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常按：本文是《市价的性质》的第四节。）

一九七五年我从西雅图到香港渡长假时，要看一场重要的足球比赛，委托一位神通广大的朋友购票。该友奔跑了半天后，说上佳座位的门票销售一空，他无能为力，认为档次低的我不会有兴趣。我早就意识到优质的座位有先满的惯性，含意着优座票价虽然比劣座的为高，但先满是显示着偏低了。

优座票价偏低带来的灵感

我的意思不是说因为票价划一，顾客先到先选，于是优座先满。我说的是座位与票价分级别，优座价较高，但先售罄。我也察觉到当黄牛票的炒卖出现时，优座票价提升的百分率通常高于劣座的——而事实上，炒黄牛通常只炒优座之票。座位分级别而订不同之价，其交易费用会比票价划一的安排为高，但既然票价分了级别，把优座之价再提升不会增加交易费用。难道票房的老板不要多赚一点钱吗？

优座票价偏低这个现象可不是先由我发现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在芝加哥喜欢听音乐演奏的朋友都有优座票难求的共识。也是那时，老师阿尔钦察觉到一年一度的「玫瑰碗」美式足球大赛，最佳座位的票价因为偏低而难求。他的解释是非牟利的运作使然。当时芝加哥的音乐演奏也往往是非牟利性质，阿师的假说被引用到课本上去。我认为非牟利的优座票价可能偏高：购票的人以之作为慈善捐助可以减税，票价提升有助。我认为非牟利之说站不住脚，因为优座票价偏低在香港出现。在香港，非牟利的行为是不容易想象的。

跳座假说一般化

我当时想到的优座票价偏低的解释，是防止跳座。买了廉价劣座票的人，可以开场后静静地转到优座那里去，优座票价偏低，先满，让顾客保护自己的座位，跳座的行为可以杜绝。一九七五年香港电影院的座位以优劣分级别，票价不同。楼下分三级，楼上分两级。我花了十多个晚上跑多家电影院，主要是查察在售票处很容易见到的不同座位级别的销售情况，想好了如何验证防止跳座这个假说，方法我在《收入与成本》第八章第二节谈及，这里不再说。

一九七六年，阿师退休，为他举办研讨会议的朋友求文，我花了两个晚上写好了一九七七年发表的《优座票价为何偏低了？》，是反对阿师之见而动笔的。阿师后来把该文捧到天上去，显示着大师的风度。在该文的结尾处我是这样说的：

面对竞争时，一个人的行为往往要依靠其他竞争者的行为而定。价格的厘定是竞争的一种回应，无疑是重要的。但那不是唯一的回应。所有参与合约的人可能获利——如果减低价格可以促长约束竞争的行为。这篇文章示范着的，是约束行为的行为可以简单而又有效地以减价的方法引进。

香港茶楼与香港置地

该文还提到其他例子，例如当时香港的茶楼在午餐时喜欢让等位的顾客站在正在进食者的旁边，使进食者吃得不舒服，早点结账（不这样处理可收较高价）。可能最有影响力的例子，是我提到一九六八年香港置地公司的一宗官司。该公司是香港中环的商业楼宇的最大业主，只租不卖。在法庭陈辞中，置地公司的经理直认他们收的租金比同级的商业楼宇大约低百分之十，目的是要有一个「健康的排队」（a healthy queue）。言下之意，是如果有排队等位的租客，存在的租客会较为遵守公司定下来的规则，交租金会比较准时。置地公司是英资的，提供的商业楼宇档次高，由老外经营管理其费用比华资的高，调低租金，让「健康排队」施压于租用者是比较容易管理的。

效率工资的赶驴子故事

一些行内朋友认为，《优座票价为何偏低了？》一文触发了八十年代初期兴起的效率工资理论（Efficiency Wage Theory）。我的主旨，是出售者把价订得偏低，给购买者施压；效率工资的主旨，是购买者（雇主）把价（工资）订得偏高，给出售者（员工）施压。

效率工资理论是一个赶驴子的故事。要驴子跑得快，我们在牠前面挂着红萝卜，在牠后面拿着棍子。该理论说，雇用员工，把工资提升至高于可以聘请到之价，使被雇者穿得好吃得壮才工作，是萝卜。另一方面，因为市场有其他求职的人，较高的工资求职者众，对被雇者来说是棍子的压力了。效率工资理论被用作解释失业的现象。因为雇主要保持萝卜与棍子，工资向下调整有顽固性：雇主恐怕拿开了萝卜与棍子员工会散漫起来，生产力因而下降。

五点难以自圆其说

奇怪效率工资这个谬论可以大行其道。考虑如下几点吧。

一、雇主提升工资员工当然高兴，但把工资下调一定有怨声。不管什么萝卜、棍子，工资下调远比上调困难是事实，而我在《收入与成本》第三章第四节解释过，时间工资只是一个委托量之价，时间本身不是产品。解释失业这「委托」性质是重点，是效率工资以外的话题。

二、如果刊物大幅提升我的稿酬，我的文章会写得格外用心。刊物老板会打自己的算盘，要购买哪个档次的文稿他会自作打算。原则上，任何工资皆萝卜，而在竞争市场下，竞争的本身是压力，棍子是也。提出萝卜与棍子是毫无新意的。

三、效率工资不仅没有提供线索指出哪部分工资是萝卜哪部分是棍子，也没有指出哪部分是高于市场工资的。只说工资高于可以聘请到员工之价，是说了等于没有说，因为不同员工的质量千变万化，这观点永远对。不要忘记，我提出的香港置地及座位票价的例子，其价格的偏差可以直接或间接地观察到，真有其差，但说效率工资偏高则无从观察，正如一个写手的稿酬是否偏高只有天晓得。

四、效率工资理论说经济不景，工资顽固难下，所以失业增加。摆明互相矛盾。萝卜与棍子的成本是为了减低监管费用。经济不景，监管费用理应下降，工资不减，萝卜与棍子的成本代表着的监管费用是上升了。怎么可能呢？香港置地使用的棍子可没有增加调整租金的困难。

五、二○○○年，牛津大学主将J. A. Mirrlees到香港大学讲述他研究多年的效率工资理论与失业的关系。我问：「你的失业理论是基于工资合约的，但中国的工厂盛行的合约是件工或基本工资加奖金或分红。这些其他合约你的理论不管用吧。」他同意奖金或分红的合约安排他的理论不管用，但不肯定件工合约也否决了他的理论。（当然是否决了，见拙作《收入与成本》第一章。）

经济学者不重视真实世界的市场运作，由来已久，对不同的合约安排近于一无所知。他们喜欢坐在办公室内，以数学方程式试图解释他们想象着的世界。

（五常按：《市价的性质》的第五节是今年三月一日发表的《泡沫的阐释》，略作删改，这里不再刊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