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集中思想写《受价与觅价》的第四章，却收到朋友传来埃尔登‧德沃夏克（Eldon Dvorak）谢世的消息，享年八十。我这把年纪要不是自己先去，就是朋友先走，一个一个的。是大自然的规律，没有悲叹，也没有哀思。我要打断第四章写一篇埃尔登，因为欠着他，要表达一下感激之情。

说来也巧，埃兄谢世前个多星期我在这里发表的《风沙渡的启示》提到他：

「同学们要拒绝平庸吗？生命只有一次，你要不要不凡的生命呢？四十五年前在长滩任教时，我很羡慕一位下班后回家享天伦之乐的同事，久不久策划一下举家的渡假大计的。倒过来，他很羡慕我。当时我正在动工写《佃农理论》，他跟进，知道发生着些什么事。他不知道的是当时我听不知音，食不知味，苦不堪言，尽管骨子里满是杀手本能，却彷佛天天在风沙渡！」

一九六五年的秋天我任职加州长滩大学。那是求博士论文题材两年而无所获的苦闷日子。当时教职市道好，论文还没有动笔就有六、七间大学招手，远至英国及澳洲等地。为了接近论文导师，我选教于距离母校洛杉矶加大个多小时车程的长滩，是助理教授，月薪除税后不到五百美元。

没有尝试过博士论文找题材奇怪地困难。当时我参考了几本老师们介绍的前人的经典经济学博士论文，希望自己能写到那个水平。老师赫舒拉发认为我有机会。阿尔钦可没有把我看得那么高，但他说有斤两的三几页纸足够。

到了长滩大学，我被安排在一间十多平方米的小办公室，有两张书桌，两个书架。共享这小室的同事是埃尔登。他是副教授，比我高一级，非常友善，十分健谈，而过了不久就向其他同事宣扬我的价格理论。在加大我选修及旁听了三位当代价格理论大师的课，加上自己的想法，埃兄无疑觉得很新奇。

到了长滩几个月，无意间我读到台湾在土地改革初期，政府把地主的农产品分成率从平均百分之五十六点八约束在一律最高为百分之三十七点五，结果是农产品的总量急速地上升了。这是明显地违反了经济学传统对政府干预市场的看法。我第一时间的反应是台湾政府炮制假数据。上世纪四十年代后期的国共之争带来的弄虚作假时有所闻。我遍查资料，而最重要是长滩大学的图书馆有很齐全的《台湾农业年鉴》。这是一套奇怪刊物，台湾的不同县区的不同农产品的种植面积及产量数字密密麻麻，详尽得不得了，要造假是发神经。我花了几天找不到任何造假应有的矛盾。结论是数字可靠，但产量怎会因为政府管制分成而上升呢？十一年前写《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时，我有如下的回忆：

「我想，要解释这个怪现象，第一步是要做出一个分成没有管制的租田理论，而分成租田就是佃农了。我没有参考有关的理论读物，只两天这理论就做了出来。我跟着把分成的百分比管制加上去，在理论逻辑上产量竟然上升。这结论不容易相信，但反复查核理论的每一步，找不到有任何错漏的地方。当时在长滩大学共享同一办公室的是埃尔登‧德沃夏克。我请他坐下来，逐点逐步地向他解释我的理论结构。他听得很用心，提出不少问题，我都答得清楚。几个小时后，他突然说：你的理论会引起地震！」

我是个不喜欢跟别人研讨的人，更不爱争议。我喜欢魂游四方地独自思考，偶有所获，喜欢找别人申述一下。我要找愿意听的朋友表达自己的思想，希望能藉此再想一次，也听听朋友的意见。在长滩我遇到埃尔登，在西雅图华大我遇到巴泽尔。这两位喜欢听，听得用心，也喜欢品评，品评得坦白。没有埃尔登我可能写不出《佃农理论》，或起码不会写得那么快；没有巴泽尔我多半写不出《价格管制理论》。是的，在学问的进取上我是个非常幸运的人。

埃尔登自己专于教学，不写作，但他客观，理解力强，回应永远是那么真诚。我在长滩的两年中，事无大小他协助。好比上文提到的《台湾农业年鉴》是参考刊物，不能借出。他亲自到图书馆交涉，结果是馆方让我把整套借出，直到我写好论文。一九六六年的夏天，为了让我雇用一个计算助手，埃尔登争取到一间较大的办公室，可以容纳三个人。那时计算机开始盛行，但我认为把数据打到纸卡去过于麻烦，决定用计算器操作。计算器是机械的，震耳欲聋，我和助手从早到晚天天运作，埃尔登没有出过半句怨言！在《前因后果》我写下这样的回忆：

「一九六六年的暑期，我和一位学生助手从早到晚加加减减、乘乘除除，用的是当年的机械计算器，震耳欲聋。数以千计的数字，算出来的会否推翻理论的多个含义，要两三个月后才知道。

「当时长滩大学的同事德沃夏克知道我预先把多个推断写了下来，包括在台湾土地改革的地主分成约束下，不同种类的农产品会怎样转变，不同土地的收成会怎样转变，不同县区又会怎样不同等等。他很替我担心，因为他知道我这个人在学术上很有自信：对就对，错就错，懂说懂，不懂说不懂，从来不左闪右避的。

「一九六六年十月初，所有数据的多个总结都算出来了，没有一项不是三个月前推断了的。成竹在胸，写论文是举手之劳。」

要验证的理论含意是些什么呢？是在佃农分成的百分率在政府管制下，我的推断是农地的边际产量会上升，农民劳动力的边际产量会下降，以致土地与劳力在不同的用途上同样生产要素的边际产量会出现分歧，所以农产品的产量虽然是上升了，其实是有着资源使用浪费的效果。验证的困难，是除非在实验室操控，边际产量在真实世界无从观察，看不到，摸不着。我有的详尽资料，是台湾的不同地区的不同农产品的每亩平均产量的每年数据。要怎样以这些「平均」数字的转变来证实理论推断的边际产量转变呢？

我是先想好了理论假说含意着的多个变动才统计数据的。我鄙视那些倒转过来，先以回归统计找到「规律」然后砌出「理论」的胡闹。赌他一手，全部事前推断的都赌中了，我花了几个星期写了很长的一章，是今天还在发行的《佃农理论》的第八章，基本上一字不改。文稿当然让埃尔登先读。他读后说：「天啊，是那么严格的验证，我没有见过更为严格的经济推理！」

埃尔登之后，读过这第八章的师友评价不比埃兄低。然而，除了这些师友，《佃农理论》出版了四十多年，这第八章基本上没有人读。经济学者对解释现象是没有兴趣的。他们对某些统计分析的兴趣似乎是限于那些在表面上可教他们赚点钱的知识。经济学能否协助赚钱大有争议，但显浅的道理说，如果可教赚钱，有可以推断的理论假说或解释是起码的要求。

一个喜欢在思想上魂游四方、喜欢独自思考的人，在思想发展初期是需要有师友在旁边扶着的。离开老师后，我前有埃尔登，后有巴泽尔，是我在学问的进取上遇到的最幸运的事。这两位让我把自己喜欢奔放的思想──甚至是狂想──都放出去。当年我知道，要是我发了神经他们会把我拉回来。

我要到一九七四年，三十八岁，才感到在思想上自己可以独立成家，即是感到是对是错自己知道，是否重要自己也知道。不再需要有师友在旁扶着的天马行空的思想自由得来不易，有好些难关要过，同学们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