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求学时我有过目不忘之能，但今天老了，早上想到的，下午就忘记。数十年前的往事倒还记得多一点。我写过《佃农》的往事，今天再写，从另一些角度下笔，时日的记忆可能跟以前说过的有出入。年份不会错；至于月份，我只是凭着几个关键日子，这里加那里减，弄错了一两个月不奇怪。对读者来说，时日的准确性不重要，但我要追溯自己的思想历程，好让同学们知道，当年新制度经济学的发展与后来的灾难是怎么样的一回事。这学派发展时，我是唯一的站在中心的人。

一九六六年的秋天，我整理好《台湾农业年鉴》的数据，多个需要验证的含意得到支持，知道博士论文已经掌握。我参考过前人的重要论文，对那些大师的作品虽然佩服，但从一个新理论通过事实验证来衡量，我有机会超越他们。为此我决定放慢下来，把算得清楚、详尽的《年鉴》及其他有关的数据整理好，放在一旁，先处理其他的章节。

一稿两投的结果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我写好了《佃农理论》的主要长章。那是没有三七五租管的那部分，提出自己的理论与指出传统的分析错在哪里。该章经过赫师与阿师的指导，修改得他们高兴。急不及待，我把该章寄到两个地方。其一是芝加哥大学的出版社，希望他们能替我出版一本书，但说明那只是书的一章，其他的还没有动笔。该社的编辑很快就回信，说要出版该书，希望我能尽快把整本书写好。后来在芝大我跟这位编辑见过几次面，今天很遗憾当时没有结交这个人。只看一章就作出整本书的判断，这位编辑了不起。可幸后来我数易其稿把整本书写完，没有让他失望。

其二是我见该章是独立的，把文稿寄到《美国经济学报》（AER）。该学报的编辑也很快就回信，说文章不错，但传统说佃农的分成率是由风俗决定的五十、五十，要求我把文章改为五十、五十的分成。我没有回复他。后来到了芝大我把同一文稿交给那里的《政治经济学报》，主编蒙代尔收到评审的报告后，对我说：“为什么你那么傻，你的文稿可分为两篇文章发表。这样吧，我要前一半，你把后一半交给科斯的《法律经济学报》吧。”我很快就把前一半交给他，只改了一下引言与结语。后一半呢？我多加了不少在芝大找到的重要数据，过了半年才交给科斯。

杜玛推荐夏保加不管名头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在长滩，我无端端地收到杜玛（Evsey Domar）一张邀请卡，叫我到他的家参加新年除夕酒会。杜玛的大名我当然知道，但他不认识我，为什么会邀请我呢？他任教于麻省理工，当时在洛杉矶邻近的兰德公司造访。好奇地应邀，见他家中有不少客人，没有一个我认识！酒会中途，杜玛高声说：“谁是史提芬·张？请站出来。”我应了。他带我到厨房去，说：“赫舒拉发给了我你论文的一章，我读后认为你不属于长滩，要不要到麻省理工试一试？”我说可以。一个月后收到他的信，说麻省理工没有空缺，但他把我那一章文稿寄到芝加哥大学给基尔·约翰逊（D. Gale Johnson）。杜玛又说芝大有一个博士后奖金，曾获该奖的有阿罗（Kenneth Arrow）与蒙代尔，叫我申请。

约翰逊曾经写过佃农，我在该章直指他的错，措辞不留情面，所以不便申请。过了个多月，赫舒拉发给我电话，问为什么我还没有申请芝大那个博士后。我无以为对，写了一封简单的信到芝大，两天后就收到那里的经济系主任夏保加（Arnold Harberger）的电报，说我获该奖，年薪八千美元，不用抽税，什么也不用做，只是要到芝大一年。

我当时只写好论文的第一长章，怎样去当博士后呢？想了几天，挂个电话到芝大给夏保加，说论文只写好一章，问他可否把该奖延迟一年。夏保加说：“芝大经济系所有的教授都是先生或小姐，没有谁管你是不是博士！”无话可说，加上当时香港出现了一件不幸的家事，阿尔钦寄给我一纸五百美元的支票，让我聘用打字助手，六个星期后我把论文赶起了。这赶工主要是后来出书的《佃农理论》的第八章，引用《台湾农业年鉴》那部分的数据，怎样安排怎样验证及细节要怎样处理我想过无数次，动起笔来有如长江大河，很痛快。

约翰逊的指导

一九六七年的秋天到了芝加哥大学，在那里呆了两年，遇到的能人异士我曾经写过，这里只说《佃农理论》在该校的发展吧。

到芝大后我先到该校的出版社，交《佃农理论》的文稿给跟我联络过的编辑。他高兴，说文字编辑处理后会出版。我跟着去找基尔·约翰逊。他是我曾经批评过的农业经济专家，芝大经济系的教授，也是当时芝大社会科学院的院长。

我平生认识的大学管理高层不少，没有见过一位达到约翰逊的水平。他客观、公正、重视人才，永远是先想一下才说话。他重视我的佃农分析，明知我在论文中批评他，也坚持要给我那项博士后奖金。后来另一位芝大教授对我说，选该奖金的得主时，约翰逊是委员主席，坚持不考虑其他申请者，要是我不申请就空置该奖。

作为芝大一个大学院的主任，约翰逊日理万机，但他永远接见我，我要多少时间他也提供。不久后我在芝大的两间图书馆找到新而重要的关于佃农分成的资料，但出版社那边赶着要出版，我求教约翰逊，问他应该怎么办。他说让他想两天。果然，两天后，他亲自到我的办公室，说：“你的问题我想清楚了。一般来说，像芝大那么有名的出版社，要出版你的书应该立刻给他们出版。但你的《佃农理论》有机会成为一部经典之作。相信我吧，一个学者的一生不容易有这样的机会，就是你自己能再有这机会也不容易。所以我认为你要多花一年时间去改进这本书。”

我依他的，认真地多花一年。也算时来运到，当时芝大有两间图书馆提供的数据，好些我写论文时没有机会见到。我掌握着这些新找到的资料，把原来论文的两节扩充为两章，都重要。结果就成为今天大家见到的一九六九年在芝大出版的《佃农理论》了。

芝大主馆有求必应

先谈芝大的图书主馆吧。那是我平生用过最好的图书馆。书多尚在其次，重要是他们的服务是我平生仅见。是怎么样的服务呢？任何在该馆内找不到的书，只要你能提供作者及书名，他们会立刻从其他图书馆借来给你。要是其他图书馆不肯借出，他们会付钱影印一本给你。快捷，准确，有求必应！

有这样难得一遇的服务，我在该馆考查研究，做了两件事。其一是追溯从斯密到我那近两百年的关于佃农分成的理论发展，写成了后来《佃农理论》的第三章。该章写得好！怎可能不好呢？你要哪本古书该馆立刻提供，要写得不好也不容易。同学们要找机会细读该章，去体会一下什么才算是学问。这方面的学问，是要有足够的数据在手才可以发挥。

剑桥的实证水平尘下

我见到该馆的服务那么好，就尝试另一项考查。那是关于庇古一九二〇年出版的《福利经济学》那本巨著，其中他引用很多农业资料——尤其是中国的农业数据——来证实农户与地主之间的租田合约不善，从而导致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分离。庇古引用哪本书的资料为凭，我就追查哪本书；该书引用到另一本，我就追查另一本。如是者一路追到尽头 ，竟然发觉庇古之说全部毫无实据！

我又发觉剑桥的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一八九四年作《经济学报》的主编时，高举一位名为Henry Higgs的提供的一篇关于法国佃农分成的文章。该文只考查一个农户，分成率刚好是五十、五十，而作者的整篇文章很马虎，要是我作评审不会建议取录，但马歇尔却把该文放在首席位置。我知道马歇尔曾经用了几年时间考查工厂，但从他的巨著中我看不到他对工厂有深入的认识。见到他高举Higgs之作，我不无感慨。马氏是剑桥的大师，理论天赋之高不见古人，庇古是他的弟子，也属大师。这二者代表剑桥的经济学，该学派对实证研究的要求属尘下矣！

是的，经济学就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一个作者凭想象提供一个例子，另一位作者引而用之，如是者传了开去，传得几次，就变为事实！

小图书馆是个金矿

当年在芝大我也常用的是另一间图书馆，很小的，名为亚洲图书馆。在该小馆我发现了一个小金矿。是这样的，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位名为卜凯（J. L. Buck）的教授（赛珍珠的丈夫），到中国的金陵大学（今天的南京大学）作中国农业的实地调查研究。这些研究做得认真、详细。卜凯的几本书我在洛杉矶加大时读过，但可没有想到，当年的金陵大学给他提供的多位助手，其中有几位也为中国的农业著书立说，是用中文写的，在芝大的亚洲图书馆见到。该馆也有几家国民政府的机构在大陆时出版的农业报告，提供的资料跟卜凯的助手提供的没有冲突，显得珍贵可靠。

我为这些新获得的中文数据做了三件事。其一是在出版的第三与第四章我增加了不少假说验证。其二是在书后的两个附录我提供了中国不同地区与不同等级土地的不同分成率，以及在二十二个省份中的固定租金与分成租金之别。这些数据明显地推翻了传统认为分成率是由风俗决定之见，也推翻了佃农分成地主的收入会比固定租金为低。当约翰逊见到这些附录时，叫出声来，说：“传统的分成率由风俗决定之说真的害死人。要是昔日我能见到这些数据，我的分析当会不同。”

合约经济学的起源

可能更重要是我在芝大的亚洲图书馆中找到中国昔日农地出租的合约版本：固定租金合约、分成合约、铁板租合约、固定租金合约加大失收的减租条款等，而分成合约与固定租金合约的主要分别，是前者对农植的选择与土地的耕耘皆有明确的指定。我不认为这些白纸黑字的合约版本支持着我的理论是那么重要，因为合约这回事，在中国，文字还没有发明之前就出现，而在二战时我在广西农村所见，是农民既没有钱，也不识字，口头合约还是有效的。既然这些合约的文字版本存在，我是找到金块了。

重要的问题明显。我的理论说不同的合约安排有相同的产出效果，为什么市场会有不同合约的出现呢？一九六八年十二月，天大寒，我在芝大的国际学生宿舍拿着六款从亚洲图书馆影印过来的租田合约的版本作考虑，问：为什么有时这样选有时那样选呢？这就是今天的合约经济学的起源了。

拿着那六张纸我想了多晚，这样不对那样又不对，最后我选择以风险规避与交易费用这二者的变化来解释不同合约的选择。写成的文章受到施蒂格勒（George Stigler）与戴维德等人赞赏，也导致代办理论（principal-agent theory）的兴起。一位朋友甚至把该章翻为方程式而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我自己总是觉得有点不妥。到我终于解通合约选择的密码时，是三十多年后的另一个年代了。

下文可见，虽然《合约的选择》一文既有趣也有新意，但因为走错了一着棋，导致后来的新制度经济学出现了灾难性的发展。

（《佃农理论》五十年，之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