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系列文章的作者是本博客管理员（不是张五常教授）！

第十二讲 成本的概念

接下来大家的学习要从消费者理论转向生产者理论。在讲授消费者理论之前，我警示过大家，消费者理论对于解释现象没什么用处；而在讲授这生产者理论之前，我要再度警示大家，教科书里的生产者理论错得一塌糊涂，应该是无可救药，差不多是要全盘废弃的！

大家翻到书上140页，这是生产者理论开章第一节，就已经错得乱七八糟！这第一节的题目是“企业的成因”，然而企业的成因根本不属于传统的生产者理论！从这一节的内容来看，除了“经济利润VS会计利润”那一部分是属于传统的生产者理论之外，其余内容其实是属于企业理论，而该章接下来的其它各节跟这第一节的内容毫无关系，全部属于传统的生产者理论。在英文里，生产者理论是“Theory of the Firm”，而企业理论（张五常主张译作“公司理论”）是“Firm Theory”，完全不是同一回事！前者的本质是研究投入-产出，即生产者投入多少能产出多少的生产过程，着重于生产的技术特征，属于微观经济学（价格理论）的范畴；后者的本质是研究以什么组织形式或合约安排来进行生产，着重于生产的合约选择或制度条件，属于新制度经济学的范畴。

大家要知道，理论上生产是不需要通过企业来进行的。你看街边那些摆地摊的小贩，还有那些开着个小士多、既是老板又是员工的个体户，他们是一个个人，不是一家家企业，但他们也是生产者，从事着向市场供应产品的活动。当然，现代社会中很多生产是通过企业、而非个人来进行的，这是因为以企业的形式把一个个人组织起来参与合作生产是较为有利之事，于是人们在自私本性的驱使之下选择了企业这种组织形式。然而，传统生产者理论是不关心这种事情的，它不问是什么缘故使得企业这种组织形式在某些情况下相对于个体户更有利，它只问生产者（无论那是个体户还是企业）投入多少生产要素（production factors，即投入品，马克思所说的“生产资料”）在技术上能有多少产出，并在数学上用生产函数把这技术特征表达出来。前面我在第七讲的最后部分批评经济学中滥用数学的时候已经指出过生产函数的问题所在。它本质上是一个反映生产的技术条件的方程式，因此它所研究的根本就不是经济学问题，而是工程学问题。在现实的生产之中，同样的技术水平，但如果使用不同的组织形式或制度条件，同样的投入会有截然不同的产出，这才是经济学要研究的问题，而不是工程学能回答的问题。

也就是说，传统的生产者理论，本质上是一个工程学理论，根本不是经济学理论！一个真正属于经济学的生产者理论，它不可以不考虑生产的组织形式、合约安排或制度条件，而这就必然要进入新制度经济学的范畴之内，也就是必须考虑交易费用这局限条件。但在这里的第十二和接下来的第十三讲里，我会先讲授不需要考虑交易费用的影响的“纯生产者理论”，也就是说，并不是交易费用不存在，而是在某些特定的情况下，交易费用不是关键的局限条件，可以归入“其它因素不变”之中。在第十四讲时，我会重点地讲授交易费用的概念，从而引出交易费用作为一个关键的局限条件对生产的组织形式、合约安排或制度条件的决定作用。到了那个时候，大家才有可能明白“企业的成因”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什么。

那么，这一讲我要讲解经济学里一个最重要的概念：成本！

我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现在来这里读书、上课，你的成本是什么？（有学生回答：“交了学费。”）对，你们交了学费，这是你们上大学的成本。还有吗？（有一个女生脸现跃跃欲试的神色，我指着她）我看出来你是有些想法的，你来说！（该女生回答：“还有时间成本。这个时间我本来可以去干别的事。”）对，很好！这同学说到了点子上了！你来上学除了交了学费，还放弃了出去工作所能获得的收入！这也是成本。

经济学所说的成本，与我们日常生活之中所说的成本是不同的。我们日常生活里所说的成本，往往是指会计成本，是指历史成本，是指货币支出。可是，经济学所说的成本，是指收入！是指放弃了的最高收入。因此，经济学的成本是“机会成本”（opportunity cost），就是你放弃了其它机会，那些机会之中收入最高的一项就是你的成本！也就是说，经济学的成本是要从放弃的最高收入的角度来看，不同于日常生活里说的成本是支出。正因为经济学的成本与日常生活里说的成本不一样，所以教科书上又称之为“经济成本”。

我来举一个数字例子。如下表所示，假设现在你有A、B两个选择，A选择的收入是100，B选择的收入是200，它们各自的成本是什么？对了，A的成本是B的收入，就是200；B的成本是A的收入，就是100。

A：100；-200

B：200；-100

我们现在增加一个选择C，收入是300。这时A、B、C的成本又是什么？选A时，你放弃了B和C，但收入最高的是谁？是C，所以C的收入才是成本，B的收入不是，因此A的成本是300。同样的道理，B的成本也是C的收入，是300。那么C的成本呢？你放弃了A和B，但B的收入才是最高的，因此C的成本是200。

A：100；-300

B：200；-300

C：300；-200

大家看明白了吗？放弃的最高收入才是成本，只要那最高收入不变，其它选择的收入（包括你挑中的选择的收入在内）无论怎么变，成本都不变。

大家要小心了，C的成本并不是把A和B的收入加起来，而是选它们之中较高的一个。但是如果一个选择是要放弃多个选择才能达成的，那么那多个选择的收入就要加起来了。比如我们刚开始时举的例子：你来上大学，你的成本是什么？一方面，你放弃了一些货币，那就是你的学费——注意！这学费是成本，不是因为你支出了货币，而是因为你放弃了用这些货币去购买别的东西，也就是放弃了消费别的东西所能获得的享受（效用或使用价值）。这些享受也是一种收入，因此就构成你来上学的成本。我们一定要从放弃收入的角度来看成本，不能从支出的角度看，否则就会又跟日常生活中的那个会计成本、历史成本的概念混淆了。另一方面，你还放弃了高中毕业就出来工作、马上能够获得薪水的收入。这两个选择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要合在一起来放弃，才能达成你今天坐在这里听课的选择，因此它们的收入要加在一起。这跟前面所说的A、B两个选择是互相排斥的，选了A就选不了B，因此只能算它们之中收入较高的B作为选择C的成本，是不同的。

不用学过经济学，自私的人都会知道，进行选择时应该挑成本最小的那个选择。但学过经济学你才知道，人们不是根据日常生活中所说的（会计）成本来选择，而是根据机会成本来选择的。让我举例来说明。你们都会看到，理发店在周末、周日的时候客人比工作日要多。为什么？理发的价格在工作日和周末、周日是一样的，按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成本——也就是支出——来看是一样的，客人的数量就应该也是一样才对啊。很简单，人们选择的依据并不是日常生活中所说的成本，而是机会成本。人们在工作日去理发的话，除了支付理发价格而放弃了一定数量的货币之外，还放弃了工作的收入。但在周末、周日这些非工作日去理发的话，就不需要放弃工作的收入。于是，周末、周日的理发成本——是机会成本！——是比工作日时为低的。也于是，成本下降，需求量上升，理发店里就客似云来了。这是什么？这是需求定律！大家看明白了吗？以前我们学过的需求定律里的价格，可以作更广泛的理解，不仅仅是我们支付的价格，还是机会成本！

关于机会成本的概念，还有以下的要点是大家需要牢牢记住的。

第一，没有选择就没有成本。因为成本就是放弃了的最高收入，所以如果没有别的选择，就不存在放弃了什么，也就没有成本可言了。

第二，历史成本不是成本。所谓历史成本，就是已经付出的成本，已经成为历史的。张五常在《经济解释》里说过一句妙语：成了本的，就不是成本。成了本的，是历史成本，历史成本不是成本。为什么历史成本不是成本呢？原因就是前面所说的那一点：没有选择就没有成本。在时间机器没有发明出来之前，人类都不能选择回到过去，重新再选。既然如此，已经付出的成本就是覆水难收，对目前的选择没有影响了。

历史成本不是成本这一点很重要，特别是在做投资决策的时候，如果你不记住这一点就会犯错。例如，你以前以100元买了一只股票，现在股票跌到80元，你应不应该卖出呢？这时不能再去考虑你曾经是以100元买进来的，因为那是历史成本。你要考虑的只是，你预期接下来这股票是会继续往下跌，还是会反弹回升。如果你认为会继续往下跌，例如是会跌到50元，那你的选择的收入与成本会是如下情况：

A、卖出：80，-50

B、不卖：50，-80

显然，成本最小化的选择是A，也就是你应该在现在这个还算是高的价位上赶紧抛出。但如果你认为会反弹回升，那现在就算是低位，当然是应该继续持有，静观其变了。显然，在这过程中，以前100元的那个历史成本完全没有意义，对选择毫无影响。成本都是往未来看的，不要还盯着过去看。由此大家又可以从经济学中学到一条人生哲理：不要沉湎于过去——无论那是让你得意的成就还是让你后悔的错误——，而是要展望于未来！

我再来举一个真实世界的例子：非典！2003年春天，中国爆发非典。这种疾病靠近距离的飞沫传播，因此戴口罩被认为是最有效的预防手段，于是大众蜂拥抢购口罩，口罩价格暴涨，引发舆论不满，认为卖口罩的商家的库存是非典爆发之前就买进的，价格极其低廉，现在却趁火打劫、坐地起价，是发国难财的奸商，并要求政府打击这种不法的价格行为。

关于非典，我可以出三道经济学题目：其一，口罩价格暴涨，但大众对口罩的需求量仍然大增，这有违反需求定律吗？其二，假设非典之前的口罩价格是1元，非典发生后涨价为10元，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现象？也就是说，为什么口罩供应商的库存是以1元购进的，现在却以10元出售？——注意，我们不要问口罩供应商这样做对不对、好不好，我们要问为什么他们会有这样的行为？这才是（实证）经济学，而不是道德批判！其三，如果政府受舆论影响而出台行政命令禁止口罩供应商涨价，会有什么结果？这里我只讲解第二个问题，其余两个作为本讲的课后作业。

非典之前就已经买进来存在仓库里的口罩，是以1元的价格进货的，但这是历史成本，所以不是（机会）成本。那机会成本是什么呢？口罩供应商看看外面的市场，知道即使他涨价到10元，仍然会有人来买他的口罩，因此他现在的选择实际上是以下情况：

A、定价1元 ：1，-10

B、定价10元：10，-1

如果口罩供应商继续以非典前的定价1元出售，他的口罩当然能卖得出去，其收入就是1元；但如果他加价到10元出售，由于现在市场上的需求量大增，他的口罩依然能卖得出去，其收入就是10元。好了，根据大家刚刚学过的关于机会成本的概念，A的成本就是B的收入，B的成本就是A的收入，所以A的成本是10元，B的成本是1元。自私的人要追求成本最小化，于是口罩供应商理所当然是要选择B的。（注意：在没有非典的情况下，口罩供应商定价10元根本是卖不出口罩的，因此选择B的收入是0，即选择A的成本是0，在这种情况下成本最小化的选择是A，并不是B。）也就是说，用机会成本就能很好地解释口罩供应商在非典之时脱离了库存商品的进货成本（历史成本）来涨价的行为。

反过来说，非典时期的口罩供应商的加价行为也雄辩地证明了，决定人的选择行为的不是历史成本，而是机会成本！这也是为什么经济学要如此别出心裁地弄出一个与人们日常生活中惯用的成本含义不同的机会成本的概念，那并不是因为经济学家喜欢与众不同，而是因为历史成本解释不了真实世界的现象，机会成本才可以！

大家可能还是会问：既然历史成本并不影响人的选择，为什么日常生活中人们所惯用的成本概念是历史成本呢？这是因为在存在着信息费用的局限条件下，历史成本还是有它的作用的，就是人们往往会借助于历史成本来估算机会成本。前已述及，机会成本不是实际支出，而是放弃了的最高收入。但因为是放弃了的，没做的事情往往很难确切地知道它的收入到底是多少，所以机会成本不是一个容易估算出来的数字，不像历史成本那样是已经发生了的事情，其数值是确定不变的。也就是说，一般而言，关于机会成本的信息费用比历史成本要高，于是人们就倾向于以历史成本的情况来估算机会成本，这是基于假设以前决定了事情发生的局限条件会继续发挥决定性作用。在第八讲里我已经提到过，股票市场上有一类叫“图表派”的人，就是因为预测未来的股价变动轨迹的信息费用太高而借助于过去的股价变动轨迹来进行猜测，对这种行为的解释跟这里是如出一辙的。然而，正如“图表派”假设以前发生过的事情在未来也会发生是错误的一样，以历史成本来估算机会成本也是错误的。但人并非不知道这假设有问题，但在信息费用太高这局限条件的约束之下，人也只能是退而求其次地满足于以这样的错误假设来作出不准确的估算，所以人是理性的不等于人不会作出错误的选择。

张五常在《经济解释》中举了一个他卖二手的照相机镜头的真实例子，我认为是最能说明人在信息费用的约束之下，被历史成本所误导而错误地估算机会成本的情况。

那例子是这样的：张五常在70年代时在美国要出售一个照相机镜头，该镜头是他几年前以500美元买回来的，他认折旧值200美元，因此登报叫价300美元，结果引来多个买家前来抢购，最后以400美元卖出。后来他才知道，该镜头的新货在市面上的售价是1000多美元，他是卖得太便宜了。

500美元的买入价扣除折旧后是300美元，这是历史成本，持有该照相机镜头的机会成本其实应该是现在的新品买入价扣除折旧（即800美元以上），张五常是因为不知道这种情况才会作出如此错误的选择。当然，他可以在卖照相机镜头前先去调查一下现在新品的市价，那样就不会被历史成本所误导，但这可是要花费时间、精力的，那就是信息费用！通常来说，由于技术进步所造成的技术性折旧，即使是没有因使用而造成的物理性折旧的新照相机也应该是随着时间过去而价格下降，但这种技术进步的局限条件不一定都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关键的局限条件，否则这世上就不会有越老越值钱的古董。省下了不去调查现行市价的信息费用，面临的就是这种技术进步的局限条件可能失效、而你却一无所知的风险。以后大家会学到，风险可以改为用信息费用来量度，因此说存在着风险，其实就是说存在着信息费用。所以，来来去去都是因为存在着信息费用——节省了那一边的信息费用，你就要承担另一边的信息费用，当张五常出售他的二手照相机镜头的时候，他一定是认为后者较低，所以选择了承担后者。他的选择可用以下的数字来模拟：

A、调查现行市场价格：1000×1%+500×99%-10=495，-500

B、用历史成本估算  ：500，                      -495

在确定二手照相机镜头不含物理性折旧的售价时，他有两个选择：A是去调查一下现行的市场价格，没调查之前他估计有1％的可能性这镜头在这些年来升值了（原因可能是由于产量减少），但是有99％的可能性这镜头的价格没变化（其实还可以把镜头因技术性折旧而贬值的情况也考虑进来，但这只会增加计算的复杂性，而不会改变这计算的本质）。而去调查市场现行价格要花费时间、精力，假设这方面的成本对他而言是相当于10美元。这样算下来，选择A的收入是495元。选择B是不去做调查，直接以历史成本500元进行估算，这样可以省去了调查市场所要耗费的时间、精力，因此其收入就是500元。追求成本最小化的人在如此这般的局限条件之下自然是选择了B。这里不能用事后知道的市场价格1000元放进选择A中，因为选择的时候并不知道，如果是知道的话就没有风险（不确定性）可言，就不会是用那样的概率来计算选择A的收入了。

当然，如果二手商品是一种升值可能性很高的东西（如已经停产的照相机），上述的概率就要进行调整，完全有可能出现选择A是成本更低的情况，如：

A、调查现行市场价格：1000×50%+500×50%-10=740，-500

B、用历史成本估算  ：500，                       -740

显然，在上述的局限条件下，人一定会选择去调查现行的市场价格（哪怕要因此而付出调查所需的时间、精力，即那10元），而绝不会愚蠢地满足于以历史成本进行估算。

也就是说，只要信息费用足够低，人是不会以历史成本去估算机会成本的，则人是根据机会成本、而绝非历史成本来进行选择的本质就会清楚地表现出来。大家再回头想一下非典的例子，非典爆发，各种媒体天天大肆报导口罩的预防能力，口罩供应商要知道他涨价到10元也能卖得出去的信息费用在这特定的局限条件下基本上是跌到0！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当然是义无返顾地抛弃历史成本，不再像以前那样以历史成本去估算机会成本，直接就在机会成本的支配下作出涨价的选择。

由此，大家要好好地体会一下以事实验证理论的方法。在一般情况下，我们观察生产者的定价行为，觉得他们好像是根据历史成本来定价的（因为他们都很仔细地以会计帐薄详尽记录各种商品的历史成本），然而其实他们只是在信息费用较高的局限条件之下，借助历史成本去估算机会成本，然后再根据机会成本来定价。但我们怎么知道他们其实是根据机会成本、而不是历史成本来定价呢？在一般情况下，由于存在着较高的信息费用，生产者借助历史成本来估算机会，历史成本与机会成本没法分离开来。那样，我们就要找一些很特别的情况，在这些特别的情况里，信息费用这局限条件失去作用，生产者无需再借助历史成本来估算机会成本，这样历史成本与机会成本就会清楚地分离开来，我们也就能清楚地看到，真正支配着人的选择行为的，是机会成本！

这就有如，在伽利略之前，人们看到物体下落时，质量大的落得比质量小的快，于是觉得物体下降的速度是由质量这局限条件决定的，然而那其实只是因为在地球的一般环境下空气摩擦力是一个影响着物体下降速度的重要的局限条件，而空气摩擦力是跟物体质量有关的，于是空气摩擦力的存在干扰了重力的作用，使得人们看不清真相。1969年，人类登上月球，当时的宇肮员做了一个物理学实验，就是在月球表面上同时放开他手里拿着的一个铁球和一根羽毛，看着这两个物体同时着地！在月球那样的近于真空的环境里，空气摩擦力减少到基本上是0！在这种情况下，空气摩擦力和重力的作用给分离开来了，人们也就能清楚地看到，真正支配物体下降速度的，不是质量！

大家明白了吗？经济学是一门科学，它跟物理学那样的科学在本质上是一样的！影响研究对象的局限条件有很多，科学家要想办法把它们分离开来，逐一地研究它们的作用，从而掌握其中的规律。物理学那样的自然科学的优势，是它可以在实验室里人为地制造出能把不同的局限条件分离开来的实验环境，而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却是没法人为地制造出一个可以控制不同的局限条件的实验室来的。尽管现在有所谓的“实验经济学”——这个学科分支的创始人还拿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大家学到现在都应该知道诺奖的颁发跟经济学的科学性实在是不搭界，别再迷恋这个奖项了——，但这种试图模仿自然科学搞人为可控实验的方式根本是有违经济学作为一门社会科学的属性的，因为经济学中的局限条件是社会性的，不是物理性的，脱离了真实世界也就丧失了它的社会性。然而，不要紧！经济学是有它的实验室的，那就是这个大千世界！我们根本不需要搞什么人为可控的实验室，我们要做的是睁开一双慧眼，在这古今中外发生过的无数真实事件之中看出那些情况很特别、因此其局限条件能满足我们研究所需的“极端例子”——就像“非典”这样的事件，就能把口罩供应商定价的信息费用降到基本为0的地步，从而满足了我们想把历史成本与机会成本分离开来的需要！

其实，在伽利略发现自由落体的规律的时候，那个时代的物理学家并不比现在的经济学家拥有多好的实验条件，他们不可能有那样的技术把人送上月球去同时扔下一个铁球和一根羽毛，甚至也没法人为地做出一个近于真空状态的实验室来做有关的落体实验。在传说中，伽利略是站在比萨斜塔上同时扔下两个质量不同的球，看着它们同时着地而证明了自由落体的规律。但这是不折不扣的传说，因为在地球的环境里，空气摩擦力的影响是不可能使得从比萨斜塔那么高的地方同时扔下两个质量不同的球是能同时着地的。伽利略的做法，就是你们在中学学习自由落体定律时做的那个实验：把一段木板刨得很光滑，摆成不同倾斜度的斜面，让质量不同的小球从斜面上滚下，以斜面实验替代了落体实验，从而精确地计算出路程和时间的关系，作出判决性的实验结论。

至于经济学家，则是永远不要指望能建造起一个真能涵盖所有关键的社会性局限条件的实验室，以便能随心所欲地摆布、调控这些局限条件的有与无，从中找出可靠的经济规律；而是要炼就一双慧眼，多多了解世事，从纷繁复杂的真实世界里提炼出满足所需的例子。

这样的例子，其实并不是那么少。你们可能觉得“非典”这种事情十年、甚至百年不遇，但信息费用跌为0、使得历史成本与机会成本明显分离的情况可不仅仅出现在非典时期的口罩之上，还有……古董！

古董是最典型地反映出历史成本对于定价毫无影响的物品。一只唐朝年代制造出来的碗，其历史成本跟它在古董市场上的售价相比根本是微不足道。古董这种物品的存在，让再怎么瞎了眼的人都能看出来，历史成本与物品的价格毫无关系！事实上，经济学家对于机会成本的认识是经过艰难的探索的。在古典经济学时期，经济学家就像古希腊时期的阿里士多德那样，被表面的现象所蒙蔽，以为历史成本是物品价值（价格）的决定因素。大家都知道，古典经济学时期流行的是“劳动价值论”，这种观点的错误有两处：一处是只认劳动是物品价值的唯一来源，另一处是以为历史成本（生产时所付出的劳动）是成本。前一处错误我在下一讲介绍“租值”的概念时再作批判，这里先只针对后一处错误来讲解。主张劳动价值论的古典经济学家对于古董这样的物品感到十分困惑，因为很显然它们的存在明确地推翻了物品的价值是由生产它们时所付出的劳动所决定的观点。为此，李嘉图不得不把物品分为一般物品和古董物品，认为一般物品适用于劳动价值论，而古董物品的价值是要以另外的理论来解释的。姑且不论李嘉图这样通过把物品分类来回避劳动价值论被事实所推翻的尴尬还是无法解释像非典时的口罩那样并非古董的物品，机会成本能以统一的理论解释一切物品（无论是古董、还是非典时的口罩）的定价，是一个解释力更强、适用范围更广的理论，因此把本质上是以历史成本解释定价的劳动价值论淘汰出局！

通过这一讲，我希望大家不仅仅是切实地掌握了机会成本的概念，更要深切地体会到如何以事实验证（推翻或证明）理论、更具广泛解释力的理论是如何淘汰只能解释为数较少的现象的特殊理论（实际上是一离开它所能解释的小圈子，它们就被事实所推翻）的科学方法论。

本讲课后作业：

作业一：“非典”例子中的其余两个问题。

作业二：2008年金融海啸肆虐之际，大批韩资企业撤离中国，以低于市场价格抛售它们在中国持有的房地产。以上海为例，市场价格为30000元/方的房子以20000元/方抛售。CCTV2的《中国经济报道》节目采访了上海的房地产中介，有一个中介如此评论：这些韩资企业当年购入这些房子时，价格是10000元/方，因此他们已经是赚了钱。这个中介的评论对吗？为什么韩资企业要这样做？

上一讲的作业讲评：

上一讲关于治理堵车的作业很多读者都做得不错，但问题仍是大部分人的回答之中没有显示出他的思路是什么，也就是思路不清晰。大家再看我示范一次什么叫清晰的思路！

首先，要把不同的治堵政策按其性质作分类。从增加供给还是减少需求的角度来分，可以分两大类：一类是增加供给，如拓宽路面、改善道路设施等。另一类是减少需求。其中，减少需求的大类中又可以再分为两类：直接减少需求，以及转移需求（转移到公共交通上）。然后直接减少需求这一类中又可再分两类：直接限制需求，以及提高价格，后者就是以价格准则来分配道路资源。

其次，要从两个原则来对治堵政策进行“规范分析”：其一是有关政策能实现它所期望实现的目标吗？如果不能，就是“坏政策”。其二是有关政策实现它所期望实现的目标时会引起很高的交易费用吗？如果会，也是“坏政策”！

最后，就可以对各类治堵政策逐一评判了。显然，在所有治堵政策中，单双号限行（属直接限制需求）是最差的政策！因为它是唯一一种根本无法达到减少需求的目标的政策——人们会在单双号限行之下买两部车，一部上单号牌，一部上双号牌！

其余的治堵政策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其目标，但所引起的交易费用的高低可谓天差地别。仅从理论上分析，非价格准则会带来租值消散，价格准则不会，应该是后者优于前者。

限制汽车上牌（属直接限制需求）会造成巨大的租值消散——在数量有限的情况下，车牌变成有租值的稀缺资源，于是本来不需要车牌的人也会来申请摇号拿牌，以便转手卖给有需要的人从中狠捞一笔；而由于有北京户籍的人才能参与摇号，于是北京户籍也变成有租值的稀缺资源，使得一些本来没想过要到北京来居住的人也想尽办法挤进来，使这座城市不必要地变得更加拥挤！公交专用道（属转移需求）方便了公交车，但公交车不使用时那条道就空在那里不能被利用起来，也是一种浪费（交易费用增加）。

上海拍卖汽车号牌看起来是以价格准则进行分配，但如果不配合使用限制外地车进入上海，人们的对策自然不是去竞投上海车牌，而是挂外地车牌。但限制外地车进入属于直接限制需求，是非价格准则，因此也会造成租值消散。

拥堵费是纯粹地以价格准则进行分配的方式，没有租值消散，但不等于它不会带来交易费用增加。显然，为了实行拥堵费，必须遍装摄像头，以监测哪些车辆进入了拥堵区。然而，拍卖汽车号牌因为必须配合使用限制外地车进入的措施，这同样需要遍装摄像头来监测有没有外地车闯禁，所以相比之下没有造成租值消散的拥堵费引起的交易费用较低。而且，摄像头不仅仅可以用来监测车辆进入拥堵区，装上之后还可以用于收集道路状况的信息、监控交通违章及不文明的行车习惯（这其实是中国相对于国外经常堵车的重要原因）、乃至改善治安形势……可以说是有着很多极为有利的“外溢效应”，承担这样的交易费用增加是比较划算的。

提高停车费也是纯粹地以价格准则进行分配的方式，没有租值消散。但这会使人们倾向于违章停车，因此其实也需要遍装摄像头来加强违章执法，与拥堵费的情况类似。

所以，我个人的答案是：开征拥堵费与提高停车费是最优的治堵政策。而且，以这两项政策使得道路不再拥挤之后，公交专用道就是根本不需要的东西！路上都不堵，公交车就不会误点，那又何必再划一条公交专用道来解决公交车被堵在路上的问题呢？而通过拥堵费收进来的钱（停车费应该是进了私人口袋的），如果能账目分明地公诸于众，并且全都用于改善道路设施（属增加供应）——大城市的市中心一般很难再增加道路供应，而且面临着钱从何来的困难，有了拥堵费这来源，至少能解决钱从何来的问题——，以及适当地对公共交通进行补贴——不是补一个固定金额，而是根据它的载客量、发车密度来作比例补贴——及增加地铁线路建设（这是唯一不会与私家车争夺路面资源的公共交通，最值得大力发展），人们抵制收费的心理会大为减弱。

上一讲链接：http://blog.sina.com.cn/s/blog_47841af70102du3c.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