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自武汉的新冠肺炎是严重的不幸事件。有关当局的重视迟了几天难以厚非，但跟着的处理是迅速而又全面的。我们看不到动乱，看不到抢劫，而亲友之间的互相协助与关怀，是反映着一个优、厚的文化传统。

 

对经济的影响会怎样呢？当然严重。我早想动笔作点建议，但在电视看到习近平先生的讲话，认为他知道经济正在进入的困境，没有动笔。但跟着一些同学传来其他君子对经济困境与处理的看法，有同意与不同意的地方。同学们要求我表达自己的。我想到一个角度来表达一下自己认为北京应该怎样处理。

 

我想到的角度是从前车可鉴的经验来处理今天的困难。这“前车”是二〇〇二年底出现而二〇〇三年二月变得严重的非典肺炎病毒，持续了逾半年。今天看数据，当年的“非典”的杀伤力比今天的强，但受袭的人数远没有今天的“新冠”那么多。然而，今天回头看，经济奇迹当年是出现了。正如我在二〇〇八年七月出版的《中国的经济制度》中提到，二〇〇〇到二〇〇七这八个年头，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人类历史最可观的时期。这增长可没有受到“非典”的影响而缓慢下来——二〇〇三年第一季的经济下跌，跟着是三季的急速上升，全年的经济增长保八有余。当年中国市场合约选择的自由，是我平生仅见。

 

反观目前的情况，屋漏更兼连夜雨，“新冠”的出现是在国家经济开始转弱了好些年的时候。回顾已往，中国的强劲经济增长开始遇到困难是源自二〇〇八年初推出的新《劳动合同法》。该法推出前两个月，北京一位朋友传来早就公布的九十多条细则，我一看就知道会是灾难性。其后我发表了十多篇文章反对，皆如石沉大海。这样遭到漠视，不仅反映着中国的发展越有看头，利益团体越多，也反映着举世经济学的发展，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就走下坡，转到什么博弈论与回归统计这些没有多少经济内容、中看不中用的玩意去了。我也曾经指出，二〇〇八年推出的新《劳动合同法》的祸害当时不立刻明显，是因为美国出现了金融风暴，温家宝先生大事加速早就准备好要造的多项庞大的基建项目。这些本来是不可取的凯恩斯学派的思维，可幸这些项目早就准备要造，跟着是造得快，造得好，带起了很多地区的地价。这地价与楼价的上升带来的财富不均是另一个话题，但国家发展需要的资金是增加了。

 

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发展实在不妙。就是地区中还算是表表者的深圳，公司关门，取消牌照需要排队；商业楼宇的租金下降，空置的无数。很不幸，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武汉的肺炎出现了。我认识的几位在东莞开厂的朋友一律叫救命。有一段时期封路又封省，害得来自河南等地区的员工，回乡度假后不能复职。可幸这些严重的沙石北京处理得快。

 

困难还在。原则是简单的。政府如果不是要全面回复到计划经济，就应全面地支持市场的自由运作。既让市场存在，又要左管右管，是经济发展的大忌。后者的困难，在中国，不始于今天。我大声疾呼了多次，最后的一次，是二〇一六年三月十九日我在广州中山大学博学同学会的讲话，题为《关于中国经济的十一项建议》。这讲话的文稿在网上流传颇广，今天同学还可以找到，这里不附录了。但有几点这里要再申述，也有一些要补充，如下：

 

（一）新《劳动合同法》要撤销，然后规定劳、资双方要有自由选择的合约。这些合约的条款怎样说政府不要管。

 

（二）简化税制，最好仿效香港，简单地化为收入或利润的百分之十五左右。中国内地像香港那样，有卖地的收入，也有香港不多见的国营或合营的进账。军备是香港没有的，那在税收上多加两三个百分点足够。

 

（三）不妨仿效乾隆皇帝，全国免税一年（乾隆几番这样做），或选择性地大减或免去中小型企业一年的税。这里我要指出有道的经济学者一律看得清楚而又同意的规律：政府补贴工商业的好效果历来不明显，但减税的效果很大。

 

（四）取消目前的看不到有什么明确回报的社保制度，取而代之的是近于香港或新加坡的强积金制。我在美国做教授时也有类似是强积金的安排。这是规定由员工选择自己养老的积蓄投资，有不同类别，也由员工选择继承权，到了退休之年员工可以尽数提取，免税，员工要怎样花政府不要管。退了休当然还可以继续工作赚钱。

 

二〇二〇年二月十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