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佃农理论》是我作研究生时的论文习作，一九六七年五月我把整理好的文稿交到洛杉矶加州大学的图书馆去存档。该馆要求甚严，每行打字的宽度与行距有指定的规格，差一小点也不收货。那时还没有电脑打字与排版，虽然有助手协助，我要奔跑几次才能满足图书馆的要求。

终于拿到图书馆收货的证明，跑到校务处领取博士文凭。殊不知外籍学生要多交五十美元手续费。我想，文凭一纸怎么值五十元呢？于是决定不要。正步出校务处，处长史高维尔（Warren Scoville）追了出来。他是欧洲经济史的大师，教过我，对我有深远的影响，两年不见，不知怎的他当起大学的校务处长来。他说：“外籍学生要交五十元才拿得博士文凭是不应该的，但这是校方的规定。你的论文经济系的同事几次向我提及，是我们要给你博士的，那五十元我替你付可以吗？”他这样说，我急忙在钱包掏出五十元交出去。大恩不言谢，昔日在洛杉矶加大没有史高维尔及几位老师的悉心教诲，今天经济学行内不会有我这个人。然而，回顾当年，我的判断是准确的：以五十元购得的那纸文凭不知放到哪里去，而从那时到今天从来没有谁管我是不是博士。《佃农理论》是我的作品，自己引以为傲，文凭要来作什么？该作一九六九年在芝大出版后，他们寄给我说是首本的，我睡时放在自己的床上好几晚。该作既是“文”，也大可为“凭”，博士名头岂不是多余了？

不是伟人写片段回忆

一九六七到今天刚好是半个世纪。那是很长的时日了——十多个半世纪前是苏东坡的时代。朋友们知道这个日子，要在今年十一月举办一个《佃农理论》五十年的研讨会议。好些老朋友要参与，而令我感动的是哈伯格（Arnold Harberger）也要来。他九十三岁了。我欠着他：一九六七年三月，《佃农》只写好一章，我收到他的一封电报，给我一个如雷贯耳的奖金，邀请我到芝加哥大学去。当时他是芝大经济系的主任，主导着如日方中的芝大经济学派。我是受到他与阿尔钦（Armen Alchian）的鼓励，六个星期后把论文写好。

今天，为了十一月的会议自己要讲话，回顾一下《佃农》及跟着发展下去的研究历程，我决定先写此文，作点准备。事实上，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我写过三次。其一是二〇〇〇年为《佃农》在香港再版而发表的《〈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其二是二〇〇五年为自己的英语论文结集而写的《求学奇遇记》；其三是两年前自己年届八十，科斯在美国出版的刊物要以一整期为我打个招呼，我写了后来翻为《一蓑烟雨任平生》的学术历程回忆。

其实以篇幅论，上述三者只不过是一些片段的回忆，算不上是什么传记。这里再回顾《佃农》，我转换一下角度，说一些此前没有多说的。

多年以来，要求我写自传的朋友可真不少。上世纪八十年代，回港工作后三年，《信报》的林山木就催促我写自传了。之后类似的其他人的要求不少，而最有说服力的是两年前世界银行的徐立新在一篇英语文章中以一整段提出这要求。

我曾经说，自传是一个伟人才有资格尝试，而我不是伟人。问题是我无从阻止外人写我的传记。这些日子我听到长沙朱锡庆要写，成都高小勇要写，可能还有大连的王玉霞和北京的向松祚。他们要怎样写我当然管不着，但自己提供一些零散的数据不一定是坏事。需要的是自己衷心直说一些已往。

不务正业惹来非议

记得一九六〇年在加大念本科一年级时，选修心理学，教授说上苍给予人类的一项厚礼，是让他们的记忆力短暂。该教授说要是人类的记忆历久不去，频频记着不幸的已往，生命会苦不堪言。我当然同意，记着的永远是自己引以为傲的事，不幸的一下子就忘记了！

无可置疑，我是个频频惹来争议的人。基本上与我无干。自己喜欢做的历来是自己的事。我不管他人，但他人却喜欢管我，是我在两岁又三个月开始知事而今天还记得的日子开始的了。这样长大，习惯了，外人怎样说我懒得管。有点不幸，因为在学问的争取上我有两项行为惹来非议无数！

第一项是我喜欢在街头巷尾到处跑，也参与过多项不同的生意。这些使不少人认为我不务正业，放弃了学术。主要是在八二年我回港工作后才惹来这样的非议。我自己的看法，是经济研究是一门实证科学，真实世界是这门学问唯一的实验室，天天在街头巷尾跑是天天在实验室操作了。另一方面，不参与多项生意，一手资料不容易获取。我曾经几次提及，最愚蠢的学者，是那些试图解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

美国的朋友不同：他们欣赏我作实地考查的习惯。一九七三年，我在华盛顿州跑果园而写出《蜜蜂的神话》，他们大声叫好。七五年回港度假，我跑到多间电影院观察，回美后只两天写成《优座票价为何偏低了？》，他们又叫好。七十年代在美国加州，因为一项反托拉斯的顾问工作，考查石油工业，我跑油田与油厂，写出的两份厚厚的报告，阿尔钦认为是他读过的最精彩的实证研究。

今天我非常遗憾，因为这两份厚逾两英寸的长报告是顾问工作，不能发表。当时不仅阿尔钦叫好，标准石油的朋友称之为《圣经》。是复杂无比的工业，行内的专业人士各自专于各自的部门，对整个行业的多个部门加不起来一起看。他们要带我到处观察，提供我要求的所有文件，让我把零散的加起来，得到一幅完整的绝妙图画，他们才知道发生着的是怎么一回事，而我能成功地解释的只是石油工业很小的一部分：换油。即是解释了为什么石油公司之间要互换石油，而换油为什么要用上几种不同的合约。

保护脑子需要分心

第二项我惹来非议的行为，是在经济学之外我喜欢在多方面操作：搞摄影，练书法，写散文，好收藏——皆尝试，而且尝试得认真。其实收藏是为考查讯息费用而引起的，算是学术研究。至于其他的“杂项”则是刻意地要让自己的脑子离开学术，给脑子休息一下。

不愉快的回忆，不要说也略说一下吧。我有一个比我年长一岁的哥哥，名五伦，读书了不起，但在美国读了一年全级考个第一后，第二年却患上了严重的精神分裂症。这位哥哥跟我很谈得来，他一九六七年的早逝是我很痛心的事。我知道他患上的病有遗传的因素，所以从当年起我感到要小心处理自己的脑子。我知道自己可以想得快，可以想得深，也可以想得奇，问题是我思想时的集中力很强，为一个难题我可以不断地想一两个月。

当年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和我有一个共识，那是人的脑子思想时是一种运动，要持之以恒地操练才可以保持在优质状态。这无疑对，但因为哥哥的病，我恐怕思想集中过度可能闯出祸来。既然自己的集中力没有问题，在壮年时我喜欢久不久调校一下这集中力，跟着是注意到思想如果能出现一个有节奏的感受，写创作文章的效果会有明显的改进，脑子也增加了舒适感。

问题是那对思想明显有助的节奏不可以招之即来，往往要把思想的集中力减少，离开想着的问题，做其他自己有兴趣的事，设法分心好几天，然后回头再集中。找协助分心的玩意于是需要，但年纪愈大愈是懒得到处跑。研究一下收藏品是一个方便的去处，但在趣味上可比不上研习书法。

研习书法用文革笔

我是在五十五岁才开始研习书法的。艺术让感情发泄当然是好事，而在所有媒介中最方便的是书法。从来不认为自己会成为一个书法家，但今天练习书法，不仅宣纸相宜，墨汁选之不尽。只是我喜欢用的纯羊毫的大而毛长的笔难找。机缘巧合，二十多年前我一手买下几百枝文革时期制造的长锋羊毫笔。那个时期的羊毫笔是最好的，只有一个弱点：当时的胶水不好，笔头容易掉下来，笔杆连接着羊毛那部分容易破裂。可幸我一手买下几百枝，是旧货，价格相宜。今天这种笔市场见不到了。

我的书法可以吗？天晓得，只是近两年在拍卖行容易卖出去。坚持低价，偶尔成交价倍于底价就要求拍卖行替我捐出去给穷孩子读书。人就是这样，做任何事要有点成就感才容易继续。书法难写得好，非常难，而我注意到书法艺术不要管写出来的是什么字，关键是从事者能否把自己的情感不造作地表达出来。是不浅的学问，每次动笔我都在尝试。这尝试的本身是个好去处，是成是败是另一回事。

伊甸园难倒愚蠢的经济学

转谈收藏这项玩意吧。今年初，在广州的一次讲话中，我提出一个伊甸园的经济观。我说《圣经》记载的伊甸园，在其中亚当与夏娃什么都有，享之不尽，但他和她享受着的没有市价——全部是消费者盈余——所以从今天我们世俗用以衡量生活水平的国民收入的角度看，亚当与夏娃是穷光蛋！享之不尽的生活，他和她的国民收入加起来是零！今天课堂上教的经济学究竟是搞什么鬼的？

我不同意美国是今天地球上的经济第一大国，中国只能排第二。不同意，因为他们用金钱排列。想想吧，随意的观察，中国的楼价比美国的高出一倍，而中国的高楼大厦远比美国的多。因此，以房地资产论财富，中国比美国高出多倍。另一方面，炎黄子孙的人口是美国的四倍，聪明的脑子无数，少有种族歧视，以总人头算市值，要超过中国不是那么容易。

这里的问题，是论到拥有无敌海景的房子，同样享受水平的，中国之价高于美国的约十倍！这是说，尽管中国的房价高，因而业主多钱，但说到伊甸园的享受中国却比不上美国。是的，无敌海景的享受我们的消费者盈余是远低于美国了。国民收入究竟应该怎样算恐怕只有天晓得，我们肯定地知道的是目今盛行的算法及国与国之间的比较是胡说八道。

拥有无敌海景的廉价房子是近于《圣经》说的伊甸园。没有这伊甸园是中国的不幸。然而，从另一方面看，我们也有一个美国没有的伊甸园。这是中国的文化与文物，既深且厚，变化多，而享受这些不需要拥有。这里的问题是享受无敌海景不需要学过，但要享受中国的文化与文物不可以不学。一九七五年的暑期，为了考查讯息费用，我花了两个月在九龙广东道考查产自缅甸的翡翠玉石市场，后来创立了经济学的玉石定律与仓库理论，都重要。跟着我转到其他讯息费用奇高的物品去，主要是收藏品。珠宝等的收藏品不论，值得收藏的中国书画与文物的讯息费用一律高，见猎心喜，我遇上就喜欢悉心地考查研究。到了八十年代后期，神州大地到处大兴土木，推土机到处运作，出土的文物无数。为了考查讯息费用我一律跟进。

研究收藏品不是浅学问，但有趣，对我在经济学问上的争取有大助。另一方面，逻辑简单：收藏讯息费用高的文物，我懂你不懂，我可以赚你的钱。再另一方面，要调校一下自己作研究思考时的脑子过于集中，久不久把玩一些文物有助，但总的来说比不上在宣纸上大挥几笔那样来得有舒适的效果。

（《佃农理论》五十年，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