荻原重秀的货币改铸改革

作者：本博客管理员

日本德川幕府时代的第五代将军纲吉在历史上是一个半截子英雄的人物——他执政的前半段成功克服了四代将军家纲所遗留下来的严重的财政危机，开创繁盛的“天和之治”，堪称幕府的中兴之祖。然而，在他执政的后半段，幕府的财政危机再次大规模爆发，成为幕府统治衰落的转折，纲吉也在历史上最终落得独断专行、骄奢淫逸的昏君之恶名。这与我国的唐玄宗执政前半段开创“开元盛世”这一封建时代最辉煌的盛世、后半段却爆发“安史之乱”导致唐朝由盛转衰的经历差相仿佛。

使纲吉治下的幕府时代曾经一度繁盛、又再次陷于衰微的，是对财政危机的治理，而这又与当时的重臣荻原重秀的货币改革一度成功、最终失败息息相关，可谓“成也重秀，败也重秀”。

一、货币改革的背景：家纲时代幕府的财政危机

要知道荻原重秀推行货币改革的原因，我们必须先回顾一下纲吉之前的四代将军家纲时代幕府陷入的财政危机的本质是什么。一般认为，德川幕府自三代将军家光起的挥霍无度是幕府财政深陷危机的根源。

德川幕府的一代将军家康是十分擅于理财之人，但到了三代将军的家光，喜好派场、挥霍无度就成了幕府的财政惯例。一代将军家康一方面通过“锁国政策”（本质是由幕府垄断对外贸易）、独占金银矿山等手段确保了幕府有稳定而丰厚的财政来源，另一方面则通过征用各大名的徭役而既削弱了大名们的财政实力（使之无法反抗幕府）、又大大节省了幕府的大额开支（主要是修整城池、建造殿堂）。由于这个原因，三代将军家光继位之时，也继承了大笔的财产。这位有明君之称的家光，却是开启幕府财政挥霍无度的先河之人。他喜好巡幸出游；而为了解决与京都朝廷方面的政治斗争，采取了与前两代将军略有不同的策略，一方面是虽然更加强硬地应对，另一方面却也通过大撒金钱来诱之以利。然而，由于家康时代确立起来的幕府两大财政来源十分稳固，因此尽管家光使钱如流水，幕府财政仍然可以在相当一段时期内保持充裕。家光逝世之时，留下的遗产多达六百万两之巨。

然而，家康确立起来的幕府两大财源，最后却又成为幕府财政深陷危机的真正根源。首先是金银矿山很快就被开采告磬。日本本来就是矿物资源匮乏之国，江户时代幕府控制了各地的金银矿山，集中开采，很快就达到了极限。贵金属本位这种货币制度最致命的弱点——货币供应量受到作为本位的贵金属开采量的严重制约——开始浮现。而另一方面，幕府垄断对外贸易的政策却又强化、加速了这个弱点的爆发。由于幕府垄断了日本的对外贸易，没有商人的量入为出的约束，一方面大量进口奢侈品，一方面却想不出有什么可供出口，这造成了巨额的外贸逆差，导致金银大量外流。根据幕臣新井白石的估计，自庆安元年（1648）至宝永五年（1708）的六十年间，从日本流出的黄金为239万7千6百两、白银37万4千2百贯，总计折合黄金836万余两，相当于庆长六年（1601）以来幕府开幕的107年间日本全部黄金产量的四分之一、白银产量的四分之三！这最终导致幕府于正德五年（1715）下令禁止金银流出。

从现代货币理论的角度来看，这显然是反映着当时日本的货币供应量在急剧地萎缩，如此下去后果当然是严重的通货紧缩，从而导致经济萧条。这种情形类似于我国清代末年，由于大量进口鸦片导致的贸易逆差，以及战争赔款带来的白银大量从国内流失出去，造成农村经济凋蔽，成为太平天国动乱爆发的经济根源。

然而，讽刺的却是，金银大量外流所产生的不良后果之所以最初没有在短期内凸显出来，恰恰要拜家纲、纲吉这两代将军所赐，此兄弟二人毫无节制的挥霍浪费把家光的积蓄源源不断地输入市场，在一段时期内填补了外流部分的缺口，使得市面上的货币总量暂时还能基本维持稳定。以家纲为例，每逢御三家和诸大名遇到财政困难向幕府告贷，一律有求必应，而且多数有借无还。这相当于是幕府充当了现代的中央银行的角色，成为整个经济的最后贷款人，以一家之财力向经济体系之内不断地注入货币供应量。但显然，这样做是有极限的。到延宝八年（1680）德川纲吉继任为将军时，幕府金库内已不足一百万两。这样，货币供应量的失衡终于以财政危机爆发的形式呈现出来。

二、荻原重秀的货币改铸改革：从调整货币供应量到制造通货膨胀

在现代的浮动汇率制的条件下，逆差的长期累积会给一国的货币带来贬值的压力，货币对外贬值就是对内的通货膨胀。

当时负责解决财政危机问题的幕府重臣勘定奉行荻原重秀当然没有这些现代的货币理论的知识，但他想出来的办法却有意无意地与之暗合，因为他提出的应对之道正是：回收货币，予以改铸。其实质就是改变铸币中的金银含量，在贵金属本位时代这种行为正是实行货币贬值。通过实行货币贬值，使同样数量的铸币带来更多的货币供应量。

江户时代的日本流通市场实行的是金、银、铜钱并存的三货体制。在元禄以前，市面流通的金银基本都是关原之战以后德川氏所铸的庆长金银，其中金币分为大判、小判、一分判等；银币分为丁银、豆板银等。庆长大判的成色为金67.2%、银29.4%，其余部分为铜。不过，一般情况下大判并不作为正式的货币进入市场流通，而是用作将军赏赐、大名进献及上层社会之间的赠答。小判的成色高达85.69%，一枚小判即是通常所称的“一两”，更小的一分判则相当于小判的四分之一。银货方面，通常的成色为银80%、铜20%。除了金银之外，铜钱更多地在普通庶民之间流通，一枚铜钱称为一文。

重秀的货币改革是将市场上的一切货币都加以回收改铸。以当时市场上流通最广的小判为例，庆长小判改铸后，重量不变，金纯度却下降为57.37％。改铸结果使金币流通量增加了47%，将近一半。荻原认为，如果不考虑1%的改铸的花费，货币发行增加量就直接等于幕府岁入增加量。从1695年到1706年的十年间，改铸的金币的发行量据说有1393万两之多，因此幕府差额利益金（其实就相当于现代所说的“铸币税”）也相当丰厚，据新井白石估算为441万2228两。同期对银的改铸中，庆长银的纯度也减低到64%，发行量增加25%。1695年至1706年间共改铸银币40万贯，幕府纯收入8万贯。但是由于对银币的纯度下调程度太小，使金银比价发生混乱。重秀遂于1706年再调银币纯度至50%，银价渐平。这次改铸，据新井白石估算，又使幕府增加了将近7万贯的收入。合计以上，则金银币改铸的收入总额至少在557万7532两以上。如果将这些收入平摊进改铸期内，每年度因改铸而增加的岁入额在40万两以上。

重秀的货币改铸改革，从现代的角度来看，从动机而言与制造通货膨胀来掠夺社会财富并无区别，直接的目的当然是为了解决幕府的财政收入不足，其办法相当于向社会开征通胀税。其实类似的办法在我国也是古已有之。刘皇叔的直百钱导致本来空虚的国库复盈就是典型例子。另外五代时期马讳殷公建国荆楚，“铸铅铁钱，以十当铜钱一。”还有元代滥发纸钞、清代后期国用不足就铸铁钱（贱金属），等等，大致皆如是。

但由于当时日本经济体内确实存在着货币供应量不足，面临着通货紧缩的危险，因此从客观效果（而非主观动机）来看，这场改革的开端竟然是有意无意地对症下药。货币改革初期的成功甚至使主持改革的重秀提出“通货此物，赖政府信用而畅行矣。苟信用立，则何必铸金，虽瓦土可为钱币也”的名言，实际上已经相当接近地道出了现代的fiat money制度的本质。

然而，重秀虽然正确地道出了“通货此物，赖政府信用而畅行矣。苟信用立，则何必铸金，虽瓦土可为钱币也”，却没有进一步地考虑如何做到“信用立”，而只是止步于假设“苟信用立”。政府信用毕竟是虚无之物，而立得起来，说到底还是需要货币本身有一个可以依赖的本位作为其价值的来源。古代的贵金属本位制度下，货币的价值自然而然地来自于贵金属，无需政府去立信用。但如果要实行“赖政府作用而畅行”的fiat money制度，政府就必须要选择一种既能大致准确地反映整体经济状况、又没有贵金属的供应量约束性太大的缺点的商品或商品组合来作为货币的本位，以其价值作为货币价值的来源。所谓政府的信用，并不是货币的本位或价值来源，而只是保证货币与其本位之间的比率稳定的承诺。

研究这段货币改革史的资料中有提及江户时代是米本位经济时代，米被赋予普世价值标准，充当着社会财富的载体。由于江户前期天下太平，农业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经过长期的水利建设和新田开发，元禄时期的耕地面积几乎达到了战国末期的三倍。同时，幕府还主动把年贡率从“六公四民”调整为“四公六民”（即幕府与农民对农业收入的分成率从原来的幕府抽六成下降为抽四成），农民生活因而有了明显改善——这里有一个明显的例证是，就在这一时期，日本人的饮食习惯从一日两餐调整为一日三餐。然而，当大量的米充斥市场时，米价大跌。这其实是由于市场商品量激增而金银货币量没有相应增加导致的通货紧缩现象。另一方面，由于幕府的财政收入是以米的实物形式收取，支出（尤其是对外贸易的支出）却是以金银形式支出，米价下跌所伤害的不仅仅是农民，幕府也首当其冲。

事实上，如果当时真的是米本位的货币制度，所谓的金银货币供应量不足所导致的通货紧缩是不会出现的。准确的描述应该是：当时日本社会的财富主要体现为大米，货币制度却是以金银为本位。在江户时代之前由于战乱频仍、农业生产技术落后，经济增长速度十分缓慢，因此同样缓慢增长的金银供应量与之十分匹配，经济增长与货币制度没有出现显著的矛盾。然而，进入江户时代的太平年代，经济（社会财富）增长（表现为大米产量的增长）开始加速，显著地抛离金银供应量的增长，金本位制无法适应经济快速增长的社会的毛病就显露无遗。这跟西方世界进入资本主义大规模生产（mass production）时代，经济快速增长到一定程度时金本位制就无法维持下去的问题，在本质上是如出一辙的，只是规模与涉及的国家范围程度有别而已。

反之，如果当时实行的真是米本位的fiat money制度，重秀真的是看着大米产量的增长率来调整铸币的成色，从而也就调整着货币供应量，那么他所做的事就相当于现代的中央银行行长看着GDP的增长率来调控银根的货币政策。然而，身处古代的重秀一来没有这种现代的货币理论知识，二来他本来的动机并不是要调整货币供应量，而是要通过货币贬值来掠夺社会财富，以容易地增加幕府财政收入，解决危机。然而，以这种“巧取”之道而非开源节流的正途来解决问题，财政危机可以暂时排除，但一旦过了度（过了通货紧缩与通货膨胀之间互相转换的界限），最终只会造成市面流通领域的混乱，客观上调整货币供应量的效果很快向主观上制造通货膨胀的动机转变。而另一方面，正由于财政增收来得太过容易，幕府的挥霍只是变本加厉。

不久，元禄十二、十三这两年发生了大歉收，十六年又发生关东大地震，社会财富在减少，改铸钱币所增加的货币供应量却依然在上升。通货紧缩的危险迅速向通货膨胀的风险转化。重秀在宝永年间继续推行金银币增铸，希图进一步增加政府收入，结果适得其反。他不注意金银币协调发行，金币过剩而银币不足，使金银币兑换混乱；大量贬值货币进入流通领域，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持续发放贬值货币也终于使幕府声誉扫地。而相关的赈灾款加上纲吉上洛、诸寺社参拜的费用，均由元禄改铸的收益填补。不出数年之后，这笔巨款也被花了个精光。财政危机最后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更加深重了。宝永五年（1708年）纲吉死去的前一年，幕府岁入仅60万～70万两，而岁出竟达140万两。元禄时代的经济繁荣景象终于如泡沫般破灭。

三、结语：重秀货币改革的教训

重秀货币改革所带给我们这些后人的教训，其实是十分广泛的，远不止于这场货币改革本身，而是整个江户前期到这场改革之间幕府理财之道所昭示出来的一些简单却重要的原则。

首先，一代将军的家康虽然理财有方，但他所确立起来的财源都来自（行政）垄断，其一是不可再生的矿产资源，其二是对贸易的垄断。前者带来的财富终有尽头，而后者虽然能给幕府带来暴利，但对经济整体有害，最终必然也伤害了作为统治者的幕府。因此，家康的理财有方是作为一个商家的理财有方，而绝非作为一个政府的理财有方。

第二，金本位制对迅猛发展的经济有严重的约束，但fiat money制度如果没有能大致反映社会经济（财富）状况的本位作支持，所谓政府信用也只是无本之源。如果说金本位制是约束太强，那么没有本位的fiat money制度就是约束太弱。

第三，社会经济（财富）增长的源泉是生产要素的增加、技术的进步，使货币供应量与之协调增长的货币政策只是从旁协助，而不可能是喧宾夺主地主动刺激经济增长。支出无度的赤字财政，无论是直接地通过印刷钞票、还是间接地通过举债来融通，毕竟最终还是得以社会财富来填补，本质都必然是通过制造通货膨胀从社会大众手上“巧取”——如果不算是豪夺的话——有关的资金。量入为出的谨慎理财，才是一国政府对社会财富的珍惜。凯恩斯主义主张政府大手大脚花钱便可刺激经济增长（即增加社会财富）之荒谬绝伦，不过常识而已。

附：本文是在较早时期写成的，因此当时我对货币理论的认识还有些瑕疵，就是认为金本位制下黄金作为货币的数量增长缓慢，慢于实物经济的增长速度时会带来通缩，从而导致经济萧条。后经姜建强老师指出，他研究第一次工业革命时期的英国的黄金供应量、通货紧缩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当时虽然确实由于黄金供应量赶不上经济增长程度而导致通缩，但并没有造成经济萧条——其时第一次工业革命正如火如荼的展开，经济增长高歌猛进，根本没有什么萧条的迹象。

原因其实就跟张五常教授研究中国1996～2000年期间虽然有严重的通缩（他估计高达两位数字）、但经济增长依然保八（维持在8％的增长速度）是如出一辙的。即只要市场的价格机制能不受干扰地充分发挥调节作用，产品市场的价格下降一部分由要素市场的价格可灵活下降（主要是指劳动力价格即工资，原材料、机器厂房等要素价格的下降一般都不会有什么困难）所抵消，而大部分负面影响则主要靠生产效率的提高所抵消（产品的单价下降，但同样生产成本所能生产出来的产品数量增加得更多，相应的总收入不降反升；又或是通过质量的提升减少或消除了产品价格的下降，甚至反而提升了价格；这都能消除通缩对企业的生产积极性的打击，鼓励了企业继续生产，还要扩大生产规模，从而带来了经济增长）。

因此，如今的我明白到，金本位因货币供应量约束太强带来的通缩问题并不是那么严重的问题，金本位在一战、二战之时被抛弃不是因为它不适应现代经济高速增长的形势，而其实主要是因为政府想要容易地筹措战争资金而滥印纸币，脱离了金本位的本质。是政府不想受到太强的约束，只想为所欲为、胡作非为而抛弃金本位，而根本不是经济实体本身受不了金本位的太强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