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口气写了《经济解释》卷三开头的三章，约五万多字，累了，要憇息一下。学术性的分析文字，昔日可以一坐写三千字，今天一坐写一千也困难。这是体力的衰退。智力呢？搞学术思想这是更为重要的问题。不少行内朋友到了六十多岁智力就明显地开始打折扣。不是说他们变得蠢了一点，而是在感受上他们失去了一点敏锐性，失去了一点韵律或一点灵气。你要先认识这个人，跟他研讨过，然后过了一段时日再交手，才可以察觉出来。

我认为五十多岁的弗里德曼与七十多岁的弗里德曼很不一样。七十多岁时他还是想得很快，还是名不虚传，但就是没有他五十多岁时给我的那种如神似鬼的感受。是我进步了吗？还是他退化了？我认为是后者。

我的衡量是这样的。弗老比我年长二十三岁。一九六三年认识他，第一次跟他辩论是一九六七：他五十五，我刚三十二。那时我写好了《佃农理论》约半年，今天重读该旧作认为是近于自己的顶峰期。弗老七十六岁时我五十三，大家相聚两个星期，我的感受是他再不是如神似鬼。

尽管我认为他也经不起时日的蹂躏，弗老以智力持久不衰知名行内。他很注意自己的智力有没有衰退。他几次教我要天天想，因为思想是脑子的运动，停下来不练习脑子会退化得快。他八十八岁那年我对他说他的脑子还厉害，他回应：「史提芬，不要说谎话，你不可能不知道我以前的脑子是怎么样的。」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他承认自己的脑子斗不过大自然的无情规律。他有的是那么了不起的脑子，但我认为明显的退化始于七十岁左右，可能还要早一点。弗里德曼五十多岁时的智力，你不见到不会相信。

读者可能不知道，搞思想创作是一种体育运动，而要改进前人之见是一种体育比赛了。要胜出脑子的机能差一小点都不成。思想文章没有机会传世是不值得写的，但传世谈何容易？动笔时无从知道，只可以博一手。有碰巧而传世的例子，也有劣作得享大名。这些属异数。我们要博的是写出好文章，希望可以传世。好文章可以增加传世机会是肯定的。这里说的传世是发表后三几十年还有人记得。实情是几年也苛求。

我说的好文章是题材明确，有重点，够清晰，有新意，而最困难的是变化多。我这把年纪当然认识不少脑子今不如昔的学者朋友，意识到脑子开始退化的先兆是变化减少，或来得有点不自然。我说的变化不可以刻意地炮制出来，而是在思想或动笔时联想到有关的问题，通常是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想到那些地方去。往往是无端端的发现，认为有趣，就把笔锋挥到那边去。读者应该不难想象，一个人的脑子退化始于联想力的减弱。当然，记忆力的退化首先出现，但奇怪地，我自己的经验是记忆力的退化对思考的能力没有多大影响。联想力是另一回事。

说过了，实证经济学是老人的学问，整体的处理要对世事的观察有足够的累积。我因而等到退了休才动笔写《经济解释》。那是十一年前。当时的空闲时间没有今天那么多。更重要是今天增加了十年观察中国的发展，好些现象十年前没有体会到，也无法想象。这些都是正面的。负面是我可能等得太久：我是七十四岁才开始大修《经济解释》，其实大部分是重写。修改卷一时我认为三卷要加到五卷，但修到卷二见那么多要重写，就改变了主意，共写四卷算了。今天看，原来的三十一万字会加到五十多万字。不是闲话家常，工程是艰巨的。

我恨不得能早点完工，早点转到书法及研究中国文化这些老人家可以持久地做下去的玩意上。困难是《经济解释》是自己在一门学问上耕耘半个世纪的代表作，不能马虎。写来真的很困难。我又恐怕自己的智力退化到不成气候时自己不知道。有五位饱读经济论著的朋友在旁监察着：一位在文稿刊登前先读，四位按期必读。这五位的评价，是今天重修、重写的比十年前的三卷本高明很多。

还有其他帮助不少的条件。今天重写的那些部分先在《信报》发表。有两个好处。其一是《信报》读者的知识水平比较高，让我放心地写得深入。其二是《信报》不限篇幅的字数：有时千多字，有时近五千字。鼎鸣老弟也在该报按期动笔增加一点热闹，而不久前于渐老弟也手痒起来，按期长篇而大论。鼎鸣与于渐是香港的经济学者中普通常识最好的了。这是我很少说的恭维话。今天的经济学术文章，一般是连普通常识也没有。虽说专栏不是严谨的学术，但写惯没有普通常识的学术文字，转写专栏也没有。

还有一件《信报》值得放烟花的事。互联网的兴起惹来国际上的网络博客无数，其中不乏经济博客专栏。相比起来应该没有哪份刊物比得过《信报》。不要把我放进去，因为这些日子我写的算不上是专栏。用不着老人家出手吧（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