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金斯（Richard Dawkins）一九七六年出版的《自私的基因》是一本重要的书，可惜他一般性地探讨动物的自私行为，没有集中在人类这种动物大事发挥他的高见。我说可惜，因为我要知道一个问题的答案：人类明显地重视自己的身后声名是否也源自自私的基因？我们没有证据其他动物是这样的，但人类是这样。

古时的人，可能因为宗教的感染，相信自己死后会有来生。天赋高如苏东坡，谢世前也那样想。这可能解释用物品陪葬的风俗在中国盛行了不止几千年。但从明代起这风俗渐趋式微，到今天大家都懒得管来生这回事。另一方面，我们希望自己的后代生活得好，是人之常情，道金斯的自私基因可以解释。但为什么我们要管自己的身后声名呢？

回顾历史，中国的文人喜欢以反话来描述人类对身后声名的重视。苏子说“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稼轩说“舞榭歌台，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孙髯翁说“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这些惋惜、兴叹之辞，不正是表达着人类重视自己的身后声名吗？

想当年，苏子写好了他的《赤壁赋》，为恐皇帝可能把他关起来，不敢示人，每晚在后园朗诵，害得邻居的老妇背得出来。为什么不敢示人苏子还要写呢？我想是因为他知道该赋将会历久传世吧。他猜对了。大江东去，其浪也，淘不掉苏东坡！

为什么争取思想传世？

文艺或艺术作品是比较容易传世的。我自己有些散文，写得差强人意，发表了几十年还有人读，有些学校甚至要求学生读。经济学文章是另一回事。后者要传世几年也不易。经济学的文章，足以传世的是作者的思想，不着重感情的表达或文字的优美。思想这回事，来得抽象，何况太阳底下没新事，思想究竟是谁的容易有争议。算得上是真理的新思想一般难求。这里我指的是经济学文章，思想抽象，传世或大或小需要是独当一面或自成一家的创作，因而难求。

我是个不管身后声名的人，但重视自己的经济学文章能够传世。从自私的基因作解释，我认为自己的思想文章彷佛是自己的孩子。文章发表后，我有我的生命，文章有它的生命，作者再也管不着，但花了那么多的心血才“培养”成文，发表后就像自己的孩子，长大后离家而去，自己再也管不着，但总要关心一下他或她成长的命运如何。是的，思想文章，一旦离开了作者，有自己的生命，可惜此命也，通常短暂。是的，我认为自私的基因可以解释人类希望自己的思想或文章传世，但解释不了为什么人类要管自己的身后声名。

经济学文章多如天上星，大部分发表后没有人读。有些发表后大红大紫，被引用或被提及无数，但过了一段时日就再没有谁管了。我不管这些。我重视而又珍惜的，是那些文章发表后彷佛有它自己的生命，虽然离家而去，但过了若干年作者久不久还能见到它在一个思想范畴内发出一小点的光，彷佛对作者打个招呼，说：我还在。这一小点回报给我很大的满足感。

文章传世的一些证据

我平生没有发表过一篇大红大紫的作品。《佃农理论》那本小书出版到今天四十八年，加上其中两章在两份学报上发表，到今天，合计被引用二千多次。不差，但能超越这个数字的作品不少。然而，经过了半个世纪，《佃农》这组作品还没有见到衰竭的迹象，在西方研究院的读物表常见，一些朋友说是合约经济学的中流砥柱，一些说触发了代办（Principal-agent）理论，而提到新制度经济学，该作被认为是其中一块基石了。

从传世的角度衡量，文章被引用是不及被老师放进读物表那么重要的。学生为了考试而读，而一旦放进了读物表老师不会频频更换。影响一个研究生是协助着他的思想发展，而被引用只是放在文章的脚注中，读者一般懒得管。从读物表出现的频率看，我的作品可能超越我这一辈的行内朋友。几年前美国西岸一家大学有一份列出五十四项指定的读物，其中九项是我的。出外留学的同学说，大学的经济读物表往往见到我的作品——当然不是每科都有，但一系之内总有些读物表见到有。

我察觉到自己好些英语论著会历久传世，只不过是几年前的事。一九六九年在芝大出版的《佃农理论》那本书，出版时只售几美元，今天一本近于新的在网上叫价二千美元，而用过的也叫价八百。我想，人家花那么多钱购买一本小小的书，不会轻易抛弃。不久前我好奇地叫太太查察一九八二年在英国出版的《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那本更小的书，出版时售价一点五英镑，今天叫价美元一百八十。就是四年后该书再版，加了一个后记，今天也叫价美元一百八十。我见自己没有这本书，叫朋友在美国把初版与再版各买一本。

我的中语论著也有类同的运情。二〇〇九年在北京初版的《中国的经济制度》，当时售价二十五人民币，今天网上叫价最高一百八十。可惜除了《卖桔者言》，我没有写过一本称得上是畅销的书。但说到旧书再卖，我的运情很不俗。不久前在香港出版一套五卷的《经济解释》，写了十七年，从三卷写为四卷到最后再写成五卷，我要求花千树出版社刻意地精装，只印制二千套，每套叫个天价一千港元！这样，有朝一日这套书可能值很多钱。这是作者自制的传世玩意了。去年法国一位学者把我一九八三年发表的《公司的合约性质》翻为法文。那是三十三年后才翻译，显示着该学者认为该文今天还活着。

以前不知今天惋惜

文章历久传世，作者梦寐以求。这些日子我见到自己的文章可以传世那么久，高兴吗？当然，惋惋惜之情更甚。为什么呢？因为当年我做梦也想不到传世文章其实是那么容易写，花了太多的魄力去处理那些艰深但吃力不讨好的研究。要是当年我知道怎样写传世文章，一年尝试两篇不难，而十篇中或有八篇传世逾五十年！

可惜当年我不知道。回顾古往今来的经济学作品，发表后五十年还有一小点影响力是作者足以自豪的了。但我大约要等三十年才能看到一点先兆，才能推断传世五十年的机会如何。这个三十年看到先兆的准则不一定灵光。一九七二年我发表的《中国的子女产权与婚姻合约》，到今天历时四十五年，被引用只有八十八次。发表后三十年是二〇〇二，那时看该文传世五十年的机会是零。殊不知今天看，该作历久犹新，传世五十年可以肯定，逾百年不奇怪。

经济学的传世文章真的不是那么难写，只是人的生命短暂，思想创作的时日更短，作者没有发表过传世文章不容易知道要选什么样的题材、要怎样处理下笔才对。最近我完成了历时十七年的《经济解释》，八十一岁，决定要在经济研究退休了。高兴见到自己的作品大部分还在思想市场存在，因而细察一下这些作品的顽固存在性是基于哪些特征。不难找到。

从自己的作品衡量，传世五十年只有三个特征，缺一不可。其一是作品要有点新奇；其二是作品要有趣；其三是作品说的要是真理。让我分点说说吧。

奇异的角度不是怪

新奇不是指创新。太阳底下没新事，刻意地创新是经济学文章的大忌，虽然走这路线的人似乎不少。新奇是指一个奇异的层面，最好是附带一点精致的美。传世文章是写给聪明的读者看，聪明的读者读到一篇有奇异层面的文章，会想：这么简单，为什么大家没有想到过？这样，在第一点的要求上该文就过了关。这里要注意，千万不要把“奇”与“怪”混淆。奇异是新意，可取而重要；来得“怪”就文章尘下。

我可以举两件自己的作品为例。其一是《佃农理论》，我起笔让地主把土地一片一片像面包那样切开，问：地主要切给多少个农户才能获得最高的收入呢？答案两个小时就推了出来。从这么一个奇异的角度看问题，文章传世。

第二个例子是一九七三年写《蜜蜂的神话》。传统的分析，是蜜蜂采蜜浆是一种产品，蜜蜂替果树传播花粉是另一种产品。轮到我，只是简单地把二者加起来，成为一种产品：既然蜜蜂采蜜时也一起传播花粉，每箱蜜蜂的产值当然是二者加起来。这么简单，文章发表到今天四十四年历久犹新，还可继续传世。当然，整篇文章还有很多其他的，但只要作者想得够新奇，这里一小点那里一小点，读者读得开心，文章就不容易消逝。

有趣由品味决定

转谈有趣吧。首先要注意，上述的奇异层面一定有趣，但有趣却不一定奇异。有趣是品味的问题。有些人天生没趣，无可救药。这些人可能天赋甚高，可以写另一类传世文章，但不是我从事多年的那一类。经济文章的趣味有两个源头。其一是例子的选择，其二是推理的转向。

选例子最好是实例。实例要从真实世界的现象获取，而我喜欢选用夸张的例子。后者一般趣味性高，而分析的论点读者可以较为容易看得清楚。例如考查香港的租金管制惹来奇异的现象无数，我格外注意的是天台木屋的僭建与一个小住宅单位分租为数十伙人家的合约结构。

在趣味上，可能更重要是一个理论或一个假说的发展：在推理上转方向，作者往往有几方面可以选择。朋友们老是说猜不中我向哪个方向转。其实我只是选有趣或过瘾的方向。但如果要写的是政策建议的文章，则作别论。政策建议的文章不容易传世。

这里我有两件算是例外的作品。其一是一九八二年在伦敦出版的《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的道路吗？》，其二是二〇〇八年在香港出版的《中国的经济制度》。都是很小的书。这两件作品既解释现象也提出政策建议，今天看皆可历久传世。事实上，《制度》一文还未动笔我就知道将会历久传世了。这是几方面的机缘巧合使然：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千年难得一见的大现象，我懂中文，对中国的文化历史有掌握，而上世纪七十年代时我对经济制度运作的理论掌握，美国的同事说是达到了前无古人之境。这是时来风把王勃送到滕王阁了。

真理靠事实细节支持

最后说真理。这是最重要的，也最困难。首先是理论要简单，因为真理需要通过验证，而验证需要用可靠的实例。世事复杂，理论不够简单寸步难行。另一方面，实例的可信程度要靠事实细节的支持。用上错误的重要事实整篇文章就完蛋了。事实有足够的细节支持，不容易出现大错。可惜的是，事实的细节通常不能从他人提供的数据获取；就是非常可靠的数据，没有现象细节的支持不会有多大的说服力。读者要是不相信你说的事实，不相信是真理，你的文章不可能传世。

整体来说，写传世文章，其推论作者认为有重要内容的，还可以多走一步，他必定要多走那一步。记得我写《优座票价为何偏低了？》一文，写到结尾时我知道还可以继续发挥三几页。但学报的编辑说文章太长，要减少几页。我删去文章起笔的第一长节，编辑接受，但坚持不让我在结论上再发挥。后来该文的论点被外人移植到“效率工资”这个话题去——不可取，可能因为我的票价文章没有多发挥几页。记得一九六二年在洛杉矶加大作研究生时，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到该校讲话。我在座，听到他说文章写好后作者要继续压榨，继续榨取。这句话很对，影响了我。。

（《佃农理论》五十年，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