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文章是要评审挑选才发表的。应该评审，有此必要。文章太多，其中废物无数，学报的篇幅有限，而图书馆可以容纳的面积就是那么大。这是昔日。今天，任何人可在网上开个博客，把自己的大文放进去，容量无限，读不读由人。可惜人类的眼睛时间就那么多，学者的超然之思斗不过体育明星说几句，今天所见，什么诺奖大师的博客高见只两三百点击，曲高当然和寡了。

这就带到一个有趣的问题：在数码科技发达的今天，学术文章是否还需要通过评审呢？可以支持不需要。如果一七七六年有今天的传播科技，斯密的《国富论》可在自己的博客刊登，不可能没有识货之人，他不仅在当时会名满天下，在人口的比率上他的拜服者会上升。同样，牛顿、达尔文等天才的旷世杰作，也可以在当时因为互联网的传播而立竿见影：大部分的人不会读得懂，但他们的贡献会被赏识。

另一方面，在传播发达的今天，我们也可以支持学术文章还需要继续评审。原则上，评审挑选可以节省专业人士及学生选择读物的时间，也可以协助聘用或升职的初步淘汰。无疑会有漏网之鱼，但历史的经验说，一个成功的学术发展制度，文章评审之外还有好几重网，使少发表甚至不发表文章的学术大师在顶级的学府站得住脚。上世纪三十年代伦敦经济学院的Lionel Robbins与五、六十年代芝加哥经济学派的Aaron Director是例子。他俩分别是两个学派的中坚人物。

我不是反对学术文章评审，而是反对起自美国七十年代初期而今天变本加厉的那种。一九八二年回港任职后，我见到这个早就变为胡闹的制度，在八十年代后期引用到香港来。今天，内地的大学也采用着类似的变坏了的评审制度。这是灾难性的发展。让我从自己熟知的经济学文章评审的演变说起，下期转到其他的项目去。

一八九○年，英国的皇家经济学会成立，一八九一年该学会创办《经济学报》（Economic Journal），由马歇尔主编。此后八十年经济学的学报数量增加，但主要还是靠一个主编选文章，有委员或顾问，而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因为文章投稿愈来愈多，邀请外间的学者评审开始普及。然而，从一八九一到一九七○左右，不管是谁审阅，决定发表或是否需要修改，一般是由主编一个人独裁取舍。七十年代，芝加哥经济系作过一项调查，发觉他们的也算历史悠久的《政治经济学报》，发表过的重要文章全部是由一个主编话事。他们指出有两个时期该学报用几个编辑连手处理，结果是一篇重要文章也没有发表过。

我很熟识的芝大的另一份刊物——《法律经济学报》——的创办与骄人的贡献是个好例子。一九五八年创立，五八至六○由戴维德一个人主编，虽然戴老往往邀请同事们协助阅读，提供意见，但发表及修改是由他一个人决定的。当时每年只一期的《法律经济学报》，在戴老主编下往往不准时。他认为好文章不够多学报可以等，等十年八载无所谓。后来施蒂格勒（历史上最杰出经济思想史专家）认为整个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经济文章——科斯一九六○年发表的《社会成本问题》——是戴老视为至宝的选择，那期学报等了过期近一年才出版。要是今天，科斯的大文不可能在正规的经济学报发表：太长（五十多页），没有方程式，没有图表，没有任何统计分析。

骤眼看，上述的文章评审制度跟七十年代初期开始转坏到今天的没有什么不同，其实是大幅地改变了。这转变起自六十年代后期越南战争恶化，征兵引起年轻人怨声载道。不难理解，他们反对「权威」。记得七十年代后期，《新闻周刊》做了一项大学生的成绩统计，以二为及格四为满分的考试制度，越战后美国学生的平均成绩比越战前大幅上升了几近一个整分。这显然是「权威」让步的结果。

大学里的助理教授问：「你们做正教授的老头子懂什么？为什么你们的薪酬比我们高？凭什么你们有终生雇用合约而我们没有？」事实上，当时好些大学的老头子的确有点困难：他们不懂数学，就是图表曲线也不大懂。数学普及到经济学不是那么久的事。问题是：如果把那些被认为不中用的老头子全部革职，把后起之秀升上去，又怎么了？数学可不是经济学。

学问根本没有权威这回事，但在当时反「权威」的喧闹中，大学的升职及聘请的准则逐步转为以数文章、论学报声望为依归。起初是平庸的大学这样，跟着向上一般化。这发展带来的效果，是文章的发表重视规格，因为形式如何对取录有决定性。方程式及统计技术变得风行，缺少了的是思想。数文章多少算本领，文章当然愈来愈多，学报的数量跟着暴升了。学报主编为了避免「权威」之嫌，把判断的责任推到评审员那边去。评审员呢？没有谁喜欢做，所以往往推给连一篇文章也没有发表过的研究生。今天不少后起之秀喜欢把自己做过评审的学报大名写在他们的履历表上，我这个老人家四十年前就公告天下，文章评审不要寄到我这边来！好些大学认为出书不算是学术，因为没有通过学报那种评审。

四十多年前科斯做主编时对我说，有些文章写得一团糟，但文内提出一个可能是重要的观点，作为编辑总要设法挽救。今天的编辑不会再有这种麻烦。文章规格不合，或方程式不够，或没有回归统计，或是长文，通常不会被考虑。今天的新秀也真可怜。他们要为发表文章而折腰，要数手指，名学报的文章以多为胜。但怎样过关被取录呢？他们要重视形式及规格，而往往要依照几位评审员的要求而修改，发表一篇文章的「手续」往往是三几年的事。这样一来，新秀们要采取撒网政策，让多篇文章发出去，周游列刊，希望偶尔碰中。这样做学问是不可能做出什么学问来的。

几天前一位朋友传来美国某大学某教授的某科的读物表。文章二十九篇，我的旧作占五篇。真的老了，因为我被选中的最新一篇发表于一九八三。那是二十八年前。两年前另一朋友传来另一间大学的另一科读物表，内里的文章全部是古文物！我占三篇，奇怪地变为最年轻的人，因为最新一篇发表于一九九八。那是美国西部经济学会的会长演辞，学报发表无须评审。

不知是谁发明的，以中文发表不被认为是学术。老人家自己盘算，以中文写下的经济学贡献要比英文的多一倍以上。再与世无争，你不懂中文不读算了。有创意的真理埋在地下三尺，总有一天会被挖掘出来，何况神州再起，中文是个好语言。学问的争取是为兴趣，求真理，觅知音，也要对自己作个交代。其他不要管。今天的学报评审制度是再不鼓励甚至不容许这样的治学态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