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五常读价格理论——弗里德曼《价格理论》翻译感言（作者：陈明衡）

弗里德曼是经济学芝加哥学派的领军人物，一九七六年获诺贝尔奖。一般认为，弗里德曼以货币理论闻名，但也有不同看法。如张五常和科罗拉多大学的Medema（2007年《价格理论》重印本导言作者）都提到他对价格理论传统的巨大贡献，《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的人物小传中也有类似介绍。《价格理论》一书，是弗里德曼在芝加哥大学的同名研究生课程的教科书。最先以学生记录的油印本流传，一九六二年初版，一九七六年二版，此后未再修改。

张五常教授多次强调这部《价格理论》的重要性。他在《佛利民的学术贡献》中说：“学术上，佛老的最大贡献是在价格理论那方面。佛老在价格理论上的最大贡献，是一九六二年出版的《价格理论》一书……他把价格理论提升了一个层面。”而在更早的《价格理论快要失传了》一文中，他就高举这本书；并又为文，视之为对自己影响最大的四本书之一[1]；如此等等，再三重申。

二零零七年六月，我被下派工作，周末才得回家。工作日的晚上闲极无聊。九月间，我开始学习弗里德曼的《价格理论》，至今突突两年半。这期间，我把这本书过了六遍，一读一抄译校四过，像母熊舔仔，慢慢舔出宝宝的模样，便有了一份初订的译本。全部文本双语合计四十七万多字，其中原文一十六万单词，译文二十四万字，译注七万字。

一

价格理论是什么？极端地说，价格理论不是经济学的一部分，而是经济学的全部。妥协点讲，价格理论是经济学的核心和基石。引入货币因素，就变为货币理论；用于制度分析，就成了制度经济学，如此等等。张五常说，“价格理论的正确意义是选择理论”[2]，研究人们在局限条件下的选择行为。因此，价格理论是理解人们行为——甚至不仅限于经济行为——的理论范畴。

《价格理论》一书主题明确，视野开阔，内容广博。起笔即点出全书主题是产品定价和收入分配。其中，产品价格引导资源配置，要素价格决定收入分配。大体上，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内容平分秋色。同时，又有很大篇幅论及就业、税赋、资本和利息理论等等通常属于宏观经济学的内容。对于收入问题的重视，应与作者的另一名著《消费函数理论》有关；而对资本利息的强调，又与作者后来的研究进路——货币数量理论相契。

全书论述透彻精妙之处，不胜枚举。比如第三章的方法论，第五章末尾至第六章的租值与成本的概念，第十二章的菲利普斯曲线分析，第十四章的收入分配之两种，第四章和第十五章的保险与博彩，第十七章的资本理论，以及对马克思和凯恩斯理论的一剑封喉之功（分别在第十章和第十二章）等。当精读、译注时，我常是叹为观止；但掩卷而思，却只能挂一漏百。

这本书隐含的经济学方法论很重要，即强调实证。如张五常所说：“佛老[3]的《价格理论》是向（理论）‘管用’那方面走了一大步。他把奈特的盈利界定出局，把马歇尔的租值重新定位，把成本与竞争的关系搞清楚，也把吉芬物品放进废物箱去。我从他这本书学得怎样拿重点，学得怎样转换角度看问题，而更重要的是开始体会到经济解释是怎样的一回事。”[4]这种方法论，也就是芝加哥学派的方法论精髓，所谓Chicago is a state of mind（芝大是一种思想状态）。[5]

给我影响最深的例子，如十一章第二节说到：二战期间，美国实际工资下降但劳动供给大增，如何解释？弗里德曼不取“货币幻觉”，而取“物价预期”的概念，并以储蓄率、储蓄资产形态变化等可观察的事实验证之，最后指出，“一个关于未来的错误预测与一个关于现状的幻觉是完全不同的”。这不同，正在于经济解释假说的可验证性上。又如十二章第七节提到：由理性预期假说可以推导出，物价大幅波动的国家，短期菲利普斯曲线较陡，这又是可以实际观察验证的命题。当然，这种方法论究竟如何，与奥地利学派相比孰为高下，又是人言言殊的话题了。

更重要的当然是附录B的问题，似乎具有无限的探究、挖掘的余地。问题都没有提供现成答案，意在教读者如何运用理论框架分析实际问题，进而“在人们习以为常的材料中发现新意。”[6]大家似乎都很重视这个附录，包括弗里德曼本人。正是这种种细节，使得本书尽管是教科书，却与黑板经济学截然不同，言之有物，不落窠臼。

张五常曾归纳了他所理解的本书要点：一、理论要有经济内容，马歇尔有，瓦尔拉斯没有。二、一般均衡不是由方程式的多少来决定，而是看内容有没有顾及经济整体。三、变量与不变量的处理可随君便，选择要从可以被事实推翻但没有被推翻为准则。四、除了“风落”，市场永远没有盈利，成本永远是局限下最低的。五、租值是成本，所以垄断者面对的需求曲线是成本曲线。[7]这些说法都非常有启示。

我因读张五常而追溯到弗里德曼。在全书译注中，大量引用了张五常的观点，特别是他的三卷本《经济解释》，两相比较异同。因此可以说，我是“从张五常读价格理论”。是耶非耶，不失为一条通向纯正经济学的进路；收益多寡，看个人造化，但无论如何，庶几可免狐禅野道之侵。

二

这是我初次尝试翻译。其中寄托了多重的学习目的：一是经济学理论，二是英文，三是中文表达。我深切体会到：翻译是一种深度学习。觉得自己从来未曾读一本书如此深入，如此用心专一。因此，当我读到下面这段话时，深引为同感：“没有任何研究方法、任何学术规范会像翻译那样，迫使我们如此全面审慎地考量一份文本的所有特点，包括它的架构、节奏、语气，等等，——而这些也都一同决定了文本的意义。我甚至认为，一种不曾经历翻译之考验的诠释，必然是主观而片面的。”[8]

翻译又是一种古之学者为己的体验。钱锺书先生说：“大抵学问是荒村野老屋中，二三素心人商量培养之事。”翻译述而不作，更要耐得寂寞。心有旁骛，兴趣太多，容易歧路亡羊。于是每天业余，若无例外应酬，我便独坐案前，拆解世界顶级大师的一招一式，推敲文意，揣摩思想，斟酌表达，在两种语言之间来回穿梭。大师总是不温不火、不离不弃，我也可以不急不缓、不卑不燥。灯下闲敲键盘，消遣了大段时光。有时一晚只得寥寥几段，但解通一点，便怡然自得，体味了求知之乐、克服困难之乐。子曰，古之学者为己，我似乎浅尝到了一点。

翻译还是一种精细活。所谓信、达、雅，含义应该是“忠于原意，合乎读者所理解的语法，作恰当的修辞”。[9]我心里期颐的，是准确透彻地理解原文，通顺到位地表述原意。当然不容易做到，因此改之又改。理解上的问题包括经济学方面的，也包括英语语言方面的；表述上的问题包括文笔，也包括对中文语法规则、语言习惯的掌握和运用。

初学者易犯的毛病是“直译”，生搬硬套，辞不达意，译犹不译[10]。直译，如果是“纠正任意歪曲的所谓‘意译’，是正确的，它一旦忽视意义本身，就立刻变成错误的了。”[11]这个问题，我在多次修改中逐步纠正。我觉得，直译往往只是一种借口。因为正是多种释义的拣选，句式文法的摆布，才体现了译者是不是透彻理解了原文。至于概念、术语，已有的是随大流还是改弦更张，未有的如何定名，就更体现了对原文的准确理解和把握。

雅，我的理解，还应该涉及风格问题：要把握原文的风格，并在译文中表达出原文的风格，或是类比原文的译者的行文风格。这对我实在无从谈起。但好在本书是理论著作，而且是教科书，原文的风格应该并不突出，译文也就不必太过强调风格了。我只能尽量争取文字上通顺、平实、流畅、减少歧义。虽不能至，尽力而为之。张五常教授曾再三强调翻译的难度，信哉斯言。

至今，我对自己最失望的，还在英语。自觉底子薄，天赋弱，经验少。只是态度比较认真，学了西哲译经的态度来做这项工作，肯花功夫，不知为不知。我没有读过有关翻译的专业书，文艺译著也读得很少，冯象先生关于《摩西五经》的几本译著，便成了我心向往之的典范。我明知这蜗牛式的工作为能者所不屑，可是自己只有这样的底子，所谓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为不蓄，终身不得。求学之道，别无登堂入室的捷径啊。于是乎譬如平地，虽覆一篑，进，吾往也。

另须说明的是，北京的商务印书馆一九九四年曾出版过《价格理论》译本，是多人合作的成果，比较粗糙，不敢恭维。我是实在读不懂这个译本，才硬着头皮啃原著的。话说回来，既是重译，对商务译本还是应该谢忱甚于责难。重译之于学术是极有必要的，不必忌口，反应提倡。重译应该取其精当，争取更进一层。我希望自己至少部分做到了这一点。

当然，到目前为止，与其说我读懂了这本书，不如说我读出了一些疑问而已。如对附录B的问题一知半解，就表明我远远没有读懂全书。我把很多疑问、理解、发挥、说明、感受等都随文写在了译注里。其中众多大大小小的问题，都有待分析、考订、解决。还有很多方面，我可能根本没有意识到疑问所在，只是懵懵懂懂。弗里德曼在回忆录中曾夫子自道：“你自认为讲得极为透彻，而学生其实根本没有理解。他们可能能够重复你讲的内容，但是只有少数人能应用于新的问题。”[12]我一定还不是那少数人了。

如果要掌握纯正的经济学基础，要学得弗里德曼的思想理念，要留存一本准确精美的译本，那么，此前两年半的工作，不是工程的完成，而是刚刚开始。就以此作为起点，继续我的自得其乐、不足为外人道的学业之旅吧。[13]

[2] 张五常：《受教的经历——为老师的课本序》（2009.03.24）。

[3] 张五常把弗里德曼译作佛利民，很有意境，但在大陆不通行。

[4] 张五常：《对我影响最大的四本书》（2003.6.12）。

[5] 萨缪尔逊语，见张五常《经济解释》第二卷第八章。

[6] 弗里德曼：《实证经济学方法论》（1953）。

[7] 张五常：《微观不足是宏观失败的原因》（2009.07.28）。

[8] 毕来德：《庄子四讲》，宋刚译（2009）p 3。

[9] 王太庆译：《柏拉图对话集》（2004）p 759。

[10] 严复语，见王太庆译《柏拉图对话集》（2004）p 738。

[11] 王太庆译：《柏拉图对话集》（2004）p 741。

[12] 弗里德曼：《两个幸运的人——弗里德曼回忆录》第十五章。

[13] 特别要感谢朋友张翔、应俊耀和韩琪。他们为我提供了文本，并指点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