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认为我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创始人之一，究竟是不是，我自己都不知道。但是，关于这个新制度经济学的来龙去脉，它怎么来，又怎么发展下去，我是唯一知道的，没有别人知道。机缘巧合，世上大概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在这方面我可以告诉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为新制度经济学的所有重要人物我都认识。他们开始从事这门学问的时候，我正身在其中。比如说科斯（Ronald Coase, 1910-2013）是我的好朋友，阿尔钦（Armen Alchian, 1914-2013）是我的老师，戴姆塞茨（Harold Demsetz, 1930-）也是朋友，我做学生时曾经给他批改过试卷。这三个人我都知根知底。他们之间的相互了解，远比我了解他们的要少。阿尔钦的思想怎么样，科斯不是很清楚，戴姆塞茨也不是很清楚。只有我一个夹在中间，任何一方的学问都很清楚。

 

我1959年进UCLA读本科，1961年毕业，1962年拿硕士学位。所有课程念完考完以后，我没有马上考博士生，因为我要等阿尔钦回来。阿尔钦当时在斯坦福做了两年访问学者。我等他回来，先听完他的课，才参加博士资格考试，那个时候是随时可以考博士试的。当时，阿尔钦的名气已经很大。在价格理论方面，他独运匠心，连萨缪尔森也佩服他。所以，我要等他回来，学他的价格理论。我这个决定是好的，对我的影响很大。没有阿尔钦，就没有我张五常。所以从1962年到1965年，我主要跟着阿尔钦，多次听他的课。通过博士资格考试后，我在他的指导下，写博士论文。在此期间，赫舒拉发（Jack Hirshleifer,1925-2005）也是我的老师。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的资本理论，就是赫师教我的。

 

阿尔钦反对我在写博士论文时选择产权，也反对我选择交易费用，因为这些话题太复杂，不适合选作博士论文。所以我当年写佃农理论，阿尔钦是不支持的。他不支持的理由很简单，他说这个太深了。他说产权和交易费用太深奥了，做学生的不应该尝试。他建议，“斯蒂文，你先念完博士再说吧”。但是，我一向倔强，自己认准的事，没有人能改变我。我没有听他的。

 

后来，我写的那个博士论文草案初稿，只有薄薄的11页纸。所有的人都说我错了。那应该是1966年初，大家开会，讨论我的论文草案。因为我那个时候算是一个有名气的学生，下午5点钟开始讨论，有几十人在座，包括其他研究生，教授也有近二十个，阿尔钦也赫然在座。全部人都说我错了，讨论会从头到尾，大家都说我错。大家一直辩论到晚上10点钟。这时，阿尔钦起来走了，一言不发，赫舒拉发也跟着离开。讨论结束后，我踱步到了咖啡厅，吃汉堡包，权且当作晚餐。我很不开心。平时，我写的很多论文每个老师都喜欢，夸奖我写得好，而我自己并不特别满意。现在，我找到佃农理论这个题目做博士论文，我自己很喜欢，而写出来的结果大家都说我错。设身处地地想一想，我是不是很失望？我在吃汉堡包的地方，忍不住打电话给赫舒拉发，当时已经是晚上11点钟。我说：“教授啊，我花了这么多时间才写了这11页纸。现在又要重新找个题目，对不对？”赫师却说：“你在说什么呀？我教了这么多年书，从没见过一个学生的论文能够这么好！”

 

这就是佃农理论的开始。

 

隔了两天，阿尔钦打电话给我，而我那时在美国长堤（California State University, Long Beach）教书。阿师说：“我能不能把你那11页纸的论文草案在班上让同学们讨论？”我说：“当然欢迎了。”那时候，阿师开了一个研讨班（seminar）。每隔三两天，就有同学打电话给我，说大家找不到错处。一个月以后，阿尔钦说：“你可以开始动笔写了。”考虑到我还有教学的负担，阿师还说：“你准备两年时间写吧。”我回他：“一年可不可以？”他说：“一年当然不行，至少两年。”结果呢，我8个月就写完了。

 

这时，幸运之门再一次向我打开。麻省理工有一位叫做多玛（Evsey Domar,1914-1997）的教授，赫赫有名的哈罗德—多马模型（Harrod-Domar Model）提出者之一。当时多玛在位于洛杉矶的兰特公司（Rand Corporation）访问。他虽然名气很大，我却不认得他。突然有一天，他寄了一张请帖给我，邀请我参加他家里举办的圣诞晚会。他当时可是大名家，我是无名小卒，又不认得他。不过，我也坦然地按时赴会了。到他家之后，发现其他被邀人员都是兰特公司的高级研究人员和大学教授，而这些人我都不认识。突然之间，多玛嚷起来了。他大声说：“斯蒂文，斯蒂文在哪里？”我当时一个人在一旁喝酒，马上回答他：“我在这儿。”他立即把我带到厨房，远离他人，然后，对我说：“赫舒拉发把你论文的一章给我看，并说你在长堤教书。拜读大作之后，我知道在长堤教书太委屈你了。你要不要来麻省理工？”我当然说：“那好啊，荣幸之至。”两个星期以后，我收到他的一封信。信里说麻省理工大学暂时没有位子。不过，多玛又说，我把你那一章，寄给了芝加哥的盖尔·约翰逊（Gale Johnson, 1916-2003，约翰逊后来是林毅夫的老师）。芝加哥有一个很有名的博士后奖金，阿罗（Kenneth Joseph Arrow, 1921）、蒙代尔（Robert Mundell, 1932）都曾经是此博士后奖金的获得者。多玛建议我去申请这个很高荣誉的奖学金，并说他已经推荐我了。可是多玛不知，我那只不过是一章而已，而且在那一章我很不客气地把约翰逊骂得一塌糊涂。约翰逊也曾做过佃农理论，而我说他全错。我怎么敢申请他的奖学金呢？因此，虽然多玛情真意切，我也没有申请。又过了一段时日，赫舒拉发也催我，并说，“你快点申请，他们在等你的申请”。那我就不好意思不申请了。我很快写了一封信给芝加哥大学，一页纸，两行字，说我要申请博士后奖学金。没想到，信寄出去，很快就收到他们的电报，说那个博士后奖学金给我了。可是，他们不知，那时我的博士论文只写了一章而已。没有博士，怎么做博士后呢？大家或许不知道，那时候的博士后和现在的博士后不一样的。当时，教授的职务还好找，而博士后很少。因而，做教授容易，做博士后难。这和现在正好相反。现在是找不到工作才做博士后。而那个时候博士后是很高的荣誉。我于是打电话给芝加哥大学，告诉他们我还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可不可以延迟一年？

 

阿诺德·哈伯格（Arnold Harberger,1924-）当时是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系主任。他说，我们芝加哥大学从来不管你是不是博士。那我怎么办呢？我一方面当然希望去芝加哥，那可是经济学的少林寺。但是，没有博士学位，怎么去做博士后呢？别无选择，六个星期以后，我把博士论文写好了。我的博士论文就是这样前前后后用了八个月时间，逼出来的。

 

合约结构，或者是合约经济学，是从佃农理论走出来的。新制度经济学林林总总，其中合约一块儿，来自我的贡献。其他方面，比如交易费用和产权是科斯的贡献。当然，阿尔钦对产权的贡献也很大，而且比科斯早。科斯也是从合约来看企业，但推出合约经济学，确是我的功劳。自从我撞上佃农理论这个话题，我就没有离开过做合约，来来去去都是合约。这么多年下来，看问题从合约出发，是我的独门法宝。芝加哥大学对我的影响，一生感激不尽。他们那些学者的风范，我真的望尘莫及。约翰逊写过佃农理论，而我论文里面毫不客气，批评他错了。我后来得知，甄选博士后奖学金获得者，他是其中的委员之一。哈伯格后来告诉我，约翰逊看到我那一章后，就马上让他通知其他委员，不要再考虑其他的申请者，非斯蒂文不给。即使斯蒂文不来，也不给任何其他人。约翰逊就是在等我那封申请信。这种胸襟，这种不遗余力提携后学的精神，真的很难得！我毫不留情地批评约翰逊，而他指定要把奖学金给我。我欠约翰逊一份情！大家要知道，我当时可只是个还没出道的小毛头，他是大名鼎鼎的教授，而且当时还是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院的院长。我毫不留情地批评他，他毫无芥蒂。坦率地说，我没有他这样的胸怀。

 

到芝加哥后不久，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希望出版我的佃农理论而且几番催稿。那个时候芝加哥大学出版社是学术界最有名气的出版社。可是，我在芝加哥大学亚洲图书馆，发现不少中国的农业资料。而我写博士论文的时候，不知道这些中国农业资料。现在资料在手，我该怎么处理呢？是马上答应芝加哥出版社，让他们发表我的博士论文，还是再花时间，分析新的资料呢？就这个问题，我又求教约翰逊。他没有马上答复我，说：“让我想两天。”两天之后，约翰逊亲自到我的办公室。大名鼎鼎的院长来看我这籍籍无名的博士后。他对我说：“你的问题我想清楚了。通常来说，有芝加哥大学出版社肯定你的论文，你应该马上让它出版。但你的情况不同—你的这个佃农理论可能会成为经济学的经典著作。这样的殊荣很少眷顾学者。你现在有机会搏一把。你还是多花点儿时间，精益求精。”约翰逊言之有理，我接受了他的意见。

 

我当时住在芝加哥大学一个叫international house的地方，是很简陋的国际学生宿舍。我脑子里整天想的是佃农理论，而手里拿着的是真实的固定租金合约和佃农合约。这些合约都是我在芝加哥大学图书馆找到的。这是多难得的机会！那些合约，真的很难想象，来自南京大学的学者们。他们调查中国的农民，找到一些不同的农民使用的合约，收集在书里面。佃农合约是怎么样的，固定租金又是什么样的合约。这些合约都很简单，不像现在的合约动辄上百页。我就把它们都复印了，躲在国际学生宿舍里面，天天晚上就对着那几张纸，沉醉其中。

 

一个业主，可以自己耕地，可以请劳动力来帮他耕，可以租给别人。把地租出去，可以有固定租金，又可以分成。他如何选择呢？这是很有趣的一个问题，很有趣。我对着这几张纸，在冰天雪地的芝加哥，天天晚上看着这些合约，不断地思考。夜以继日，日复一日，考虑这些合约的选择。为什么这里选分层合约，那里又选固定租金，而那里又选雇工？

 

从一个角度来看，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就是这么做出来的。在我，至少新制度经济学的合约理论，可以这么说，就是从那几张纸慢慢走出来的。我也可以这么说，我当时给出的解释和答案，基本上都是错的。但是，这个思考过程，从合约角度考虑这些问题，对我的影响很大。另一方面它所产生的不良影响也不容小看。博弈理论的不少内容也可以在那几页纸里找到源头，包括卸责、偷懒、机会主义等。阿尔钦和戴姆塞茨写卸责的那篇AER文章，大名鼎鼎，影响深远；其源头是在我那篇文章里。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 1911-1991） ,1982年获得诺贝尔奖，曾经要把我那篇文章的一个注脚，用方程式写出来。所以说，来来去去都是那几张纸。遗憾的是，这些考虑是错的。我后来跳出了卸责这个陷阱，另谋他途。但是那个不良影响继续发酵，挥之不去。卸责、偷懒、风险规避等都是从那儿来的，影响了众多学者，包括数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我不喜欢风险规避，不喜欢卸责。我不是说人不会卸责，不会偷懒。问题是，我怎么知道他们是在偷懒或者卸责呢？这是一个大问题。我也不是说那些人不会规避风险。但是我怎么知道他会呢？我都不知道什么是风险。我们经常说预期有什么方差，但方差是风险吗？卸责，后来阿尔钦他们每个人都用卸责来大做文章。第一个用卸责（shirking）这个词是我1969年发表的那个文章，也就是佃农理论的第四章。奥利弗·威廉姆森（Oliver Williamson, 1932-）说的机会主义，也是从卸责那边生发出来的。后来我弃而不用，因为我改变了思考的方法。但是卸责这个词就是那时候开始的。

 

现在回到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到底哪些是我的贡献？我前面交代过，合约理论主要是我的。你也可以说卸责、机会主义也是我的。但我会说，这些是错的。为什么呢？因为卸责、机会主义等无从验证，连看都看不见。我一直坚持的原则是，看不到的东西用得越少越好。你要验证，假如甲出现，会导致乙出现，假如说没有乙呢，就不应该有甲。问题的前提是甲和乙都要能够看得到。你说要下雨，天上有云，云是看得见的，雨也是看得见的。你说那些意图，是很麻烦的。如果经济学的推理建立在不可观察的概念上，这是很大的问题。现在，整个经济学都往那个方向发展了。博弈论在20世纪50年代曾经红过一阵，20世纪60年代中期已经没落了。后来1969年我写那篇文章，解释卸责问题，也是机会主义问题，引起博弈论卷土重来。阿尔钦和戴姆塞茨以卸责为主题的1972年AER那篇文章非常红，是《美国经济学报》历史上最红的文章。在写作过程中，他们的稿子都给我看了。每一次改稿，都寄给我批评。但是没办法，他们用规避（shirking）、偷懒卸责来解释企业，我不同意。你怎么知道我偷懒。两个人抬着石头下山，我把重量推到你那边，你又推到我这边。这的确是个问题。但是卸责无从观察。现在流行的经济学里面有太多看不见的东西。你要验证假设，假设一定要建立在能看得见的东西之上。云是云，雨是雨，大家都能看得见。意图是看不见的，怎么说人有这样或者那样的意图？被这些看不清的东西搞来搞去，我对传统经济学很不开心。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 1930-2014）名气很大，他用功用主义，国内叫效用，或者功用（utility）。我从来不用它。争取效用极大化，我怎么知道？因为没有效用这种东西。需求定律是很重要的。一条需求曲线，向右下倾斜，它就是说，价格下降，需求量增加。价格下降，是看得见的，真有其事。但是需求量在现实世界不存在，是虚构的。但是，需求定律是经济学的核心。我的经济学中，只有需求量我是看不见的。因为这个看不见的需求量，我曾经很多夜彻夜难眠。一方面，没有需求定律，就没有了经济学。另一方面，需求量没有真实存在，我们看到的是成交量。成交量不是需求量，需求量是需求的意图。但我又怎么知道你是什么意图呢？就是这个纠结，我不知道多少个晚上睡不着觉。最后，我终于想到怎么处理这个问题。有兴趣的同学们可以参见《经济解释》。经济学的发展不能依靠这些看不见、无法观察的术语，譬如机会主义、勒索、恐吓、卸责、偷懒等。博弈论里面也充满了这些术语。譬如，均衡到底有多少种？物理学说均衡，把乒乓球往地上一扔，滚到一个地方停了，这就是均衡，是真有其事。月亮绕着太阳怎么转，它也有均衡，有轨道。这些都是事实。但是经济学的均衡不是事实。你说需求等于供应，但是需求量和供应量无从观察。这怎么会是事实？世界上其实没有均衡这东西。你往窗外看看，哪里有均衡？我当年—应该是1967年—刚到芝加哥大学。芝加哥大学名气很大，有很多明星学生，我是UCLA的明星学生，怎么敢和芝加哥大学相比呢？我到芝加哥大学时，已经写好了佃农理论。因此很多老师对我比较客气。去了没多久，有一位明星学生讲他的博士论文。身为从外校去的博士后，我要看看这些明星学生到底多厉害。大概有四十个人参加这个明星学生的报告会，其中有十几位教授，和其他博士生。这位学生开始说他的博士论文如何如何。他先说这个世界上有市场和需求，特别是外汇市场和对外汇的需求，然后，市场很快就可以找到均衡点。接着，他开始讲数据分析，以支持他先前说的理论观点。那些数据，回归分析，满场飞。我听了一半就打断他的滔滔大论。我说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我接着解释，经济里根本没有均衡这回事，物理学才有均衡。往窗外一看，哪里有什么均衡？或许你们芝加哥大学很厉害，火眼金睛，能看见均衡。其中有一位日本经济学家，阿罗的学生，宇泽弘文（Hirofumi Uzawa,1928-2014），在业界很出名的，应该去年刚在日本去世，他看到我发脾气，马上解围说：“斯蒂文，你说的是对的。均衡存在于数学方程式里。大讲均衡不是经济学，而是搞数学。”

 

我上面讲了很多我对经济学不满的原因。科斯在去世前跟我的一个朋友本杰明·克莱因（Benjamin Klein）过不去。科斯接连写了两篇关于fisher body的文章，批评克莱因、克劳福德和阿尔钦1978年的文章。克莱因他们那篇文章刚发表的时候，我很不满意，拍着桌子骂那篇文章。科斯当年劝我，叫我客气点。因为克莱因在文章中大讲勒索。我批评他们说，你怎么知道勒索？你看得见勒索吗？你怎么验证？这么多年过去以后，科斯自己又揪住克莱因不放手。为什么呢？因为经济学家一般对解释世事没有兴趣。新制度经济学在它诞生的时候，可不是这样的。当时的新制度经济学是以解释经济现象为己任的。

 

新制度经济学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具体来说，1961年的两篇文章和1962年的另一篇文章共同拉开了新制度经济学的序幕。1961年的两篇文章，一篇是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它名义上是1960年发表的，其实1961年才出版，迟了大半年。第二篇是斯蒂格勒讲information cost的那篇。两篇文章一起发表，都很重要，而且相得益彰。第三篇是1962年阿罗讲专利收费困难的文章。三篇文章其实都是从不同角度讲交易费用。而这三篇文章的作者后来都因此拿了诺贝尔奖。这三位经济学家都大名鼎鼎，红极一时。他们三个不谋而合，几乎在同一个时期，看到了交易费用的重要性。他们综合起来影响力巨大，可以说得上空前绝后。新制度经济学就这样风风火火地搞起来了。

 

现在我们来看这三篇文章，它们都有错误。文章是不是有错误，其实不那么重要。判断文章，要看它的影响力，看它对经济学发展的影响。我为什么说这三篇文章都错了？

 

首先，阿罗错在什么地方？阿罗说，发明的思想是共用品，收不到钱。所以必须政府出钱去资助发明人。阿罗错在他缺乏对发明专利的第一手调查资料。有些思想收不到钱，但有些思想却可以收到钱。阿罗没有做这方面的经验研究。阿罗后来自己也承认了这方面的不足。斯蒂格勒是我的好朋友。我在芝加哥的两年里，他对我很好，我很感激他。但斯蒂格勒那篇关于信息费用的文章，逻辑上有错。他说因为同样的物品，而市价不同，所以大家就去寻价到处讲价，市场里同样的物品的确有价格分歧。他错在哪里呢？市价有差别，不错。但这个差别是大家搜寻价格的结果，不是搜寻的原因。他因果倒置，所以错了。在他们三个人中，科斯错得最厉害。他在《社会成本问题》中说，假如清楚地界定了权利，而又假如交易费用是零，市场就会有效地处理外部性问题，有效地配置资源。这是大名鼎鼎的科斯定律。科斯错在什么地方呢？科斯说，如果交易费用为零，市场如何如何。但是，如果交易费用真是零，根本不会有市场存在。科斯后来也同意这一点。

 

大家要注意，你不能因为找到人家文章的错，就说文章不伟大。你也不要看到文章对，就认为作者伟大。对不对毫不重要。文章可以有错，但同时也可以产生很大的震撼。科斯的错处，我寻寻觅觅很多年。苦思冥想为什么会有市场？市场到底做什么？如此二十多年，我才想到答案。为什么会有市场呢？因为只要交易费用是零，我们就不需要有市场。市场存在，就是因为交易费用不是零。而市场不可能是为了增加交易费用，因而市场就是要减低交易费用。那市场减低了什么交易费用呢？我们到市场看一看，那里有律师，有警察，有公安，有运输。而这些全部都是交易费用。那市场减低了什么交易费用呢？这个问题在我头脑中，挥之不去。断断续续，我想了二十年。终于有一天我想到答案之所在。市场是为了降低租值消散！市价是竞争的准则，而竞争的准则还有很多选择，譬如排队，又譬如讲武力。而市价的特殊性在于它需要多种制度合约的配合。市场需要律师、法庭、警察、保安。我们花费那么多，就是为了维持市价。如果不用市价，而去搞人际关系，那就引发了租值消散。其他任何的竞争准则，都会引起租值消散。市价是唯一的。但是，如果你用市价，你要花费很多相应的费用。

 

新制度经济学在60年代初横空出世，立刻变得大红大紫。就是因为这几篇分量很重的文章，从不同的角度看交易费用。虽然后来我们发现这些文章都有错，但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文章另辟蹊径，带我们去看另外的一个世界。我1962年开始念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它对我产生的震撼，无与伦比。我念了很多遍。那篇文章放在我口袋里，走到哪里，带到哪里。我翻来覆去地读，后来纸张都翻烂了。科斯提出了一个新的角度，那时候所谓的外部性问题，有很多表述，讨论不同种类的外部性。科斯说，这些都不对。他引入产权，完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问题。错归错，但《社会成本问题》对我影响很大。斯蒂格勒的那篇文章是从信息方向去看交易费用的。虽然类似的文章很早就有了，像科斯在1937年发表的《公司的性质》，关于交易成本的问题，哈耶克（Freidrich Hayek, 1899-1992）1945年发表的那篇《关于知识在社会中的用途》，也都是从信息角度看交易费用。但是这些是比较零碎的，包括最重要的那篇，即奈特（Frank Knight, 1885-1972）1924年发表的《关于社会成本的质疑》。这些文章对我影响也很大，它们是新制度经济学的先声，与后来的新制度经济学一脉相承，但早期的这些文献比较零散。而20世纪60年代则不一样。三个大师一起大声疾呼交易费用，从多个角度、不同的背景关注交易费用。新制度经济学由此而生。

 

回过头来看，新制度经济学，跟旧的制度经济学不一样。旧的制度经济学，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经济历史，第二方面就是教资本主义怎么好怎么不好，共产主义怎么好怎么不好，政府又怎么好怎么不好。后者很荒谬，没有什么学问。我不反对有些项目交给政府做，并不是任何事情都要给市场。有些事情需要政府介入，中国有很多这种例子。但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争论，资本主义怎么好怎么不好，大都没有什么意义。来来去去，都是那些东西，什么贫富分化啦，什么市场失灵啦。但是旧制度经济学的第一种，讲经济历史是好的，有价值。我认识的历史学者都学富五车。我很欣赏从事历史研究的经济学者。他们有真功夫。现在有很多经济学者对经济历史一点都不懂，博士生的训练中也不重视经济史，我觉得这是个大问题。

 

旧制度经济学消失，新制度经济学取而代之。其中主要的贡献，来自下面几个人。第一个是戴维德（Aaron Director, 1901-2004）。戴维德跟你们很有关系。你们现在新成立的中心叫科斯法律经济学研究中心。法律经济学可不是科斯首创的，也不是阿尔钦，更不是我张五常。法律经济学的创始人，肯定是戴维德。他是法律经济学的开山鼻祖。戴维德是弗里德曼的大舅子，是芝加哥学派的元老。他一生不写文章，家里没有电视，穿来穿去的都是一套西装。他对我的影响非常大。弗里德曼也深受他的影响。弗里德曼和我说过很多次，说他从来都没想过自己可以比得上戴维德。在弗里德曼的心目中，戴维德就是有这么高的地位。法律经济学是他首先搞出来的。科斯1959年发表的FCC文章，和1960年《社会成本问题》那篇文章都是在《法律经济学杂志》上发表的。戴维德是《法律经济学杂志》的创刊人。没有戴维德，哪来的科斯呢？戴维德活到104岁才去世。他是大思想家，排第一位的。

 

下面讲几个插曲，让大家更好地了解戴维德。我刚刚提到了我那篇讲合约选择的文章。我去芝加哥大学讲那篇文章的时候，是1968年。我就只开始讲了几句，后面就轮不到我说话了。所有人都加入了讨论，有人骂我，也有人支持我，吵了两个小时。但是在这两个小时里，我一句话也没有讲。有人说我错，有人说我对。戴维德就坐前面，他隔壁坐的是科斯，第一排就他们两个坐着。他们经常看看我，面带笑容，而一句话也不说。吵了两个多小时后，就结束了。隔了一天，我在教师餐厅吃中饭的时候，戴维德从很远的地方走过来。他是前辈，站在我面前，我马上很恭敬地站起来。他对我说：“你昨天那篇文章是我几年来听过的最重要的文章。”然后转身就走了，离开了我。我站在那里，忍不住热泪盈眶。这就是戴维德。

 

可是那篇文章造成了很多不良影响，把卸责和其他一些无从观察的术语引入新制度经济学。当时，那篇文章的思路非常新。我手上拿着那几张纸—就是不同的合约—放在我面前。这些不是虚构的合约，而是真实世界里面的真合约。它们是南京大学的研究人员在农民手上抄过来的。不同种类的合约，我觉得效果都一样，至少差不多一样。地主为什么选这种不选那种呢？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我为此苦思冥想，废寝忘食。戴维德的一句赞扬，让我觉得所有的这些付出都值了。

 

很多人说我的佃农理论是来自科斯的影响。这不对。科斯对我的确影响很大，但影响我佃农理论的是戴维德。我是从戴维德捆绑销售的口述史中悟出来的。1963年的时候，我还没有到芝加哥，听阿尔钦说过戴维德关于捆绑销售的观点。我当时好几晚睡不着觉，因为这个问题十分有趣而费解。什么是捆绑销售呢？万国商业机器IBM，出租电脑。除了租电脑外，客户要买它的卡纸。那卡纸上打了洞，传递用的。现在早就不用卡纸了。可是那时候电脑要用卡纸。IBM规定客户一定要买它的卡纸。政府指责IBM把电脑专利权延伸到卡纸那边去。当时，只有IBM生产电脑，而好多家企业提供卡纸。戴维德不同意这个指责。但是怎么解释卡纸和电脑捆绑在一起销售呢？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

 

戴维德怎么解释呢？他的想法非常精彩。为什么IBM要求客户一定买它的卡纸？虽然电脑的卡纸到处都买得到的，但是IBM说一定要买它的，不能买别的，而它的稍微贵一点。一般人说IBM要把电脑的专利延伸到卡纸上面去。为什么这样子捆绑呢？戴维德的解释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天才之作。他的意思就是说，你从IBM买卡纸，IBM能从你用它的卡纸的数量，来量度你使用电脑的频率。我觉得他这么说是天才之笔。你租我电脑，我逼你要用我的卡纸。你买的卡纸多，我就知道你用我电脑用得多。戴维德回答了第一个问题。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天才的想法。

 

但是为什么这么做呢？戴维德说是因为价格分歧。你用卡纸多，每张纸我收多点钱，那你电脑租金不就贵了吗？月租两个机器都一样，但你卡纸用得多了之后，你每张卡纸我多赚你一点点钱，那不是等于你用卡纸多你就付多的租金给我吗？戴维德认为这是捆绑销售的原因。第一个他的解释，用卡纸的量度量电脑的使用频率，是对的。第二个答案，说是因为价格分歧（pricediscrimination），我不同意。很多年后戴维德问我，怎么看他的解释。我直话直说。靠卡纸的消费量来度量电脑使用频率，的确是天才的想法。但是价格分歧是错的。为什么错呢？比如说你买一个苹果，一块钱。我买个苹果，也是一块钱。你吃了五口，把剩下的苹果给扔了。我吃了十口，才扔。那我每一口的价钱，就等于你的一半。那你付的价格不是贵了我一倍吗？如果这样算的话，价格分歧到处都是。听完我的解释，戴维德说：“你说的对。我一直都觉得价格分歧这个说法有些不对劲。可是，不知道错在哪里。”我说应该把捆绑销售看作是维修保养的合约。那个时候IBM不准你自己找人维修租用的电脑。它提供担保，负责维修。如果电脑坏了，客户打个电话，IBM马上就派人过去。他们包维修保养。电脑用得多，维修费用就高。所以，通过卖卡纸给客户，IMB就征收了维修费用。捆绑销售就算是维修保养合约。这到底对不对，起码我有一个解释。后来，我没有再继续跟进。

 

总的来说，我的佃农理论的起因不是科斯定律。科斯对我的影响深远，绝无疑问。但是我佃农理论的构思，来自戴维德的捆绑销售。因为他说，捆绑销售的合同有结构性，不是一个简单的价格合约。租电脑看似简单，但卡纸也包含在内。整个合约的精彩就在卡纸上。从中，你可以看到整个合约的结构性。等到我写佃农理论的时候，我不得不从结构上去想。因为分成合约里没有租金，也就没有价格。合同一定有结构性。所以合约的结构是由我首先推出来的。其实戴维德比我更早。所以讲新制度经济学的来龙去脉，离不开法律经济学。而法律经济学是戴维德开始的。不是波斯纳（Richard Posner），也不是科斯。

 

如果说新制度经济学的第一号重要人物是戴维德，那第二号人物就非我的老师阿尔钦莫属。可惜阿师没有把他重要的思想写下来，至少写得不够清楚。阿尔钦把竞争跟产权挂钩，把市价跟竞争挂钩，都是天来之作。评价用价格来决定胜负的竞争的准则，他说，价格决定什么，比价格该怎么决定更重要。价格决定谁胜谁负。阿师的这些想法，在课堂上讲授给了他的学生。可惜，与戴维德一样，他没有把他的思想仔细地写下来。他们都开创了各自的口述传统。我当时坐在他的课堂上听，我多次从头到尾旁听他的价格理论，不断地听，然后跟他讨论。我的经济学就是这样学来的。我的很多想法也是从阿师那里得来的。

 

第三个人物就是科斯。科斯1937年写的那篇《公司的性质》开新制度经济学之先声，后来对新制度经济学的影响至深至远。但是他对产权的分析，在阿尔钦之后。阿尔钦在产权方面有很多想法。他在课堂上讲来讲去，但是不敌科斯说的一句话。科斯说，权利的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前提条件。科斯也很幸运，他考虑产权的时候，是在研究音波频率。而音波频率看不见，摸不着。如果你看到的是一块地，一群耕牛，你很难想到权利界定。但是音波频率方面呢，没有任何外观的物理特征，如果不界定，是不行的。科斯的伟大，就是他的坚持。科斯一旦认准一个问题，从不肯放手。他的顽固很恐怖。他从不轻言放弃，考虑问题周全而填密，由表及里，由浅入深。这就是我知道的科斯。我正好相反。我是快刀手，思绪飘逸，转来转去，天旋地转。科斯不是这样子的。他想到一个问题，绝不放手。他想问题，夜以继日令人佩服。

 

下面接着就该讲戴姆塞茨了。受科斯的启发，戴姆塞茨在20世纪60年代末写了几篇好文章：“Toward a Theory of Property Rights”（1967），“Why Regulate Utilities?”（1968），“Informationand Efficiency: Another viewpoint”（1969）。后来，我对戴姆塞茨的贡献蛮失望的。他很少从事经验研究，讲来讲去都是讲什么好，什么不好。后来经济学家笼统地认为，政府做什么都是不好，而市场做什么都好。这么空洞的说法没什么意思。

 

再接着就是威廉姆森了，他创造了很多术语，从机会主义（opportunism）到资本独特性（assetspecificity）。这里，我又要提到克莱因的那篇文章—阿尔钦也有份，第三个作者是罗伯特·G.克劳福德（Robert G. Crawford）。他们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几次传文稿给我。从开始我就反对这篇文章，它代表了新制度经济学很糟糕的一个发展。那篇文章里面提到勒索的问题和恐吓的问题。我在1969年的文章《合约的选择》里写到卸责。跟着，1972年阿尔钦和戴姆塞茨，就以卸责为主题写了篇AER文章。其实卸责和恐吓是类似的。说到恐吓、勒索这方面，克莱因他们那篇文章怎么说呢？在早期的文稿中，他们说有家石油公司，输油管是自己建，租运别人的油船。他们的解释是输油管有很高的资本特殊性。如果不是自建的输油管，一旦建成后，租用方不续租的话，问题就大了：因为输油管是固定的；而油船不是固定的，没有位子的问题。所以炼油厂要租运油船，建自己的输油管。我当时是美国6家石油公司的顾问，很熟悉他们的情况。我就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情况不是这样的。所有的大石油公司都有自己的运油船。而且，租用运油管很普遍。这跟他们说的正好相反。然后呢，他们在下一版的文稿中就把那个例子给划掉了，而没有改变任何理论。这不是做学问应该有的态度。所以，我反对用勒索、卸责来解释经济问题。从本质上说，这些都是看不到的东西。你怎么知道我勒索呢？你又如何验证呢？接着就发展到威廉姆森的机会主义，这是1975年的事情。全部都是那些看不见的术语。跟着就是博弈论。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新制度经济学沿着这个方向发展，一直到今天，输得一败涂地。

 

以我来看，新制度经济学下面的发展要走回头路，回到交易费用上。交易费用最重要。科斯是领军人物。现在的挑战是，怎么把交易费用放到制度分析里面去？交易费用起码在原则上是存在的，它真有其事，原则上是可以处理的。

 

我下面说一说我处理交易费用的一些经验和体会。外面的世界很复杂，我们的理论要简单。第一，需求定律。经济分析不可以没有需求定律。没有需求定律就没有经济学。也就是说物价下降，需求量弊端上升。第二，成本的概念。成本是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不可或缺。第三，竞争。就是这三个概念是必需的。其他很多东西都可要可不要。什么生产函数、效用函数都可以不要。把这些看不见、无从观察的术语去掉，经济学会简单很多，而且有想象不到的解释力。

 

更困难的挑战是如何把交易费用加进去。我的选择是，当把交易费用加进去的时候，一定要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我个人认为这就是新制度经济学的主要贡献。经济学要解释行为，解释经济现象，必须牵涉到制度。社会总是多个人组成的，一个人那就不是社会了。社会必定有制度。在社会里，权利需要界定。产权这些问题都是因为我们生活在社会里。所谓制度经济学，就是研究社会的经济学，社会不是鲁滨逊的世界。传统的马歇尔（Alfred Marshall, 1842-1924）的处理方法不讲交易费用。马歇尔用长线短线来分析，撇开了交易费用。但是科斯说，我们不能避免交易费用。怎么能避免呢？你既然不能避免，就要把它放进分析框架中去。怎么放呢？你一定要想办法，推出可以验证的假说。戴姆塞茨说，有了交易费用，任何制度都可能是帕累托最优，但是这样的说法解释不了什么东西。如果你要解释，你一定要做到一个能够被事实推翻的假说。说到新制度经济学，我们要明确，经济制度是不可或缺的，交易费用也不可或缺。而制度的重要，是因为我们生活在社会中。就是说，鲁滨逊一个人的世界我没兴趣。

 

社会中必有竞争。我们面对竞争这个局限，怎么加交易费呢？我认为，对于复杂的理论，很难把交易费用加上去。我不是没有学过复杂的理论。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复杂理论我永远都考第一。那些理论看上去，很科学，有模型，用数学。但是没有什么用。因为复杂理论中，你很难把交易费用加进去。如果能放进去，就会非常漂亮。我举个例子。我曾经写过两篇文章，投入少，回报率高。第一篇是《蜜蜂的神话》（Fable of the Bees）。科斯很喜欢那篇文章。而那篇文章我只花了3个月就完成了，相当于天才的水平。从去蜂园去找资料，到写好交出去，也不过3个月的时间。我写第二篇，所花时间更短，不到两个星期，这就是《座位票价》。你们是不是觉得好的座位，通常是先卖光的。次级的票呢，通常都会有空位。这问题就是说，好的座位它的价格是偏低的。这不太适用于国内的情况。因为好的音乐会，高的票价都是用来送礼的。既然是送礼的票价就订得很高。这是另外一种现象。可是在国外呢，送礼的情况不多。好的位子的票价是偏低的。它当然是比差的位子要贵，但是它价钱还是偏低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我的解释很简单。因为贵的票先卖光了那边就没有空位了。那么买便宜位子的人，在开场以后，就不会去抢那些空的而价格贵的位子。也就是说，好的座位定价偏低，是为了防止这个问题。它的位子都卖光了，没有空的让便宜位子的人去坐。因为座位监管有费用，观众买便宜的票而想要去坐贵的位子，这就存在监管费用，这就是交易费用的问题。假如贵的位子先坐满了，那就省了监管费用。这个解释很简单。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我怎么去验证呢？我就花时间在电影院、剧场，到处看。结果，我的推测是对的。我的这篇文章后来被人引申，去解释什么效率工资，也因此而拿了诺贝尔奖。其实他们误解了我。我是说，交易费用包括监管费用、量度费用等，是可以分析的。这样的经济学很有趣。假如大家读我现在刚出版的《经济解释》，很厚的那本书，里面来来去去都是这些有趣的解释，都是用不变的价格理论，解释变化无穷的外在世界。

 

在写《经济解释》的时候，很可惜，有些内容我不敢写进去。譬如说拍卖行，还有一些欺骗行为。我只要写进去，一定被别人告，打官司就麻烦了。但是，这些现象很有趣。我的理论可以解释收藏品市场。出土文物的市场，假如你不研究交易费用，你没有办法能够解释这些交易。一旦引进交易费用来解释这些市场的话，非常精彩，譬如我推出的玉石定律、仓库理论、收藏定律等。大家顺着这个路走下去，还可以演绎出更多更漂亮的理论。总之，一旦我们引进交易费用，也就是一个人的世界不存在的费用，那么就有很多精彩的理论。这才应该是新制度经济学的重点所在。所以我希望你们成立的科斯法律经济学中心搞这个，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谢谢。

　　

会场提问一：张教授，您好。我有一个问题。您还记得1969年您和科斯在加拿大参加的那个有关渔业的会议吗？当时有个学者提出，如果整个海洋都是一个人拥有，那么鱼会是一个垄断价格，对不对？我想问的问题是，您当时是怎么想的？第二个问题就是，为什么科斯想了两个月才肯定说您是对的？

 

回答：这个问题涉及一个有趣的故事，我还是要讲一讲。那次会议是在加拿大温哥华，UBC（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时间是1969年春天。科斯和我都收到了邀请，去参加在那里召开的渔业会议。科斯被邀请，因为他是大师。我被邀请呢，因为我写了《佃农理论》，而渔业里经常使用分层合约。为了参加这个会议，我先做了一些准备。我在图书馆把渔业的书都借出来了。科斯后来打来电话说，图书馆说那方面的书统统被你借光了，没有了。他又把我借出来的书拿了几本回去看。我是坐飞机去的，科斯不喜欢坐飞机，他坐火车去的。参会的是一大堆渔业专家，我跟科斯两个都不懂渔业。会议在一个宽敞的房间里，望出去对面是雪山，下面是海，风景一百分。当场真的是有很多渔业专家在，突然有一个人说，哎呀，下面有一条渔船。大家都围过去看渔船。我就跟科斯说，如果这些专家从来都没看过渔船，我们不用担心。如果我们不懂渔业，而那些渔业专家连渔船都没见过（全场笑）。这时，有个人就说了公海这么大，界定私产呢，需要一个人占有那些游来游去的鱼。假如公海是私有的，那些鱼的价钱，一定是垄断价格。因此公海要界定为私产是不对的。我就马上反驳说，假如全世界农地都给了我张五常，我一定租出去给不同的农民耕种。那些农民种的东西一定在竞争价格下销售。虽然所有的地是我的，但是农产品价格依旧是竞争价格，不能随便加价。科斯马上说：“你对，你对。”我当然对了，没有什么奇怪。隔了一天，他又说：“你对。”我问他：“我什么地方对？”他说：“农产品的价格，你说得对。”这就是科斯。两个月后，他还在说：“你对，你对。”我问他：“我对什么？”他说是农产品的价格。他就是不放手的一个人。但是我出名的快，快的不得了。当年在UCLA他们说，我在腰上就开枪了，但是从腰上射击，端枪就不是那么准。如果我开枪时，是把枪提高一点，我就又快又准。

　　

会场提问二：张教授您好，很荣幸能听您的演讲。有一个问题请教您。您在1982年写了一篇文章《中国会走向资本主义吗？》。我们知道，当时中国对外交往比较少。在撰写这篇文章之前，您有过一次短暂的广州之行。这么短的时间内，您是基于何种判断做出了上述肯定的回答的？

 

回答：这个推断很重要。你要知道，假如我当年说错话，我就身败名裂了。但是，你不可以说中国可能会走向资本主义。任何假说，hypothesis，你一定要肯定，或者否定。你不肯定的话，你不可能错。你说这种可能，那种可能，有什么用呢。我那本书的逻辑是很清楚的：信息费用降低，中国走出社会主义；大量合同工出现，中国改革没有回头路。所以我说中国一定会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是一定的。有什么选择呢。这是根据我的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推出来的，逻辑严谨而完整。巴塞尔（Yoram Barzel,1931-）当年说，我不同意你的结论，但是你的理论，一点瑕疵都没有，不发表真的很可惜。假如我当年说的是“中国可能走向资本主义”，那就是没有理论的，没有假说了。

 

因为这个推断，我当时饱受经济学大家的批评和指责。芝加哥的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1902-1998）—他在此前刚获得诺贝尔奖—看到我的文章后写了封信来骂我。他的那封信我还保存着。他的信很不客气，他批评我说，你怎么可以这么说，预测可不是经济学者的分内之事。贝克尔也说我错。他比较客气，不是直接说我错，而是委婉地说：“你是全世界最乐观的人！”诺斯（Douglass North, 1920-）也说我错。这些人都是拿过诺贝尔奖的。但是，很多诺贝尔奖得主不从事经济解释。他们的经济分析，不考虑交易费用，没有制度。这样的经济理论怎么会有解释力？只有巴塞尔他还没拿过诺贝尔奖，说我对，完全对，我的文章得一百分。但他也不同意我的结论。但他说：“你的理论一百分。你没有理由不发表这篇文章。”我于是就发表了。

 

现在看来，我全对。如果你们回去重读我那篇文章，你们会发现我连细节都是对的。假如当年不是这么多人骂我，我还可以推得更精彩一些。到1984年的时候，文章出新版，我说中国没有回头路走了。为什么？因为有大量合同工的出现。走回头路的成本太高，没得走了。当我强调中国不可能走回头路时，又被人家骂。但是，我的理论就是这么明确告诉我的，我该怎么办呢？苹果从树上掉下来，一定落在地上。怎么没有人骂这种推断呢？只要苹果离开了树枝，它一定下落，不会再回到树枝上，我说中国不会走回头路，在我看来，这两个推断是一样的。我1984年说得清清楚楚，因为有合同工的出现，中国改革没有回头路了。这是我用经济学解释为什么工人那么重要。好的经济学有很强的解释能力。现在流行的经济学几乎没有解释力。大家受这些经济学的影响，习以为常，看到我的推断，反而不接受，还批评我。我希望你们搞的法律经济学，是好的经济学，能解释现象的经济学，你们一定要朝这个方向走。中国这么多人才，那么多聪明学生，一定可以发展好的经济学。你们不要相信那些“黑板经济学”，搞来搞去，没有一点解释现象的能力。

 

我夸口讲一讲，我当年写下的英文文章，10篇里有8篇还存在，被人引用讨论。美国大学现在的研究生读物表中，还有我的文章。因为我的文章有趣，有解释力。就像我写的《座位票价》《蜜蜂的神话》，都很有趣。做学问要诚实，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我顺便讲一个我个人求学过程中的大转折，对你们应该有启发。

 

我在UCLA拿了博士以后，在芝加哥大学教书一年。那是1969年，我认为我是正规价格理论的专家。那时候学界前辈也都这么重视我。哈利·约翰逊（Harry Johnson, 1923-1977）甚至说我是天才。科斯最喜欢我。在开完那个渔业会议后，我开车送他去西雅图。我那时候已经决定要去西雅图了，科斯想留我在芝加哥。他说：“你将会是另外一个马歇尔。”这是很高的评价！所以你能想到，我当时已经有这样子的背景。可是，我1969年回香港去市场看工厂，我完全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我完全不明白观察到的经济现象。你们不可以想象一个物理学教授，看到日常生活中的物理现象，完全不能解释，束手无策。我在芝加哥大学，被他们捧为一颗学术新星，说我是将来的马歇尔，另外一个塞缪尔森（Paul Samuelson, 1915-2009）。但我看到那些经济现象，完全不明白是怎么回事。这个震撼令我寝食不安。我当时就觉得要么就放弃经济学，另谋职业，要不然就要改革经济学，建立能解释现象的新理论。从此，我很重视现象的细节，注重事实。看不到的东西，我没有兴趣。我抛弃那些图表、方程式和数据，远离“黑板经济学”，扎扎实实地走向现实世界。然后，我发现必须简化复杂理论。这个世界这么复杂，你不可能用复杂的理论去解释复杂的世界。你一定要把它简化。所以我的《经济解释》里面的理论很简单，但是变化非常多。经济学者要常常在外面看，政府那些资料只能做参考，否则，看了也没有用。

 

经济学家要自己跑工厂，到市场上去观察。从象牙塔出来，步入真实世界，是一个挑战，需要适应和调整。一旦你看到真实世界，你不会走回头路的。象牙塔中的很多人批评我，说我不务正业，放弃学术，那是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科斯推崇的“好的经济学”，他们没有见识过什么是有解释力的新制度经济学。我1975年开始研究玉石市场，20世纪80年代开始研究国内的出土文物。我到处跑工厂，在市场上走来走去，在街头巷尾问来问去。不谙此道的人批评我放弃学术。其实我是在从事田野调查和实证研究。了解真实世界，别无他途。你要明白那些古董、出土文物的价格，你不到街边去看去问，你怎么学得到呢？你看那些古董书，10本有9本都是以讹传讹，不知所云。

 

我自己看古董、追踪文物这么多年，我的文物收藏相当可观。我计划把我的收藏捐给一个博物馆，所售的门票收入捐出来，帮助贫困地区的小朋友，让他们安心读书。对博物馆，我有一个基本条件，我的收藏品不要请专家鉴定。为什么呢？道理很简单。这个世界哪有什么专家？中国现在突然出现了几千家拍卖行，每一家拍卖行都有十几个专家。哪会无端端出现这么多专家？我在《经济解释》里面提到，考察信息费用，要以物为本。那些所谓信息不对称，是以人为本。就是说，甲比乙知道得多。我喜欢走以物为本之路。你要研究玉石、古董，你到玉石、古董市场去看。开始的时候，看不懂。这没有关系。日积月累，才有进步。学一门手艺、做学问都是一样的道理。而且，你很快发现，真实世界，缤纷杂乱，但背后有简单的规律。好的经济学是一门既有趣又有用的学问。

　　

会场提问三：张教授您好，我觉得您是最赞的经济学家，同时也是最好的投资家。所以想问一下，您有没有在中国的证券市场上（投资），然后最近市场的表现您是如何看待呢？您是如何看待现在推行的这种注册制改革，以及中国未来证券市场的发展的呢？

 

回答：我没有投资证券市场，原因有两个。你要投资那些东西，你必须去做研究，要去找相关的信息。我没兴趣做这些事情。第二，即使我想找这些信息，我也比不上那些有钱人厉害。这些人有很多内幕消息。我也没什么兴趣得到这种内幕消息。

 

但是关于收藏品，能不能赚到钱啊，我的答案是，当然可以。但是我也搞不清楚是什么原因。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看好中国，看准了中国的收藏品价格一定上升。但是我还是做错了一些事。我看到日本经济上升的时候，他们把法国的印象派炒起来了。我以为中国也有这么一天。我于是买了一些法国印象派的作品。谁知道中国人对印象派没兴趣。为什么日本人有兴趣呢？后来我意识到，因为日本人自己本身没有文化传统。而中国自己本身有文化传统，有悠久的历史。后来我也买了一些中国的文物，当然是买中了，都买中了，而且很准。但是印象派这方面呢，我就错了。不过，最近中国人又开始对印象派感兴趣。这么多年以后，现在印象派开始在中国市场有前途了。可惜，那些我当年买的印象派呢，现在都想不起来放在什么地方了。收藏很好玩，不管你成功也好，失败也好，其中免不了运气的成分。譬如我在替一个基金投资的时候，我是看好中国的。我和一些朋友合股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投资房地产，输得精光。你跟着人家一起玩的时候，你自己没有控制权的话，就很麻烦。所以我情愿玩小一点，自己有控制权。一旦有控制权，你自己会对自己的钱负责。你投资时很谨慎，而且同样的错误不会重犯。这些学习的过程，累积知识的过程应该是最有趣的。现在国内很多出土文物不准拍卖，但国外都已经开始拍了。总有一天，国内也可以拍卖出土文物。这就会出现一个有趣的问题。你拿十件不同的文物放在那边，各自有价。你叫我把它们排列，看哪一样文物的回报率是高的。把这十样文物按回报率的高低排序，和其他专家来PK，我认为我赢的概率要比他们高。我比他们排得准，不是说我不错。因为有经济理论的帮助，我会比他们准确。这不是很有趣吗？所以，好的经济学又好玩又有用。

 

本文刊于《交大法学》2015年第3期。本文是对张五常教授2015年5月21日在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所做演讲内容的整理。演讲稿已经得到张五常教授的确认。感谢王宁教授、高薇副教授及凯原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林浩舟对演讲稿进行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