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五常：想象力是培养出来的-张五常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童年的回忆》之十一

很多朋友希望我能写自己的传记，但我认为自己算不上是什么人物，不值得勒碑志之。然而，写散文，我久不久提到自己的已往，而比较有系统的有《求学奇遇记》、《〈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一蓑烟雨任平生》等几个系列。

这次写《童年的回忆》，是源于一位朋友传来香港西湾河山头的一帧摄于一九六七年的照片。再早上二十多年我是在那里的山头长大的。思往事，我用英文写了一封长信给一些朋友，略说在该山头长大的情况。这些朋友哗然，其中一位竟然说我有写《荷马史诗》的本领！我尝试把该英文信翻为中文给同学们看，但动了笔就觉得不妨多写几篇。《童年的回忆》于是写了十篇，这最后的两篇是要写些结语了。

我认为一个人的脑子有三方面不同的功能。其一是记忆力，其二是分析力，其三是想象力。我认为记忆力是天生的，分析力是训练出来的，而想象力则要靠培养而得。这些观点是我这个在地球上活了八十多年的人，凭自己回顾平生的或成或败的经历而获得的意识。

先谈记忆力吧。每个人的记忆力通常都不差，但有些人好得神奇，而且往往在年幼时就显示出来了。最明显的例子是下象棋。那所谓“十八岁不成国手，终生无望”之说，是指下棋。一个明显的例子是美国昔日的国际象棋天才费雪，只十岁就走出被誉为二十世纪最佳的一局棋。记载说此子的记忆力好得神奇：在他之前的所有名家对局他全部记得！

当然，象棋要下到世界级水平，记忆力不仅要好得近于奇迹，分析力也要大有可观。然而，我要在这里指出的，是想象力于下棋不重要。可以这样看吧：凡是可以谱入今天的电脑、可用方程式处理的玩意，皆跟我在这里要说的想象力没有多大关联。

转谈分析力，其天赋也可在年幼时就展现出来。数学是一个例子。数学的天赋跟下棋的天赋没有关联！很多人认为有，其实没有——这是五十多年前我跟美国的一些师友讨论后大家同意的结论。数学的天赋不重视记忆力，而是重视分析或逻辑推理的本领。当然，任何人都可以学数，也应该学一点，但要成为世界级的数学人马，没有明显的天赋我劝你不要进军。

音乐也是展现得早的天赋。想想吧，二百多年前，通讯落后，五岁的莫扎特的音乐天赋就名动整个欧洲。早发的音乐天赋跟早发的下棋天赋没有关联，但奇怪地跟也属早发的数学天赋是挂上了钩的。为什么会是这样是个有趣的问题。我个人认为音乐与数学的天赋有关，是因为二者皆重视符号的掌握与“量”的相差或相等的感受。

上述之外，在音乐上要有大成，耳朵的听觉要生得特别好。这后者我早知自己有所不逮。当然，任何人都可以学音乐，也应该学一点，但如果你要成为师级人马，耳之于音有所不逮我劝你不要尝试。另一方面，跟任何艺术的表达一样，要有大成其从事者的品味一定要好。品味这回事的确很重要，我认为不是天生的，有机会我会说得具体一点。

这就带到这里我要说的“想象力”这个主题。我认为想象力不是天生的，而是在后天的成长中培养出来。物理学大师爱因斯坦曾经说想象力是科学研究最重要的一环，应该是。我对物理学完全不懂，但所有我读到的关于爱氏的文字，都提到他的想象力。

严格地说，我认为物理学是难度最高的学问。我不敢谈物理，但经济学则大可一谈——这后者，我不仅认真地操作了六十年，而且当年在美国的师友近于一致地认为我是行内最富想象力的一个。我可举几个简单的示范例子。

例一，写佃农分成，是关于生产要素的市价厘定。传统的分析说，雇用劳动力，有了一个工资，雇主会雇用某量。佃农分成呢？我见租用土地没有一个租金，就问：那么地主要给农户多少土地呢？

例二，写座位票价，我见当时香港的电影院的戏票炒黄牛，其价较高的优质座位的票永远是先售罄，就问：为什么优座票的定价一般是偏低了？

例三，蜜蜂采蜜的服务是一种产品，蜜蜂传播花粉的服务是另一种产品。传统的分析用两条函数方程式处理，复杂得很。我说，二者加起来是一种产品，正如养羊，既有羊毛，又有羊肉。

如上述例子，示范着的想象力，我写的英语论文篇篇皆是，而六十五岁退休后写了近二十年、今天成为五卷的《经济解释》，差不多页页皆是。好些朋友说读我的文章，读了一段怎样也猜不中下一段会是说什么。他们当然猜不中，因为下笔时我自己也不知道下一段会说什么。

杨小凯曾经白纸黑字地直言，斯蒂格利茨抄袭我《佃农理论》的第四章而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替我抱不平。其他行内人指出，抄袭我的思想而获诺奖的，不下一掌之数。什么不完整合约、效率工资、卸责偷懒、风俗产权等获诺奖的话题，皆源于我。我懒得回应，因为认为他们连抄也抄错了。

科斯我当然是敬仰的。但他那大名鼎鼎的定律说，如果交易费用是零，市场的运作会怎样怎样。我却说，如果交易费用真的是零，不会有市场。这点重要，而科斯也认为是对的。对我来说，这项科斯的大错是一项重要的贡献，因为给了我启发，让我后来在《经济解释》中推出今天看有机会名垂思想史的“交易费用替代定律”。有点可惜，我曾提及那“科斯定律”出现的一九六〇年的鸿文有一个大漏，不是因为上述的错，而是在该文内科斯没有提及奈特。后者于一九二四年提出同样的观点，科斯不可能不知道，少了一个提及奈特的注脚，将来写经济思想史的会指出这件不幸的事。科斯的贡献，因为加进了交易费用，其实很大，只一个提及奈特的注脚就会永远地过了关。

如果我真的有当年在美国的师友说的不凡的想象力，那么今天回顾，这本领是源于年幼时在广西荒山野岭，背着妹妹到处寻寻觅觅的艰苦日子，以及二战后因为读书不成，继续在荒野流浪，或跟香港西湾河山头的穷孩子游玩而需要自己想办法取胜的玩意。年幼时我的父母没有给我买过一件玩具，年长后养育自己的一子一女，我也没有给他们买过一件玩具。

回想一九八二年回港任教职后，为儿女选学校，我逼着要把他们送进英语学校，因为这些学校放学后回家不用做功课。我要他们想出自己的玩意。大学毕业后女儿要结婚生养儿女，这是她的选择，我不干预，虽然我认为进入研究院她会卓然成家。儿子呢？他要走我的路，以学问为生计。先专于生物与医学，后转医药研究，今天也属世界级人马。我的一位外甥当年在香港没有大学收容，把他带到美国，教他怎样去钓鱼，今天该外甥在细胞的研究上也卓然成家。

我们三个当年考那些墨守成规的公开试都不会在香港有大学收容——我自己连初中也没有过关。然而，我们三个皆凭想象力而在西方崭露头角。我的中学成绩最差，儿子次之。中学成绩最好的是我的外甥，可幸当年香港的大学不收他。奇怪地，我们三个以想象力论英雄，其高下排列刚好跟中学成绩倒转过来！

今天看，我们三个会获诺贝尔奖吗？当然不会。不久前我对外甥说：“你是不会拿得诺贝尔奖的。但关键的问题是，如果你获诺奖，没有人会说不值得。”他很高兴，因为这些日子获该奖彷佛是中了邪，给行内的众君子骂得死去活来的。尽管我的外甥及儿子今天皆属世界级人马，但要打进将来的史书他们的机会可要比我低一点：年幼时他们可没有在荒山野岭流浪过，想象力因而比我不上！

二〇二〇年四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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