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九年一月四日德姆塞茨谢世，十三日我写此文，忆往事，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初期发展作了些片段的解释。）

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1930-2019）谢世了。因为他是新制度经济学其中的一个重要人物，不少同学希望我能说一下他在这个范畴上的贡献。

我是一九五九年进入洛杉矶加州大学读经济本科的，一九六一学士，一九六二硕士。那时德姆塞茨在该校任教，一九六二年我是他的改卷员。此君善忘，后来他竟然完全不记得我曾经为他改过试卷！其后他转到芝加哥大学，受到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的赏识与科斯（Ronald Coase）的影响，成为大师。这个令人耳目一新的大跃进是源于一篇一九六三年他写成的五十多页的长文稿，后来分为两篇在学报发表。该文稿他寄到洛杉矶加大给我的老师阿尔钦（Armen Alchian），阿师偷偷地给我看了，因为德姆塞茨说明不能让外人看。

这篇文稿对我的影响很大。德氏加进交易费用，把帕累托至善点再阐释，带来了一番新天地。一个简单的例子，可以解释清楚德姆塞茨在这方面的贡献。这例子是我从他的论点想出来的。我们到餐馆吃自助餐，支付一个固定的餐费后，吃多吃少餐馆完全不管。于是，一位顾客会吃到最后一口对他的价值是零，但这最后一口食品的成本可不是零。边际成本于是高于边际用值，传统的观点会说这是浪费，违反了帕累托至善点。但德姆塞茨说如果引进监管顾客食量的费用——这监管费用属交易费用的一部分，但自助餐不用支付——帕累托至善点可没有被违反。这是因为节省了的监管费用大于食品的边际产出成本超出边际用值那部分的浪费。换言之，如果引进交易费用，传统的违反帕累托至善点不能成立，而正确的帕累托看法是要加进这交易费用才对。

德姆塞茨无疑是对的。但我在一九七四年发表的《价格管制理论》的结论中说得清楚，如果我们引进所有无可避免的局限，帕累托至善点永远达到满足。换言之，不能满足帕累托至善点的情况，是源于我们漠视或忽略了某些局限或交易费用。在好些问题上，我们解释一个现象，不需要引进所有的局限，因此会出现违反帕累托至善点的情况。这违反可不是真实世界的实情，而是从事经济解释的人不需要引进某些与解释现象无关的局限。

我奇怪德姆塞茨没有看到我提出的观点。他差不多所有的文章都是批评政府的干预，但政府的存在是因为一些无可避免的交易或制度费用的存在而起的。无论执掌政权的人把人类弄得多么悲惨，甚至人类毁灭自己，只要我们能引进所有的局限，帕累托至善点怎可能被违反了呢？违反帕累托至善点的存在，用德姆塞茨的思维推理，只能源于我们漠视了某些局限或其转变。德姆塞茨的整生都在说市场经济怎样好，政府干预或主导怎样不好，但依照他提出的帕累托至善观点，要引进有关局限作阐释，他的作品难以自圆其说。科斯曾经对我说，文字的表达没有谁写得比德姆塞茨更清晰。这点应该对，问题是，如果我们依照他一九六三年的雄文提出的帕累托至善点的重要新阐释，他后来写的无数批评政府的文章皆不容易自圆其说。

经济学者批评政府常有，也容易，但从有解释力的科学角度看，作为经济学者，我们关心的是问为什么一个现象会发生，不要问一个现象的发生是好还是不好。后者是价值观的问题，与科学解释无关。所以我认为德姆塞茨是走错了路向。好比他批评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与阿罗（Kenneth Arrow）等大师的关于自然垄断（natural monopoly）的传统观点。这观点说如果增加产量而平均成本不断下降的话，自然垄断会出现，政府要干预。德姆塞茨反对，举出如下的例子：一间制造汽车的铁块车牌的工厂，数量越多每块车牌的成本不断下降，这是自然垄断，但政府无需干预，因为还有其他竞争者。然而，我认为这间车牌制造厂的产品平均成本不应该以每个车牌算，而是要用每次开机的成本算。以后者算，这间工厂的平均成本就不是不断地下降的，而是碗形。经济学要问的是为什么，不要问好不好。

经济学者对世事知道得不多，批评政府容易，批评市场也容易。如果经济学者完全不管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只是集中于解释，为什么工厂会那样运作，为什么市场有时会那样离奇，为什么政府要左管右管——只要能引进有关的局限转变，求得可以验证的假说，作了解释，那就是经济学者可以做而又应该做的事情。至于什么有益社会，什么可以改进民生，是主观的问题，与科学的要求是扯不上关系的。

我也要提到在我的《佃农理论》的第四章，后来又独立以文章发表的关于合约选择的。其中我提出卸责（shirking）这个概念。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大学，老师阿尔钦到该校访问，跟他进午膳时我提出两个人抬石头下山的例子。甲、乙两个人一起抬石下山，其重量比两个人各自抬的加起来为大，但在抬石时，甲会卸责把石头的一些重量推到乙那边去，同样乙也会如此。所以两个人抬石下山的重量是会低于他们不卸责的重量。但一定会高于他们各自分开抬的总重量，因为如果他们分开抬的总重量高于一起抬的重量，他们不会一起抬。那么在有卸责而又一起抬的情况下，其重量是怎样决定的呢？换言之，如果分开抬，每人每次可抬100斤，如果没有卸责两个人一起抬可达250斤，在有卸责的情况，我们知道两个人一起抬的总重量会是在200与250斤之间，比如是230斤。这个重量是怎样决定的呢？阿师当时答不出我的问题，如果没有引进很多人抬石的竞争，这问题到今天我还没有答案。

这个抬石例子没有引进我在一九六九年发表的关于合约选择的文章，但卸责（shirking）这个今天看因为无从观察因而没有什么用途的理念，是在该文提出了。一九七二年阿尔钦与德姆塞茨联名发表了一篇关于机构组织的雄文，以卸责（shirking）为主题。这篇文章大红大紫，是美国经济学报（American Economic Review）历来被引用次数最多的。我自己认为因为shirking无从观察，这个理念没有用途，所以再也不用了。可惜shirking自我提出之后不胫而走，影响了阿尔钦与德姆塞茨的雄文，跟着又影响了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的无数无从观察的术语的发展，再跟着就是博弈理论了。这是shirking带来的大悲剧。可惜少人知道，阿师在谢世前几年，认为他跟德姆塞茨合著的大文是错了。

还要顺便一提的是Klein、Crawford和Alchian一九七八年联名发表的一篇关于vertical integration的文章，其中提出敲竹杠（hold-up）的属于shirking那一类的无从观察的术语，也是大红大紫。该文提到因为有敲竹杠的问题，石油公司不会租用输油管，要自己建造，但会租用运油船。当时我是加州标准石油的顾问，对石油的运输知之甚详，对他们说石油公司喜欢租用油管，但拥有自己的油船队。他们只是把石油运输的例子删除，其余不改。

一九七六年我作加州标准石油的经济顾问，两年后该机构问我要不要多聘用一位经济顾问，我建议德姆塞茨。他们很高兴。为标准石油我写了两份加起来逾两英吋厚的关于石油合约的研究报告，阿尔钦读后说是他见过的最精彩的经济学实证研究。德姆塞茨也几番对外人提到这两份报告。

说到今天不少同学有兴趣的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以年岁的长幼排列，有关的几位的贡献大概如下：戴维德的贡献，是问为什么会有捆绑销售这个怪现象。科斯的贡献，是问权利界定与交易费用的关系。阿尔钦的贡献，是问价格的用途是什么。德姆塞茨的贡献，是问帕累托或有经济效率的至善点要怎样阐释才对。张五常的贡献是问合约的用途是什么与为什么合约有时是这样有时是那样。在知识的茫茫大海中，上述五者的贡献微不足道，但说不定皆可传世！有机会传世，因为这些问题要不是没有前人提出过，就是提出过但答得不够深入。

二〇〇八年的春天，德姆塞茨和他太太到上海一行。我和太太跟他们相聚了两天，甚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