接成本里去而不得不离开市场的人。专业户的租值高些，养殖企业的租值又更高些。

养猪涉及的成本细节很多，其实大家不必一一细致列举各种成本是直接成本还是上头成本，只要两两比较他们上头成本即可。散养户与专业户之间最关键的成本差别在于散养户的小猪是外购的，而专业户的小猪是自己养的母猪生的。这类似于房间是外购还是自有的区别。当然，对于散养户来说，小猪一买进来之后就成了历史成本，但因为他没有母猪，小猪养大卖完之后他见行情没有好转就不会再去买小猪，不会持续经营下去。而专业户有母猪，只要养着就会继续产小猪，小猪转卖也可以弥补一部分亏损。也就是说，母猪在这里是把散养户与专业户区分开来的重要的上头成本。

然后专业户与养殖场之间最关键的成本差别在于专业户是农村人，除了母猪之外基本上再没有别的太高的上头成本。资料中张养养的一句话最能说明问题——“在农村来说，我不算人工，不算水电费，不算圈舍的折旧费，是不赔钱的。如果你要算上养殖厂那个，把本这样算我就赔得厉害了。咱农村人不算这样子，我把猪一卖，把钱一攥，我把饲料一包，现在能差多少钱，就差多少钱。”水电费其实都是直接成本。至于人工，张养养就自己夫妻俩一边种麦一边养猪，那是上头成本，但不高。养殖场要聘请大量人手，其工资正是由那些离开市场的散养户出外打工的工资决定的，在合约期内都是上头成本。土地圈舍的成本呢，资料前面也提到过，张养养是在自家的宅基地上不足100平方米的后院里养猪，这宅基地不能转让，那么小的面积也不适合用于出租做别的事情，因此它也基本上是上头成本，但价值（租值）很低。养殖场是租回来的土地，前期投入大量成本建起高标准（包括很高的卫生防菌标准）的圈舍，同样在合约期内是上头成本，但价值很高。

另外，大家应该要注意到资料中的记者与养殖场的场主的一段对话——“现在亏那么多，你还养那么多的话，怎么办呢？”“这个情况，因为咱们这个企业，由于这个不可能一下把厂停掉，因为猪太多了，一下停掉的话那就亏损很厉害了，如果不停，这样继续运转下去，可能到明年后年，猪价再起来的时候，会减少亏损。”也就是说，猪本身也是一项可观的上头成本！规模越大的生产者，拥有的猪越多，上头成本就越高，就越不能一下子停产离场。仔细地辨析，其实养猪的生产者的产品严格来说是猪肉，并不是猪！猪一斤一斤地长肉，就如同机器生产出一件一件的产品，所以猪是生产猪肉这产品的机器，一旦养起来就成了上头成本。当然这机器自动地生产产品，你没法中途让它停下来。

养殖场还搞猪肉这产品之外的其它产品来弥补亏损，这是它的规模足够大之后，它能有其它收入，这是规模经济的好处。包括规模大了拿饲料的成本也比较低，就是把直接成本给压低了，也属于这种性质。也就是说，规模也是上头成本！

报导中所主张的政府调控是“反周期”补贴，也就是不要像现在那样的“顺周期”补贴——猪价高时补贴生产者，鼓励他们多养猪供应市场；猪价低时不补贴，降低他们增加供应的积极性。由于猪的生产有周期性，这种“顺周期”补贴反而使得猪价高时生产者得了补贴增加生产，但到猪只出栏时已经变成供应太多猪价暴跌，于是反而加剧了猪价的波动。然而，那所谓的“反周期”补贴真能起效吗？猪价低时补贴生产者，猪价高时不补贴，效果只怕会是类似于第九讲里所说的“农业价格支持”的政策，使得生产者任何时候都大量养猪——猪价高时受高价格的刺激，猪价低时有补贴的刺激，于是最后的结果是任何时候猪价都高不起来——于是任何时候政府都要不断地补贴！然而，那只是表面上猪价不高而已，政府补贴的钱从哪来？还不是就是从全社会的纳税人那里征来的吗？实际上所有人都付了高额的猪价，只是其中一部分是间接地以税收的形式辗转通过政府补贴转移到养猪的生产者手里。这样间接付费的交易费用高就不用说了，不是“谁受益、谁付费”也会导致猪价其实很高、人们却没有直接感觉——人们的直接感觉是税收很重——，于是整个社会对猪肉的生产与消费都偏离了没有这种补贴制度之时的最优水平，这其实也是含义着存在较高的交易费用。

即使没有上述的问题，正如资料中所说——“几乎所有的养猪农民都知道生猪市场会有波动的周期，但却总是踩踏不上节奏”——，连身在局中、利益攸关的生产者尚且如此难以准确预测猪价波动的周期（含义着信息费用很高），政府又凭什么认为它能做得更好，把周期预测得更准确，从而正确地执行那顺周期也好、逆周期也好的政策而真能熨平周期呢？

由上述的分析即可顺理成章地推出建议：较合理的政策一定是用于降低交易费用，而绝不是直接地干预价格！提供价格变动的信息、提供预防猪疫疾病的技术与知识……这都是值得考虑的措施。至于增加冷藏库存、增加猪肉加工制品、甚至可能有猪肉期货之类的金融创新来减少猪价波动，这些市场是会自己去做的，根本不需要政府插手。减少价格波动对社会整体有利，自然就会有人出来提供一些减少价格波动的办法，以此赚取这种利益，政府不可能比他们更懂这些，还是少操那份多余的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