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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的回忆》之四
 
香港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沦陷后不久,要逃难到内地去是普遍的考虑。但要逃到哪里,怎样逃,不是容易的选择。报章的言论有对有不对,而过了不久友侪间大都懂得怎样判断报道的可靠性。例如内地的报章的标题说“我军转移有利阵地”,大家都知道“我军”是在败退。什么电话、电报都困难,“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是当时最可靠而又最迅速的消息传达方式。
 
要逃到内地去当然也是我们的家的立刻考虑。但家中的子女与亲戚那么多,加上香港的物业与父亲的生意,要怎样处理,大费思量。父亲的生意当然要关门,但存货不能不管,而员工要怎样处理或安置都是问题。
 
我记得父母的一项重要考虑,是不要把所有鸡蛋放进一个篮子内。逃难因而要分散,不要让所有的家属一起死掉。父母跟着决定的安排如下:父亲留在香港;排第七与第十的女儿留在香港陪伴父亲;我的长兄当时已经结了婚,跟大嫂也留在香港,处理需要奔跑的工作。
 
向内地逃,父母的约定是兵分两路,其中的一个困难是父母皆认为不要让子女们荒废学业,逃到哪里要有学校收容。这基本上是一个无从处理的棋局,但后来毕竟是尝试了。
 
母亲自己带着三个年纪最幼的:大我一岁多的五伦、我和小我三岁的秀芳。其他的二姊、三姊、四姊、五姊这四位跟母亲在内地聚散不常。换言之,母亲是带着七个孩子到内地逃难,从一九四二年八月动身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回归,刚好三年,竟然没有一个死掉,亲友们都说是奇迹。没有死,但我和妹妹秀芳差不多死掉。
 
四个姊姊怎样逃我一时知道一时不知道。但我们三个跟着母亲的,怎样逃我还记得清楚。是非常古怪的行程,因为日军在内地行踪无定,而亲友可以在哪里帮忙一下,也变化无定。我清楚地记得离开香港的第一程是乘船到澳门,跟着是水陆并用地到了广东的惠州。那是父亲的故乡,他的亲属也是我们的亲属,招待了我们一天。跟着是直走北上,到曲江,又称韶关。这是非常奇怪的事,因为我们认识的逃难朋友,差不多一律都先走曲江。
 
我清楚地记得曲江,因为我们三个孩子都生了病,住在那里的河西医院。十多年前我刻意地到曲江一行,问那里的人有没有河西医院这回事。他们说有,但早就拆掉再重建,转到另一个地点。当年我住过的河西医院在江边,今天的不是。
 
跟着是从曲江西走到桂林。那应该是一九四二年的九月。该年十月十日的国庆我是在那里过的。不容易见到国庆那么热闹。母亲当时在桂林租了一间两层的小房子,国庆那天晚上,我在二楼向下看,街上挤满了人,灯笼无数,爆竹之声不绝于耳。听说不少是来自香港的逃难者。
 
过了不久,我的四个姊姊也到桂林跟我们相聚,住在一起。这时母亲决定做一件怪事。你道是什么?她把房子的地面那层做店子,卖豆腐花!好生意,因为顾客大都是来自香港的逃难者。这店子的名字是“豆精专家”,请了一位书法家朋友题字,而姊姊们的“香港相”一望而知,所以逃难的顾客多。问题是逃难客的行踪飘忽似云,不出半年店子就关门了。
 
第二、三、四这三个姊姊留在桂林读书,进入了那里的广西桂林医学院。战乱如斯,当然不可能读完,只望读得多少就读多少。母亲带着我的五姊和我们三个小的转到柳州。那是一九四三年,我七岁。在柳州我们住在沙街。有几件我还记得清楚的事不妨说给同学们听听。
 
其一是我家有一个亲戚叫琴姨,也逃难到柳州来,在我们沙街的家暂住。柳州以盛产木材知名,大树被砍下后,其搬运是浮在江上,下流。离我们沙街不远处的一个地方,江上浮着无数被砍下来的树干。琴姨穷,天天走到浮在水面的树干上,把开始脱离的树皮一块一块地剥下来,然后扎好,拿给收购树皮的人换一小点钱。有好些人跟着琴姨那样在剥树皮,有时我也去帮琴姨多剥一些。
 
其二是当时自己的肚子吃不饱,见到邻近有一间刻石章的店子,母亲不管时我去帮该店的穷老板清洁一下地方,换得几角钱。是从那时起我对石章用的石料有兴趣,四十年后开始动用母亲的基金收藏寿山石。约两年前北京的中信出版社为我出版了一本题为《清宫田黄方印录》的书。
 
其三是我和哥哥五伦进了柳州中正中学的附小。跟着频频跟那些广西仔打架。不是我要打,而是我的哥哥沉默寡言,怕事,广西仔老是要欺负他。我知道母亲最爱伦哥,替他出手。当时我是说得一口流利的广西话的,今天全部忘记了。
 
其四是悲剧。我的母亲不知道逃难会逃多久,而没有一个孩子可以赚钱,身上带着的钞票不一定可用,而金饰一般不敢示人。这样,一切都要尽量节省了。我当时的感受,是母亲认为她带着的三个孩子不可能都活下来!只选一个活着应该选伦哥。
 
我的双脚开始腐烂。其过程永远是一样的:先在皮下的肉生出一小白点,过了几天破裂,流出一些液体,跟着是一个约一公分直径的伤口,几个星期后这伤口会愈合,留下一个疤痕。过不了几天另一个小白点又出现了。七十多年后的今天,我的双脚还满是疤痕。这些因为营养不足而出现的皮肉腐烂当时很普遍,而不少人知道,再坏下去是整个人会呈现肿状,肤色会变黄,成了绝症。可幸我没有达到黄、肿之境。
 
一九六八年我在芝加哥大学,认识那里的教授Zvi Griliches——此君后来转到哈佛,再后来成为哈佛的经济系主任。一次跟他聊天,说到在广西逃难时的饥荒日子,我展示自己满是疤痕的两腿给他看。他也立刻展示自己的两腿,竟然也满是同样疤痕。此君是犹太人,年少时在德军的集中营呆过好些时日。可幸他的脑子跟我的一样,没有因为营养不足变得愚蠢了。
 
我在这里说起这些不好说的往事,是要同学们知道两点。其一是战争只宜于作为富有的人的玩意。其二是如果真的要学有所成,金钱不可以没有,但不是那么重要。
 
二〇二〇年三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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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五常

张五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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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经济学家,新制度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毕业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经济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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