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学（Economic Development，内地称发展经济学）是二战后的一门新学问，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国很热门，但无数论著皆废物，到六十年代后期就不再风行了。取而代之的是经济增长理论（Growth Theory），以数学模型处理，倡导者主要是麻省理工的一些大师，但因为资本累积（capital accumulation）的处理失当，对经济发展的解释也令人失望。

二战后，相对上美国是天下大富，举世对美元的需求甚殷，那所谓「美元短缺」（dollar shortage）的话题持续了近二十年。斯时也，不少国家赤贫，尤其是亚洲及非洲的。美国既富且强，其对外资助（foreign aid）成为某些大学的课题，受惠的穷国恍若求乞讨饭吃，其实惹来的是贪污。昔日的穷国，不少一直穷到今天。

当年美国游客或大兵所到之处有如太子出巡，眼睛长在额头上，美国本土的人也看不过眼，因而有「丑陋的美国人」（the ugly American）这个称呼。歧视的行为不论，美国人一般是值得我们欣赏的。我赞赏那里的朋友多过赞赏中国人。经济发展学是在二战后亚洲、非洲等国家穷得要命的日子中冒升起来的。长贫难顾，持久地赈济不是办法，怎样才可以使一个穷国发展起来呢？

一九五九年，二十四岁，我进入洛杉矶加大读本科。当时经济发展学是大热门，一九六○年我开始选修，六一年进入研究院后继续，以这专题作为博士选修的四个题材之一。教这专题的主要是R. E. Baldwin﹐哈佛出身，也在哈佛教过。哈佛当时出版的《经济学季刊》（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是刊登最多关于经济发展的学报。

Baldwin教价格理论，也教经济发展，教得详细清楚，而他自己是经济发展学的一个中坚人物。他提供的读物表详尽，而他对读物的理论技术阐释非常清晰，同学们皆说难得一见。但Baldwin比阿尔钦客气，没有痛下批评，只是说那些理论没有验证过，不知是否可靠。当年洛杉矶加大经济系的过人之处，是老师们重视验证假说。他们自己验证不多，但鼓励学生做。这鼓励影响了我频频验证的学术生涯，今天回顾匆匆半个世纪了。

当年经济发展学的课程读物表很一致。触发整个课题的是哥伦比亚大学的Ragnar Nurkse一九五三年的一本小书，提出恶性循环。他人跟着的主要题材包括隐匿性失业（disguised unemployment）、双层经济（dual economy）、投资准则（investment criteria）、平衡与不平衡增长（balanced vs unbalanced growth）、内生外部性（externality）等，皆谬论也！这里要特别一提的，是源自庇古的内生外部性在经济发展学走红，主要是起于英国的米德爵士（J. E. Meade）一九五二年发表的一篇关于蜜蜂采蜜与传播花粉的文章。内生外部性的胡闹一九六○年被科斯斩了一刀，跟着一九七○年我补踩一脚。至于蜜蜂的故事，则被我一九七三年写进神话去。

我要到二○○二年才有机会读到张培刚大哥一九四九年出版的《农业与工业化》这本重要的书。这本书早于Nurkse的四年，而大哥论文的完工时日是早出八年了。大哥的论文算是经济发展学的开山鼻祖吗？以时日算应该是，因为这是最早的牵涉到一个贫穷的农业国家应该怎样发展才对的论著。但论到传统的经济发展学，大哥的书可不是鼻祖：如果当年研究经济发展的有三几个人注意大哥之作，这门学问不会搞得一团糟！跟Nurkse相比，大哥之作高出太多了。跟当年我背得出来的经济发展论著相比，大哥之作高出更多。

大哥胜出有三个原因。其一是他写好论文时是三十二岁，超龄！（我写好《佃农理论》时是三十一岁，也超龄。）美国博士平均约二十七岁。我说过经济是老人的学问。除非走纯理论的路，以什么方程式推理的，有关真实世界的经济学多长几年有大着数。其二是大哥写论文时，我在上文提到的经济发展学还没有出现，因而没有受到胡说八道的污染。

其三最重要。大哥幼小时在中国的农村长大，做过放牛、砍柴、栽秧等粗活，而后来在武汉大学毕业后参与过中国农业的实地调查研究。这是说，在一九四一年获庚款进入哈佛研究院之前，大哥不仅是个中国的农业专家，而且深知中国穷人的生活及意识是怎么样的。相比起来，西方从事经济发展研究的学者对落后之邦的农民生活一无所知，只是胡乱地猜测下笔。我知道Nurkse是个正人君子的学者，但他只到亚洲的穷国游览了一个月，其他的倡导经济发展学的根本没有到过。我的老师Baldwin当年无从肯定西方的经济发展理论有多少斤两，直认不知落后国家的真实情况。今天的同学如果能找时间细读大哥的《农业与工业化》，会察觉到虽然这本书征引西方的论著既广且博，也处理得非常用心，但字里行间大哥的思维是环绕着他早年在中国农村的观察与体会。

大哥比我年长二十二岁。当他像天之骄子那样在哈佛拼搏时，我正在广西跟着母亲逃难，在连稀粥也没有得吃的日子中也像大哥幼时那样，在农村做放牛、砍柴等粗活。我对中国贫苦农民的认识与体会当然远不及大哥，但有一整年差不多饿死的日子，对中国农作有深刻的体会。这亲历其境的经验让我二十多年后写《佃农理论》的第八章时，面对亚洲的农业数据，脑子里看到一幅一幅满是血泪的图画，于是按着这些画面推理发挥。后来赫舒拉发告诉我，阿尔钦读这章后跑到他的办公室去，说终于读到一篇好论文。再后来芝加哥大学的基尔‧约翰逊读了这第八章后，邀请我在那里教了一个学期农业经济。这里要说的重点，是大哥和我的经验显示着实地观察很重要。没有农村放牛的经历我写不出《佃农理论》，而大哥也不会写出《农业与工业化》。

回头说经济发展学，大哥之幸是没有受到废物的污染，我之幸是晚了大哥二十年，什么是废物多了人知道，而到了六十年代中期，经济发展要讲制度的运作是洛杉矶加大经济系的明显想法。一九六○年科斯发表他的大文，一九六一年施蒂格勒发表他的讯息费用，一九六二年阿罗发表他的收钱困难。这些都重要，但当年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阿尔钦在课堂上对产权的口述传统。更重要是一九六四年起，阿师让我随时跑进他的办公室去研讨。我当时的意识，是制度对经济发展有决定性，而制度的问题是权利界定与交易费用的问题。阿师当时反对我在产权与交易费用这些方面写博士论文──他认为太困难，成功机会甚微，应先找较易的，拿了博士再作打算。我不接受这劝导，认为除了产权及交易费用经济学老生常谈的很沉闷。再两年的寻寻觅觅，我一脚踏中佃农问题，推敲出来的重要收获是合约理论的发展了。

提到这些，因为要问当年的经济发展学得到的是些什么呢？地球上从来没有一个穷国因为西方这门学问的提点而发展起来。日本在六十年代经济起飞时，西方的经济发展专家感到奇哉怪也，急忙创立那些不知所谓的日本模式。印度的经济发展学专家多得很，而尽管这些年该国频频报喜，到过那里的朋友皆摇头叹息。中国的崛起是另一回事，这些年把老外吓得要命。西方的经济发展学说可以解释中国的奇迹吗？要看你怎样算。

大哥一九四五年的博士论文详尽地解释了农业与工业化的关系，同时指出了这关系的体现是农业国家要发展起来不能避免的过程。我一九六七年的博士论文指出清楚界定权利与减低交易费用对经济发展很重要，四十一年后发表的《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佃农理论》的延伸，不仅解释了大哥早就希望的经济发展，也解释了中国。不是事后孔明：我在一九八一年就准确地推断了中国会走的路，连一些细节也预先写了出来。可以这样说吧，能成功地解释一个大国从赤贫到小康的经济发展例子，以农业与工业化的关系为大前提及以交易费用与合约选择的理论作解释，走在前头的经济学者只有大哥和我这两个人，无疑也是经济发展的学问，但跟传统的是两回事。

哈佛当年给大哥一个博士论文奖没有判错，但大哥之作的影响力甚微是悲剧。为什么后者会是这样呢？一个解释是经济学者对真实世界的观察不重视。另一个解释，不好说也要说，是因为大哥是中国人。在美国的大学之内种族歧视较少，但不能说不存在，尤其是大哥亲历其境的六十多年前。就是到了二十年后我出版《佃农理论》这本书，算是有点影响主要是因为有两章先刊登在大名的学报上：第二章一九六八年发表于《政治经济学报》之首；第四章一九六九年发表于《法律经济学报》之次。书中其他较为重要的地方──关于中国的农业经验──从那时到今天基本上没有人读。读理论本身的不少，但批评多得我一律懒得回应。算是我歧视他们吧。今天我的佃农理论还在，昔日批评的人不知躲到哪里去了。

炎黄子孙在西方受到歧视有些属咎由自取，有些怎样也说不过去。我的取向是一笑置之。但我认为那所谓祟洋媚外，或炎黄子孙喜欢把西方的名校大师之见看作高深学问或不敢贬低，可能是在西方饱受冷眼的效果──多半是在大学之外的。我说过，中国三十多年来出现的经济增长奇迹，可取的政策一律是中国人自己想出来，而劣策则全部是进口货。我对西方经济学不以为然的言论说得多了，这里不再说，但希望大哥的书这次重印，可让同学们知道从中国输出求学的经济学者的思想，因为经历不同，际遇有别，在经济发展学而言，比起西方是远有过之的。

张五常，二○一一年十二月十日月蚀之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