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九到六五那六个年头，我在洛杉矶加大的进境外人看是快。要不是为了多听阿尔钦的课，我还可以多快两年。阿尔钦几番对人说他没有见过另一个像我那样能持久地拼搏的学生。我从来没有假装拼搏，而今天回顾，我算不上是怎样拼搏过。当年我的空闲时间多，喜欢跟一些同学游山玩水，或到深海钓鱼，或在深夜到海滩捕捉小鱼。为了要多赚点零用钱我有时在清早起来派报章，有时在课后替人家剪草，或替老师改试卷，或到学校的停车场作收费员——有时右手改试卷左手收费。我也曾经作过鲍特文与布鲁纳的研究助理。一九六二年开始我在该校的经济系作助理教员。

课余饭后，我喜欢在学生的活动中心玩半个小时的桌球，或桥牌，或乒乓球——事实上，当时我是加大的乒乓球单、双打冠军。我不做的课外活动是参与任何同学会或来自香港的富家子弟的派对。当时在经济学之外的朋友大多是音乐或艺术的爱好者。

翻书多读书少

在整个求学过程中我认真地读过的书及文章很少——加起来不过三几千页。翻书却多，不止几百本吧。翻书是快翻，书名和作者也记不起的。在旁听赫舒拉发与阿尔钦的三年中，我喜欢长驻校内的图书馆。当时洛杉矶加大的图书馆没有休息日，每天开放二十四个小时。我在馆内申请到一个仅可在地上睡得下的小房间，内里有桌、椅、书架各一。有电源，可用发热针煮罐头食品。我有时索性不回家，在那小房读读睡睡。有三几位其他学系的同学也这样做。

馆内的书籍当然是分类在架上排列。通道上有手推车，我在架上找寻自己要翻阅的书，放在手推车上载得满满的，带到自己的小房间，翻阅后把书放回通道的推车上，有服务员负责放回书架。图书馆规定学生不可以自行把书放回书架，以免放乱了。

当年翻书翻得快，因为察觉到在同一题材上，绝大部分的内容都是你抄我，我抄你，不容易找到几页算是一家之言。这样的重复对我还是有助，因为让我知道作者们的一般取向。偶尔读到有点新意的，就停下来想一阵。

奈特给我的启发

书本不论，在研究院我读得最认真的文章，是科斯一九六〇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读了两年。当时我也重视奈特（Frank Knight）一九二四年发表的《社会成本的谬误》。奈特说的与科斯说的大致相同，只是科斯引进交易费用，而文字也来得比较清晰。我曾多次提到科斯对我的影响，少说奈特。这里说说吧。

奈特对我的影响主要有两点，都重要。其一是在一九二四年的鸿文起笔的第一页，他指出经济理论的假设要与事实相符。这跟弗里德曼后来提出的“假设不需要是真实”有别。当年从内格尔（Ernest Nagel）一九六三的鸿文中我知道假设有好几类，哪类需要是真实呢？反复考虑奈特写得不易读的文章，得到的结论，是经济理论关于局限的假设，一定要与真实世界的大致相符。这使我后来提出一句行内没有谁反对的话：如果在化验室作实验指明要用一支清洁的试管，我们不能用一支不洁的而假设是清洁的。

奈特给我第二方面的影响，是他对庇古（A. C. Pigou）提出的两条公路的批评，不仅对，而且含意着租值消散的出现。虽然租值消散（dissipation of rent）一词出自戈登（H. Scott Gordon ）一九五四年发表的关于公海渔业的鸿文，但明显地是源于奈特的公路分析。戈登之作无疑重要，但他的分析是源于奈特——几何图表基本上是搬过去。戈登应该提到奈特，但没有。科斯的《社会成本》是更重要的鸿文，也应该提到奈特，但也没有。这是一个文字写得艰深的天才需要付出的代价。受到奈特与戈登的启发，我后来在租值消散这话题上发表了两篇重要的英语文章：一九七〇年发表《合约结构》与一九七四发表《价管理论》。今天看二者将会历久传世。

一九六八年在芝加哥蒙代尔（Robert Mundell）家的酒会中，我第一次见到奈特，立刻走到他面前，衷心地说：“教授呀，我从你一九二四的文章中学得很多！”他看着我好一阵，感叹地说：“那是很久以前写的了。”我在自己的英语论著中提到奈特不多，很奇怪在《维基百科》写《奈特》那项中，说奈特影响了五个经济学者，其中四个获诺奖，最后一个与该奖无缘，那是史提芬·张。他们看得出我的英语论著有奈特的影子，是给我很大的荣誉了。

论文题材的范围取舍

在上述的为了多听阿尔钦的课而把博士笔试押后约两年的日子中，我考虑博士论文要选什么题材与怎么样写才对。当年美国的经济学博士远比今天的苛求：那时洛杉矶加大的经济系几年颁发一个博士，今天是一年几个。另一方面，虽然我在图书馆翻阅的书一般是抄来抄去，脚注密密麻麻有点无聊，但校方指定博士论文跟硕士的不同，前者一定要是原创。太阳底下没新事，什么才算是原创呢？

我首先淘汰的，是福利经济学那个范围。鲍特文的课教福利经济教得很详尽，其没出息的弊端清楚。赫舒拉发的课教理论清晰，但可取的新理论难求，不容易挤进费雪的行列中。赫师后来希望我尝试把风险引进费雪的利息理论作为博士论文。那是当时的一个大话题：费雪的利息理论非常精彩，但没有引进风险，是美中的不足。当时尝试填补这个空隙的师级人物不少，包括赫师自己，皆没有重要的收获。赫师认为我是解通这个谜的适当人选。我尝试过两个月，无法肯定风险要怎样量度才对，放弃了。

余下来的选择，是向验证假说那方面走。这是当时几位老师常有提及的路向，其中最重视的是阿尔钦。另一方面，在验证假说的科学方法上我和几位同学皆耳熟能详。知道怎样做，但没有尝试过，当然跃跃欲试了。验证假说这回事，当时不少老师都在说，可惜我和几位同学见不到有什么精彩的成绩。以弗里德曼为首的关于币量理论的假说验证当时常有讨论，但到处都是争议。说实话，虽然后来弗里德曼和我成为深交，我历来不认为货币理论是那么有趣。当时吸引着我的是戴维德（Aaron Director）的捆绑销售的口述传统。非常有趣，但我不能接受该捆绑是为了价格分歧。尽管如此，戴老的思维终于影响了我从合约结构那方面想出自己的佃农理论，那是我转到长滩任教职的一九六六年了。

价格理论的掌握是关键

问阿尔钦博士论文要怎样选题材，怎样写，他说是我的论文，要我自己想办法。但他还是建议我读几篇他认为是有可取之处的文章。问赫舒拉发，他建议我参考前辈发表过的有大成的博士论文。为此我参考了费雪、萨缪尔森、勒纳（Abba Lerner）与奈特这四位的成名之作。可惜除了奈特，其他三位大师的博士论文皆属纯理论，半点验证假说的操作也没有。奈特之作无疑是巨著，但他把风险（risk）与不确定（uncertainty）分为不同性质的因素没有说服力，我认为这二者就是上帝也分不开。

作为有创意的博士论文，以验证假说为重心，作者提出的假说当然要有新意。假说的背后是理论。理论当然可以是原创的。当年我否决尝试，因为研读过不少关于经济发展学说的新理论，认为一律胡说八道，令人尴尬。是老师们教得好吧。我当时对价格理论的掌握不仅有相当的水平，而今天回顾那个水平其他大学的老师教不出来。我贯通了阿尔钦、赫舒拉发、鲍特文这三位老师教的。当时没有哪家大学，在价格理论的教导上可以相比。对价格理论的掌握我当时感到舒适，但怎样才可以推出有点新意的理论假说，然后付诸实践作验证呢？找寻可以作理论验证的博士论文题材真的难，非常难，主要是因为自己没有真的尝试过。能成功地尝试过一次，例如我后来想出写佃农分成，跟着选其他有点新意的验证假说的题材就变得容易了。这是说，一条难走得通的路，走通过一次，跟着再走或选走其他的，彷佛是老马识途。

租金管制与明治维新

当年尝试过的论文题材，最吸引着我的是香港的租金管制。考查之下，发觉数据太多太复杂，不是一个博士生要尝试的。博士后，上世纪七十年代我在西雅图大兴土木地尝试，终于一九七四年发表了《价格管制理论》那篇今天看可以历久传世的文章。

另一个尝试过的题材，明显地是个好去处的，是日本明治维新出现的迅速经济增长。为什么呢？因为我找到一本古老的厚厚的关于日本经济的历史书，用英文写的，提到从德川时期转到明治，日本的土地使用是把已经有私人使用权利的农地加上转让权。关键明确，而我当时正在研究土地产权的问题。但只能找到那一本关于日本从德川转到明治的用英文写而又提到土地转让的书。我拿着该书，约了阿尔钦及赫舒拉发两位老师一起坐下来，问他们研究从德川转到明治的土地使用的转变与经济效果，作为博士论文怎么样。他们一致赞同。但我说自己不懂日文，而图书馆内只有那本英语写成的很旧的书提到日本的土地转让问题。阿师说可能只有这本书提到日本当时的土地转让，说不定只一本古书提供的数据足够。

跟着我继续找寻关于日本德川与明治时期的资料，追踪到的是伯克利加州大学的经济系有一位研究日本该时期的经济历史学者，是该校的教授，名为Henry Rosovsky。我去信约见这位教授。他很宽容，让我到他在伯克利的家的书房中谈了两个小时。该教授说得清楚：某程度的土地转让在明治之前早就出现，只是明治再放宽。他说有关日本土地转让的历史文件与档案很多，但全部是日文，读不懂不能在这题材上作研究。

一年多后，我听到Rosovsky转到哈佛的经济系任职，好些年后我听到他是哈佛经济系历来做得最好的主任，也在该校当过校长。怎么会那么巧？我求学时遇到的学者后来多是名家。还记得那天下午在他家的书房中，他问我最喜欢读哪篇经济学文章。我说是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他说那是非常深奥的作品。

选题太难转攻摄影

找寻博士论文题材，第一次尝试，真的是难于登天。一九六四年的暑期，苦闷之余，我索性离开图书馆，每天独自拿着照相机坐在洛杉矶加大邻近的一个小园林中，重施故技，从事摄影艺术的操作达两个月之久。老师与同学皆奇怪为什么我失踪了。在那两个月中我想出新的摄法，获得的数十帧作品展示着如梦如幻的光，引来求教的人无数。一九六五年这组作品在加大展出，传了开去，老师们多有去看的。后来一九六七年的春天，我把该组作品，加上其他的，再在长滩的艺术博物馆展出，不少刊物大事报导，都在谈我的作品上的光。该展出延期了两次，好些参观者从远地来。馆长说他们要建新馆，希望用我的摄影新作为开馆的主题展出。为此一九六七年的秋天我驾车到美国的东北部，日夕拍摄了两个星期，所获甚丰。可惜跟着到纽约的唐人街吃午餐，餐后发觉车内的物品，包括近百卷还没冲洗的胶卷，全部被偷了。光天白日，大街大巷，也如此。这是纽约。后来再从事摄影，是二十年后在香港朋友的摄影室了。但这是转到灯光人像那方面去，一九五八年在多伦多我作过职业操作的。

一九八八年十月，我在该摄影室替弗里德曼摄了他的灯光人像，他喜爱，说永远不会把另一张他的照片给媒体。今天该作在网上频频出现，当可传世矣！

（《佃农理论》五十年，之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