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的回忆》之九

 

英语“inflation”一词译作通货膨胀是恰当的。“通货”是指流通的货币量，膨胀是指此量增加。这其中含意着的是，货币量增加会导致物价一般性地上升。这就是西方经济学中的币量理论（quantity theoryof money）的核心思想了。

 

在西方，这币量理论起于休谟（David Hume，1711-1776），是不浅的学问，因为货币在市场使用时的转手速度对物价的变动也有决定性。这转手速度（velocity）有没有稳定性这个问题，上世纪下半叶经济学界吵得热闹，而我的深交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是其中的主角。是的，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货币理论大师我差不多全都认识，其中Karl Brunner（1916-1989）是我的老师，Allan Meltzer（1928-2017）是我的师兄。

 

个人的选择，我认为古往今来最杰出的币量理论大师是耶鲁大学的费雪（Irving Fisher，1867-1947）。此君比他同期也参与币量理论研究的凯恩斯（John M. Keynes，1883-1946）高明多了。当然这只是我个人之见。

 

 

写童年的往事，我要在这里用一期的篇幅写中国当年的恶性通胀（hyper-inflation），是因为自己当时身在其中。只是当年我还年幼，对实情的掌握不够全面。国民党时期的中国大陆，发生着些什么事是书所难尽的。然而，凭自己回忆年幼时的所见所闻，用今天自己所知分析中国当年的恶性通胀，或多或少对今天的货币经济学有点贡献。

 

上世纪上半叶，国民党把货币的供应量搞得一团糟，是他们要跑到台湾去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今天回顾，我们不能说他们不懂币量理论。我知道宋子文懂，可能比我懂得多。我读过一篇他为祝贺费雪而写的文章，很清楚中国当时的通货膨胀是什么一回事。但他没有我们今天那么多的关于世事局限转变的认识，所以我在这里分析的要比他当年所见来得较为全面。我认为币量理论要跟整个经济的好些其他方面一起衡量。

 

我们可以从另一个角度看一个经济的实力与货币的关系。回头看国民党当年在神州大地，政府需要维持社会秩序或公安，加上有战乱的军费开支，他们的经费从何而来呢？国贫，抽税微不足道；出售土地，地价低；引进外资吗？没有谁会问津。

 

余下来的财政处理方法，是政府发行货币，作为一项间接性的税收。我曾经指出，在一个正常运作的经济下，政府用货币政策搞起一点通胀，是有着抽间接税的效果。然而，国民党当年是迫着要用这个选择，所以失败。

 

什么是通货膨胀呢？我同意弗里德曼的观点，物价一般性地上升不一定是。弗老之见，是如果大家一觉醒来，见到所有的物价上升了一倍，但不会导致市场预期物价再升，没有谁会采取预防的行为——这只是物价上升，不是通胀。

 

通胀是需要有一个市场的预期，市民认为一般物价会继续上升，促使他们采取防守策略或行动，从而影响市场的运作，导致经济有不良的发展。另一方面，市场“预期”这回事，只有天晓得是什么。这里的要点，是物价一般性地上升，小孩子也懂得判断，而假若这上升不断地继续，促使市民采取防守行动，经济学者就说这些行动是源于那无从观察的通胀预期。

 

恶性通胀英语称hyper-inflation。通胀率高当然是一个需要的衡量准则，但不足够，还需要的是这通胀率历久不下。好比一九九二年，在中国，通胀率逾二十厘。这算是高通胀了，但还不到三年朱镕基总理把这通胀率调校为零，跟着出现通缩，所以我们不要把当时的通胀算进恶性通胀。恶性通胀之所以为恶，像恶性癌症那样，是近于无药可救的。

 

奇怪，我今天的记忆，跟网上记载的有出入。我记得国民党推出银圆券是先于金圆券，但网上的资料却是倒转过来。我记得清楚的是当国民党一九四八年推出金圆券时，我在广州，为了好奇，在推出的早上，我以官价七港元兑换了一元金圆券，但到了傍晚，这二者的黑市汇率却倒转过来，一港元兑七元金圆券！

 

我也记得清楚，当时在广州，面值小的金圆券称“湿柴”，面值大的——百万到亿元面值的——称“干柴”。基本上“湿柴”在市场没有人要。我也记得当时的港钞，称“咸水”，当然是受宠之物；而金圆券或银圆券则称“淡水”，市场见而拒之。明显地，这是把经济学中的神话——那有名的“格雷欣定律”——倒转过来，不是劣币把良币逐出市场，而是良币把劣币逐出市场。

 

说起来，国民党在大陆时期的混账货币游戏不始于中日之战，也不始于国共之争，而是在我出生之前就开始胡作非为了。一九九九年七月，在扬州，我花光身上带着的钱，从一个地摊小贩买下他全部的国民党时期的多种不同的钞票，还跟该小贩到他家中尽购他的所藏，共千多张。回家后仔细研究，那个年代的中国真的是发神经。大概地查看那千多张钞票后，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三日我发表了《风雨时代的钞票》一文，今天在网上可以找到，同学们不要错过（见附录）。

 

在那风雨时代，中国在货币上的处理与恶性通胀带来的现象，是上选的经济论文题材，绝对是，但为什么同学们不去考查研究呢？我见过有关该风雨时期中国货币的好些论著，认为这些作品的考查与研究不够深入，存世的机会不高吧。

 

货币的存在无疑是为了协助市场的交易与投资，可以大幅地减少市场的交易费用。一个简单的实例可以说明。一九四五年，逃难回归之际，乘舟，中途在某地上岸一行，我见到一个街市，可以把一纸十元钞票，撕开两半而每半张作五元使用。这可见没有钞票，一般的市场的交易费用是高不可攀的。

 

我也记得，一九八八年带着弗里德曼畅游中国时，对他说因为数码科技的发展，有朝一日货币量不知怎样算才对。弗老瞪大眼睛望着我，以为我是在说笑。然而，约十年前在北京跟蒙代尔把酒言欢，我又对他说在不久的将来，经济学者不会再知道怎样算货币量。他立刻问：“你是什么时候想到的？”我说是一九八八年，跟弗里德曼说过了。原来蒙兄也是那样想。

 

最后我要回答一个同学们会很想知道的问题：国民党当年不断地尝试发行各种不同的钞票，是为了贪污吗？历来我以为是，但今天认为不是！今天我的看法，是每次发行一种新货币之初，他们的目的是为了要稳定经济，从而希望保着江山。只是新货币推出后，因为没有几个人相信币值可保，守不住，所以官员们就索性在新的货币完蛋之前，尽量多发，从而大贪一手。

 

我这个观点是源于一个比较新的看法。我今天认为，不管一种货币有没有钩着一个明确的锚，但某种锚一定要有才可以成为市场接受的货币。以金或银为货币，本身就是锚，但如果只是写在钞票上说，市场相信则是，不信则不是。国民党当年的钞票只是在钞票上说，信之者蠢也。或明或暗地钩着外币也算是锚，有没有人相信则要看国家的经济形势矣。我屡次建议的钩着一篮子物品的物价指数也是锚。推来推去，推到尽头，没有明确的锚存在，一种货币的发行总要钩着发行该货币的国家的经济。经济崩溃，没有实物或外币为锚，一个国家的货币不能守值。经济可观，只要央行当局懂得调控货币量，币值可保。这是因为经济本身就是锚。我多次建议的用一篮子物品的物价指数为人民币之锚，主要是为了要防守人民币推出国际时有可能受到的袭击。

 

二〇〇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我在天津南开大学以《以中国青年为本位的金融制度》为题讲话，也就是从另一个角度说，一个经济本身有实力，基本上就是该国的货币的锚。

 

二〇二〇年三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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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风雨时代的钞票

张五常，1999年7月23日

 

话说在扬州我花尽身上带着的钱，向地摊小贩购入了千多张旧钞票。这些钞票最早是一九一〇，最迟是一九五三（共产当道矣）。四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不堪回首，可泣而不可歌也。

 

回家后我花了一整晚审阅这批旧钞，觉得有趣或不明所以的地方不少。兹仅选八项以飨读者：

 

（一）我找到四张一九三四年发行的壹圆钞票，被一个胶印掩盖着‌“中国农工银行”，而在其下补加‌“中央银行”，钞票两面的中、英二文皆如此盖上，四张一样。

 

泱泱大国，主要银行改名也懒得重印，其马虎溢于票上，可谓奇观。

 

（二）千多张旧钞中只有三张差不多是全新的，皆由‌“美商北京花旗银行”发行，纸质一流，印刷精美。五元及十元的是一九一〇年，一元那一张是一九一九年。奇哉怪也的是，三张钞票都是在横中切断，切得整齐，然后用两张同值的钞票的上半部以胶水黏成一张。这样，钞票上下如倒影，只是号码上下不同！

 

因为钞票极新，而上下以胶水相连又造得天衣无缝，显然不是出自今天小贩之手。我想来想去，一个解释是发行者不想持钞者看到原来钞票的下半部，而钞票看来是在美国印制，所以一时间赶不及重印。但为什么一九一〇与一九一九的皆如此？

 

（三）有十多张一九三〇年由广东省银行发行的钞票，印上‌“银毫券”之名，且说明‌“凭券兑换银毫”。这摆明是以银为本位，以银作保障来增加信心。问题是，一个大的银毫可以变小，而银的分量下降仍可叫作银毫。所以银行若要出术，或与政府串谋欺骗，易如反掌也。

 

我看这些银毫券的第一个反应：是骗局！真诚的银行发银本位券，怎会不说明纯银的重量？

 

（四）更大的骗局是那大名鼎鼎的‌“关金”了。当然由中央银行发行，我手上有的最早是一九三〇，最后是一九四八。

 

关金是以金为本位，一元说明是一个金单位，十元是十个金单位。后来贬值，钞码越来越高，五万元就说明是五万个金单位。没有说明的，是一个金单位究竟是多少金。更过瘾的是，在整张中文的钞票中，‌“金单位”（Gold Unit）却用英语。

 

这个明显的骗局，在中国竟然大摇大摆地施行了起码十九年。要是今天任老弟志刚出这一招，香港人不把他杀了才怪！炎黄子孙毕竟是学精了。

 

（语曾、任二兄：为什么香港今天的钞票不印明七点八元兑一美元？虽然要经发钞银行去兑换，但这是事实，而金管局没有意图行骗。说明了可增加信心，但要改兑换率时则要发行另一种钞票，比较复杂了。）

 

（五）找到二、三十年代好几家私营钱庄——如‌“陆宜和”、‌“黄山馆德泰昶”之类——发行的钞票，显然是清代遗留下来的‌“冇王管”的自由货币制，到了民国就与政府争食的。海耶克生时极力提倡的自由发钞制度，在中国早已存在。我想，在太平盛世，如清康熙至乾隆的百多年间，这种自由银行（钱庄）制应该有很理想的运作。我又想，今天数以千计的中国年青经济学者，怎可以放过这个绝对是一级的研究题材？

 

我手头上有的十多张钱庄钞票，有些如合约，有些如凭单，有些则像政府发行的钞票一样。一张钞票其实是一张合约——我在三十年前就说过了。民国时期的钱庄钞票，有以一串铜钱为本位的，称为‌“一吊”，也有以政府骗人的‌“大洋”为本位的。政府行骗，一些钱庄也就乐得同流合污，过瘾一下。

 

（六）找到两张有毛泽东肖像的钞票，都是五百元的。东北银行的是一九四七，长城银行的是一九四八，二者皆印上中华民国的年号，此一奇也；钞票上没有说明任何保障，此二奇也。想当年，老毛靠打游击得天下，所以自制的钞票也‌“不拘小节”。但当时市场信不信，通用不通用，则有待考究矣。

 

（七）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钞票，一九四八及一些一九四九的用上中华民国的年号，但一些一九四九的已改用公元年号，此后就淘汰了‌“中华民国”。

 

奇怪，一九五○年至一九五三年间，人民银行发行的好些票额很大——五千到五万元——应该不是人民币。但旧钞中有一张一九五二年的支票，说明是人民币四万五千元。那在当时是很大的数目了。

 

（八）我对钞票上的‌“公仔”肖像很有兴趣。用人物肖像的目的，显然是要增加市场对钞票的信心。一间名为‌“中国联合准备银行”所用的肖像，可能因为当时的政治形势，都是中国古时的圣贤豪杰。这家银行起错了名，意头大为不妙。准备与储备不同。银行要的是储备（reserve），非准备（preparatory）也。银行有什么要‌“准备”的？准备执笠乎？果然，我所有的多张‌“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的钞票，都是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一九三八）。众多圣贤也救它不了！

 

一张一九二七年中南银行发行的钞票，竟然用慈禧太后的肖像，这银行若非与慈禧的后人有关，其思维有点问题。

 

你道在那风风雨雨的四十多年中，中国钞票上谁的肖像出现最多？无与伦比的冠军，是孙中山。孙某本领平平，但被称为‌“国父”。既为国父，就是死后也要付出一点代价。凡是通胀急剧，钞票贬值如石沉大海的人物肖像，都是孙中山。那搞笑的‌“关金”，其肖像当然也是孙中山。

 

可以这样说吧：凡是大骗局钞票上有肖像的，皆国父也。天可怜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