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芝大我呆了两年就转到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去。当时前者如日方中，后者弗里德曼说是荒山野岭。科斯尝试挽留，说留在芝大我有机会成为另一个马歇尔。夏保加说要是薪酬是问题，他可以处理。然而对我来说，芝大的学术气氛是过于热闹了。外来的讲座，不同范围的工作室，天天有；要评审或要阅读的文稿，每天都有新的。我可以不管这些，但不管就不是芝加哥。从本科算起我已经十年窗下，是到了独自创作的时候。想到什么有新意的我喜欢求教他人，但思考时我要独自遐思。当时我也决定不再读他家之作，有什么需要知道的求教他人就是。

诺斯与巴泽尔

一九六九年的秋天到了西雅图华大，几个月后他们升我为正教授。这不重要。重要的是经济系主任诺斯与社会科学院的院长贝克曼分别对我说，教授要算文章多少与学报高下，这些准则一律与我无干。我只是做自己喜欢做的。诺斯是一个非常重视思想创新的人，对思想的重要性有好的品味判断。他就是维护思想创作。

更为重要的是同事巴泽尔。巴兄的思想细致紧密，在推理上一些微小的错他看得出来。有他站在旁边，我那魂游四方的想象本领如鱼得水。一九六九我到西雅图时，巴兄要造访英国一年。他回归后我们日夕研讨了十二年。这是行内的典故。

我到西雅图时带着一份题为《合约结构与非私产理论》的文稿，巴兄读后不发一言。一九七〇年该文在《法律经济学报》发表，指出合约不可能是完整的，要加上风俗、宗教及其他法律约束来运作。想不到，后来那“不完整合约”（incomplete contract）的思维竟然大行其道，甚至有人获诺奖。合约怎可以是完整的呢？租用一间公寓，合约真的要写得“完整”，几千张纸也不够！分析“不完整合约”是愚蠢玩意，只是方程式可以弄得洋洋大观而已。

巴兄访英那一年，我写了《中国的子女产权与婚姻合约》，他没有机会读到我就给英国的《经济学报》发表了。四十多年后巴兄对该文重视起来！除了上述，从一九七三年发表的《蜜蜂的神话》到二〇〇八年发表的《中国的经济制度》，我所有的英语文章皆先由巴兄过目，他一律读得认真，提供意见，我一律考虑。

华盛顿经济学派

今天还有不少人提到的“华盛顿经济学派”（Washington School），可能源于一九九〇年诺斯在一本书的一个脚注中提及，并高举我是该学派的创始人。当年有关的人物零散，但今天回顾其实不差。巴泽尔和我之外，诺斯有一小组研究欧洲经济历史的。系内有几位很好的研究生，其中两位了不起，也有几位实力不俗的年轻同事。这学派显然没有因为诺斯和我一九八二年离开华大而中断。巴泽尔能以一夫之勇，继续培养出一些优质学者，发表的类同该学派的文章有看头。当年诺斯和我完全没有想到大家的争论及偶尔发表的文章，后来会被外人高举为一个学派。可见一个学派的兴起不是那么困难，只是我们当时不知道。

华盛顿学派究竟是怎么样的学问呢？有三方面。其一是重视假说验证。虽然巴兄懂得教回归统计，但基本上华大那组人很少用。他们也不用功用函数的分析。他们用的主要是我在《佃农理论》中的验证方法。这方法不是由我发明——我只是从他人的文章选出好玩的。其二是华大的同事重视交易费用。交易费用这回事，自科斯以还，基本是说的多，用作解释现象的少。像德姆塞茨（Harold Demsetz）那样的交易费用大方家，他主要是用于提出改进社会的建议。华大则完全不管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集中在交易费用对行为或现象的影响。

其三是华大当年重视租值消散这个话题，由我带起的。上文提到一九七〇年发表的关于合约结构的文章，其中一项贡献是修正了戈登一九五四年的租值消散分析。在华大，有巴泽尔在旁边，我把问题倒转过来，指出减少租值消散是个人争取利益极大化的行为，从而在多方面解释无数的难明现象。后来一九七四年我发表《价格管制理论》，在写作过程中天天跟巴兄研讨。巴兄认为该文是他读过最好的。可惜难读，虽然重视的朋友多，不少说读不懂。不管怎样说，当年在华大我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今天成为经典。

新制度经济学的起源

转谈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吧。老一辈的早就退休了的哈耶克与奈特等前辈不论，上世纪六十年代兴起的新制度经济学，参与的主要是五个人。从年龄最高的数下去吧。

第一位当然是戴维德了。捆绑销售的口述传统是戴老的智慧，而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刊物——《法律经济学报》——创刊时是由戴老作主编几期才让科斯继任的。没有戴维德，科斯的两篇鸿文——一九五九年的《联邦传播委员会》与一九六〇年的《社会成本问题》——不容易有人赏识，而且两篇都刊在该学报的首位。在芝大时我认识戴老，他很喜欢我的作品。我每一篇文稿他都细读，给我鼓励无数。后来戴老成为巴泽尔的深交，我在巴兄面前永远高举戴老可能有点影响。

第二位是科斯。作研究生时我熟读他的作品，但要到一九六七年的秋天才认识他。科斯和我的关系是经济学行内的典故。八十年代在英国出版的经济学百科全书，《科斯》那项是由我写的。

第三位是我的老师阿尔钦——他的《百科》项目也是由我执笔。阿师被认为是近代产权经济学的鼻祖，主要是源于他在课堂上的口述。我听了六个学期他的课，《佃农理论》也是在他与赫舒拉发指导下写成的。

第四位是德姆塞茨。一九六二年，在洛杉矶加大，我是他的改卷员。其后他转到芝大，一九六三年阿尔钦给我一份厚厚的他的文稿（后来分两篇发表），引进交易费用来再阐释帕累托条件，对我的影响很大。德兄的论点主要是批评政府，是当时我读过的最好批评。后来我在《价管理论》的结语中提出一个问题：如果算进所有的局限条件，政府的存在与所有政策的出现皆源于交易或制度费用的约束，所以“帕累托至善点”这回事，引进所有局限，不可能不存在。这是不同意德兄之见了。

最后一个是我。我说当时自己是站在新制度经济学发展的中心，只我一个是这样，因为五人中只我一个不断地听了阿尔钦的课，而阿师的主要思维只能从他的课获取。我的贡献是《佃农理论》与后来在华大发表的一系列文章。

两项巨大研究的运情

我曾经提及，在华大时我作过两项庞大的研究，是否有所值只有天晓得。其一是获得美国科学基金的资助，我和一些助手与学生大手地研究发明专利与商业秘密，其中一个要点是考查专利与秘密的租用合约。我找到门路，花了基金不少钱购买了数百份这些合约，事前可没有想到发明这回事，技术满纸，不是专家看不懂！这项研究我们差不多交白卷，可幸我有两个学生，跟进了这研究，发表了几篇可观的文章。我自己发表了一篇关于商业秘密的，而为资助基金写下的一份长报告，放进了自己的英语论文选，今天久不久见到有被引用。这报告写得深入，还有机会受到重视。

第二项工程是关于石油工业的，是一件庞大的反托拉斯案的工作。非常有趣，我花了三年时间写下两份加起来约三百七十页的长报告，阿尔钦读后说是他见过的最可观的实证研究，认为不能发表非常可惜。今天四十年过去，我可以去信要求当年的聘用我的石油公司让这两份报告发表。他们同意的机会应该高，但那些报告是石油专业的学问，外人不容易读得懂，有兴趣的读者不会多。

风险是小错卸责是灾难

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上述的华大学派只是其中的一个支流。今天我认为这支流是高于主流，只是文章远不及主流的那么多。我认为主流的弄得一团糟，是灾难，而这灾难的起源是《佃农理论》的第四章，那关于合约选择的，一九六九年以独立文章在《法律经济学报》发表。

在《选择》一文我走错了两着棋，一小一大。小错是我提出风险规避来解释佃农分成的采用。这里的问题是我们不知风险何物。可幸我用农植收成的方差来量度风险，救我一救。大约四十年后在《经济解释》中，我改用在议订合约时双方不知收成的量，作为选用分成合约的理由。预期的收成量方差愈大，选用佃农合约的机会愈高，而这正是我在《选择》一文内提供的证据。这是说，以预期收成的方差大小来衡量风险有困难，但用以衡量收成量的或大或小的变数却是可取的。

第二着错棋却是严重了。这是《选择》的第一节提出卸责（shirking）或偷懒这个理念。绝对是验证的败笔。跟着阿尔钦与德姆塞茨以卸责为主题，一九七二年发表了一篇大红大紫的文章，被引用的次数是《美国经济学报》历来最多的。我不是说人不会卸责，或不会偷懒，而是这些行为我们无从观察，所以不能以之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听说阿尔钦谢世前几年也认为他一九七二的大文不好。

广西的纤夫成了名

灾难继续发生。一九七〇年，我刚到华大不久，多伦多大学的麦克马纳斯（John McManus）到我在西雅图的家作客。闲谈中我对他说了在广西逃难时的一个小故事。离开柳州逃到桂平那段路程是坐船的。坐着数十人的木船，有纤夫在岸上用绳子拉着行，也有人拿着鞭子在旁监管。我的母亲参与那次租船的议价后，对我说：“五常，你信不信，那位拿着鞭子的人是被鞭的纤夫们雇用的！”

这个故事传了开去，从事新制度经济学的哗然。麦克马纳斯的文章要到一九七五年才发表，因为我尝试阻止他。但跟着W. Meckling与M. Jensen一九七六发表的鸿文提到，广西的纤夫与鞭手于是在新制度经济学中成了名。有人拿着鞭子监管纤夫是肉眼可见的事实，但我不识字的母亲是我平生认识的最聪明的人，喜欢编造故事给我听。纤夫雇用持鞭子的人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我母亲的伟大发明！

在这些喧闹声中，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一九七五年出版他的《市场与等级》那本大红大紫的书，推出机会主义（opportunism）与无数无从观察的术语。看不到则验不着，为什么没有人尝试把这些术语无数的假说付诸科学验证呢？当然，像我当年提出的卸责那样，我以为自己是验证过，其实没有；阿尔钦及德姆塞茨一九七二年的大文提出不少例子，但卸责无从观察，算不上是真的验证。我看不到威廉姆森的论著有马歇尔的影子。不能说他的不是经济学，而是无从验证的另一种。

油管与油船的例子

一九七八年，Klein、Crawford、Alchian三人连手发表一篇又是大红大紫的关于公司垂直组合（vertical integration）的文章。该文提出敲竹杠（holdup）之说，也是无从观察，因而无从验证。一九七七年我拜读该文稿时，见到他们提出如下的例子。为了避免被敲竹杠，一间石油公司不会租用输油管，要自己建造，但会租用运油船。我当时是一家石油公司的顾问，对他们说石油公司租用输油管是惯例，而大的石油公司一律拥有自己的运油船队。这些事实是清楚地否决了该文的理论与假说。他们知道我是石油工业的专家，只简单地取消了油管与油轮的例子，文章的其他内容不变。

卸责、恐吓、勒索、敲竹杠、机会主义等故事可以说很多，一般可信，但这些无从观察，不是一个有公理性的实证科学应走的路。跟着博弈理论的卷土重来也满是有趣的故事，跟我聪明的母亲当年可以打个平手。然而，经济科学的主旨，因为是公理性，需要通过证伪那一关。无从观察的术语是不能证伪的。

（《佃农理论》五十年，之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