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十年代，洛杉矶加州大学的经济系与芝加哥大学的经济系是高举私产与自由市场的两间少林寺了。我是地球上唯一的在那个年代在这两间少林寺求学与任教职的人。当然，那时有其他大学或学派崇尚私产与市场比上述的两间为甚，但有点宗教的味道，不是纯从科学验证的方法支持私产与市场的经济效率的优越性。当年的芝大与洛杉矶加大是比较客观的。

然而，作为后学当年我认为他们过于高举市场的优越性。年幼时我经历过中、日之战与国、共之争，也做过生意，对“主义”上的争议没有兴趣。老师阿尔钦教的只是问为什么。我佩服弗里德曼、斯蒂格勒等人的学问，但总是觉得有点不妥。如果政府干预市场永远是错，那为什么会有政府呢？

交易费用与政府的存在

一九六二年我拜读科斯的两篇鸿文，认为他提出的交易费用重要。当年的观点，是引进交易费用政府干预市场更显得是负面了。尤其是，一九六三年我拜读德姆塞茨的一篇文稿，阐释交易费用与帕累托至善点的关系，写得实在好。德兄跟着的多篇文章，一律支持自由市场，反对政府干预。

后来轮到我自己写交易或制度费用，把政府作为一家大公司或机构看，从经济效率的角度衡量，正面与负面皆出现。最明显的正面，是一九七六年我拿得美国国家基金的资助，研究发明专利与商业秘密的法律与租用合约。这项庞大的研究，因为我和几位助手读不懂购买回来的合约版本——主要因为不懂有关的科技——终于要放弃。我的助手还是发表了几篇文章。我自己发表了两篇，而更重要的是写下一份长报告（今天收录在自己的英语论文选）。这报告的结论说：发明专利的法律，不容易改进！

今天回顾，我认为源自新古典的经济学者偏于批评政府，有几个原因。其一是交易或制度费用的假设没有经过深入的考查；其二是政府的错失，因为范围广阔，来得比较大，于是较为明显；其三是责任的问题：政府在决策上的错失没有明显的负责人。上述的第一点是经济学者的忽略；第二点是任何庞大的私营机构都可能出现；第三点则被我分析过的中国的县际竞争制度否决了。

提到上述，因为我在这里要分析不久前在中国几个城市推出的人才政策，是明显地由政府干预市场。这是由政府出手，以金钱补贴或提供居所，局部的，协助民营机构招揽人才。好些年前深圳及一些城市就这样做。年多前武汉、南京等一些城市就摆明补贴，招兵买马，定其名为“人才政策”。其条件及政府出资的细节颇为复杂，网上有载，这里不说了。

知识的价值累积于土地

要说的是七十年代中期，老师阿尔钦和我讨论一个现象——跟着有几位同事也参与讨论。这现象是，回顾二战后欧、美等地区的经济发展，地价或房产的价格水平上升得特别快，不是人口密度上升可以解释的速度。大家同意的结论，是地产之价上升得格外高是科技的发展在二战后来得快使然。

后来我在同一话题或现象上作了补充。我说：资金的回报是利息；劳力的回报是工资。科技知识增长的回报跑到哪里去呢？发明专利的保障只有若干年；商业秘密一旦外泄就一去不返；商标的保障是很小的局部。人的生命短暂，但知识的创立或发明，只要价值存在，是永久的。答案于是清楚：值钱的知识的价值，累积下来，没有物主收钱的那大部分，都跑到土地那边去了。土地是财富累积的一个重要仓库，让我在财富累积这个经济学的大难题上，提出今天看可以历久传世的仓库理论。

是的，中国的经验可教。人多土地可以不值钱。今天中国的土地很值钱——自本世纪初到今天，好些城市的地价上升了逾百倍。同期内，工资上升了不到六倍，资金的回报，以复息算，增加了约两倍；楼房的建筑成本上升不到五倍。只是地价一枝独秀——这是商业与科技知识累积在土地上的效果。

地价高有三项麻烦

这就带来三项比较麻烦的问题。其一是市场有价的知识的引进，其累积会导致地价的上升。然而，在时间上这二者的节奏不一定吻合。地价的变动有多项因素，虽然长远而言有市场价值的知识累积是主要的。可惜节奏不吻合，见到这累积而下注于房地产可能输身家！

第二项麻烦是地价上升带来的楼价上升，代表着市民的财富上升，是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衡量。然而，你在网上说楼价上升对经济有利，一定给愤青们骂个半死！是的，楼价上升带来的贫富不均是大麻烦，不是小麻烦。投诉楼价上升的人一般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栖身之所，而是他们没有买楼，享受不到地价的升值，年老退休因而少了一项重要的保障。这问题需要处理。政府压制楼价或大抽房产税，历来是劣着。香港有他们的居屋办法，新加坡也有他们的居屋办法，办得完善很困难——近于不可能——但算是处理了。当然，中国内地也有他们的处理方法，我没有跟进细节，不便评述。

第三项麻烦是楼价（包括地价）可以升得很高然后暴跌，对社会的经济可以有多年的不良影响。一九八六年，日本奇高的楼价在短期内插水式地下降八成，三十多年后的今天那里的经济还没有恢复昔日的雄风。香港一九六五年出现过一次。美国一九二九年一次，二〇〇八年一次。中国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现过一次。这些例子一律源于借贷大幅膨胀而后收缩，其中只有中国九十年代那一次避开了经济的衰退。当时朱镕基管经济，反应快，加速改革与大事放宽市场的合约自由。换言之，中国当年能逃一劫，不仅因为有朱镕基这个人，也因为还有很大的改革空间。

商业价值最庞大的两项研究

回头说人才政策，这项比较新奇的项目，如果长远一点看这政策不能带动地价的上升，是算失败：这政策要把人才知识的价值累积在地价上，而这地价上升的资金会转过来协助人才的引进。原则上，处理得恰当，这地价上升会高于招揽人才的成本。我跟进了中国的开放改革四十年，写下《中国的经济制度》这本小书，知道在大致上，干部朋友们办得好，创造了人类历史前所未见的经济增长的奇迹。今天一些地区引进人才政策，是一项尝试，也是中国经济制度发展的伸延，效果如何我们要走着看。

说起来，整个二十世纪有两项商业价值奇高的研究，皆起自五十年代。其一是半导体的发明，带来今天孩子们比我知得多的数码科技。数码的商业项目，虽然研发的成本不菲，但研发后供之于市，多服务一个用家的边际成本是零，而中国人多，市场大，发展得头头是道，有朝一日——可能就是今天——会超越地球上的所有其他地方。这是指数码的商业用途。

第二项有庞大商业价值的，是DNA双螺旋结构的发现。这带出从基因的方向研发药物。数码服务与基因药物是两项性质很不相同的商业项目。前者以智商为重，没有读过很多书的青年，只要够聪明，可以胜任。基因药物的研发则是深不可测的学问，要苦读很多年才可以有职业性的掌握。我带到美国求学的一位外甥今天是地球上的不出一掌之数的细胞专家，我自己的儿子今天研发基因药物——他们的知识是些什么我半点也不懂！当然，上述两项我选的是商业价值奇高的例子——实际上，人才政策有无数其他的工商业项目可以选择。

听说西方的药物研究今天引进中国来了。颇有势头。跟我认识的好些西医朋友的观点不同，我认为炎黄子孙的中药也有其可取处。今天退了休的前香港中文大学与科技大学的两位生化系主任是我年青时认识的朋友，而这两位皆认为中药有其可取处。

我知道南京的大学城有一间中医药大学，而该市又推出本文引为主题的人才政策。这个曾经是六朝之都的城市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镇，那里的秦淮河是我认为古往今来七绝写得最好的杜牧流连过的地方，今后的发展如何我们拭目以待。（《燃犀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