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表了两篇评论中国楼房政策的文章，是写得比较用心的作品。要求我写神州楼价的读者多，但这些日子我的集中力是在学术那方面，没有时间分析政策问题。想到正要动笔的《经济解释》卷三——《受价与觅价》——的第一章《市价的本质》，评论哈耶克等前辈对市场的看法，要指出市价可以误导，决定加进一个关于「牛群直觉」的附录，因为市场「泡沫」这个话题不能不论，巧逢北京推出楼市政策，借题发挥，写了《泡沫的阐释》，再跟着写了《贫富分化与土地政策》。

评论政策的文章历来读者多——这次两篇总点击逾百万。是吃力不讨好的玩意吧，但动笔时我的意识是要给同学们示范一下政策文章应该怎样写。不容易，有几点同学要注意。其一是笔者自己的切身利益要完全不考虑；其二是要毫无磨斧意识；其三是读者的漫骂要视若等闲。这三点，西方的学者比较容易处之泰然，可能是文化传统使然吧。还有两点比较困难，因为要讲学问上的功夫。其一是要着重于推理及解释；其二是有关的世事要知得足够。这两点，西方的学者大师也频频失误，见笑天下。

评论政策的主要困难是这类文章不是什么研究报告，不是严谨的学术论著，只几天时间不容易写出什么学问来。然而，偏偏就是这类文章作者的社会责任最大。当然，从事学术的没有本领影响世界，真正的责任谈不上。但有三个问题。其一是给人利用：是某某教授说的呀！其二给人作为笑柄：那么蠢，算是什么教授了？最头痛是第三点：你的建议刚好是政府要采用的，其实与你无干，政府推出，闯了祸，读者于是入了你的账！功劳冇你分，闯祸入你账，政策文章一般写不过。我通常是为了一点关心下笔，但说过：任何人读任何其他人的文章，不可能完全不受影响。不怕你骂，只怕你不读——应该是专栏写手的座右铭。

有时我刻意地跟同学们玩耍一下。在《贫富分化与土地政策》的结尾处我用试题的方式推出一个牵涉到广泛学问的论点，彷佛无轻重，其实我自己知道是一个有革命性的经济学思维。该试题是这样出的：

「给同学出个试题

最后我要提出另一个有趣的观察。地方政府的收入主要靠两项。其一是增值税，全国划一为百分之十七，县政府分成占该税的四分之一，即产出增值的百分之四点二五。其二是卖地的收入，县的分成占百分之七十五，不同的地区可有变化。我要说的有趣观察，是要某区的楼价上升还是下降，单是调校这两个分成率会生效。

保持县政府的总收入大致不变，提升县的增值税分成率而减低县的卖地分成率，楼价会下降；二者反过来楼价会上升。为什么呢？这会是香港中学高考的大好试题，不知内地同学的本领怎么样。」

先提供答案然后问「为什么」，试题可能出得太浅了。然而，不先提供答案读者不容易知道我要说什么。那是写到文章结尾处，不容许我大事布局一番才提出较深的问题。开门见山地提出一个新而浅的问题，读者容易注意到，反应多，而一位朋友把上述那段转到一个网页，出小奖金征求答案，听说回应者数百。

我没有细看这些回应。印象是没有一位反对我提供的答案，即是同意调校两个分成率可以使楼价上升或下跌。跳阅他们的分析，一般不是那么好。有两三位可取的，大部分是介乎及格与不及格之间。

说自己提出的有革命性应该没有夸张，但不是指上述的「为什么」那个问题。重要是该问题起自前人没有考虑过的有趣地方，继续推上去有多个层面，不浅，我自己还没有细心地想过。想到调校地区与上头的两个分成率可以调校楼价是不容易碰巧的。四十多年前我从事佃农分成研究，跟着转到竞争与合约结构的关系，再跟着是几年前苦思中国的经济制度。这背景让我从一个独特的角度看，提出一个浅问题，引以为傲不是这问题的本身，而是怎可以想到那边去！

经济学的传统，是政府抽税的分析着重于一、谁负担与谁得益（incidence of taxation），二、抽税对资源使用的经济效率（永远无效率，是浅见，而这些年行内喜欢分析理想的税制，跟解释扯不上关系）。我不管这些老生常谈，而是问：任何政府收入都要在不同部门或不同层面摊分，这摊分的方法及比率的变动会有规律地导致资产价格的变动吗？这是个新问题，而分析的范畴牵涉到权利界定与合约结构。中国的经济制度虽然还有好些不足之处，但地区之间的合约结构是我知道的一国之内最明确的，所以答案一问就冒出来。

重要的问题通常从浅到深有多个不同的层面，这里我只提供最浅那层的答案。较为深入的层面明显，但有关的分析我还没有想通，可能要让年轻的同学尝试了。

最浅那层的答案是这样的。一个地区的增值税收主要靠劳动力及知识科技的引进。要协助投资者招劳动力的兵及买知识科技的马，在竞争下地区政府可以做的是搞好公共设施及居住环境，而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是让市场提供价廉物美的房子了。地区或县的增值税分成率增加，会鼓励地区政府这样做。另一方面，地区的卖地分成下降，在边际上会削弱他们争取高地价的意向，所以楼价会偏于下调。

上述是最浅那层的分析，答案应该对。推上去的其他问题都不浅。例如我假设地区政府的总收入不变，要不要让其变呢？凭什么决定？例如我认为该接受增值税全国划一（见拙作《中国的经济制度》），但原则上地区的分成率可以各各不同，要怎样取舍呢？例如卖地的分成率地区之间应该不同（有些地区发展土地的费用高于地价），要怎样处理才能配合现有的县际竞争制度？中国的整体的人口分布要用什么准则来决定呢？

可能最大的难题，是虽然中国的地区之间的激烈竞争导致土地使用搞出了火花，成果可观，但这些地区与上层的权利界定得不够清楚。我的印象是上层时而下放，时而收回或左右。怎样界定是一回事，要稳定下来是另一回事。二者皆重要，前者是难题，不先解决中国的经济制度是无从稳定的。如果中国的层层承包不用分成制而是用固定的金额，这难题远为容易处理。但不用分成，地区之间的竞争活力会下降。分成带来较多的权利或责任界定的麻烦，可见于拙作《佃农理论》第四章与《中国的经济制度》第八节——同学们要读到字里行间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