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经济的十一项建议-张五常的财新博客-财新网

各位同学：

二〇一六年一月十六日，我以《中国的经济困难要怎样处理才对》为题，在广州中山大学博学同学会讲话。当日天大寒，讲得不称意。三月十九日作补充，综合为十一项建议。

引言：朱镕基时期前车可鉴

大家记得，一九九二年的春天，邓小平先生南下，跟着中国的经济开放转到长三角那边去。长三角的大事改革起于一九九三年初，比珠三角迟起步十多年。然而，约七年后的二〇〇〇年，在所有重要的经济数字上，长三角超越了也发展得快的珠三角。这是不容易相信的经济奇迹，但确实是发生了。当时掌管经济的朱镕基先生，每年都说增长率保八。他错，我的估计是每年的增长率远高于八。证据有三。其一，珠三角的增长率当时是明显地高于八，但在七八年间竟然被长三角超越。其二，劳工的人均收入，从一九九三年起十四年上升了约八倍。其三，庞大的流动人口出现，几年间四个工作年龄的农民有三个转到工商业去。这些流动人口的收入大部分没有算进国民收入。当年中国的国民收入是低估，今天却变为高估。后者的主要原因，是大跃进期间采用的指标制度，这里那里今天还存在。不达标没有奖金，地方干部要怎么办呢？

一九九三年的春天，中国的通胀率达百分之二十五。该年五月人民币兑港元的黑市汇率是1.50：1.00。一九九三年五月二十一日，我发表一篇题为《权力引起的通货膨胀》的重要文章，指出众说纷纭的、要约束人民币的货币量没有用处，因为当时的通胀是高干子弟凭他们的借贷权力搞起来的。贪污远比今天严重。我那篇文章力陈权力借贷一定要铲除。我也建议当时的人民银行改为中央银行，不从事任何借贷或商业活动。

朱镕基先生一九九三年七月一日接管人民银行，两年后改为央行。他当时的言论跟我的《权力》一文说的大有雷同之处，但他的处理方法让我学得很多。不到四年，人民币的通胀率从百分之二十五下降为零，跟着是百分之四左右的通缩。一九九七年七月亚洲金融风暴出现，一个月后几位北京朋友约我在深圳会面。他们对国家当时的情况非常悲观，但在研讨中我突然间乐观起来。灵机一触，我解通了亚洲金融风暴的密码。为恐增加市场的波动，没有说出来。

事情是这样的。一九九三年朱镕基把人民币勾着美元，人民币量的增长与外资的进口量挂勾。不到四年，那奇高的通胀率下降为零，然后转向通缩。当时其他的亚洲小国也把他们的货币勾着美元。美元与人民币可以看为是两艘巨舰，互相勾着。其他亚洲小国的货币是小艇，也勾着美元这艘巨舰。一下子中国这艘人民币巨舰从很高的通胀转为通缩，其他小艇不能不纷纷断缆。大约十年前，我把这个简单的亚洲金融风暴的解释跟一位央行朋友说了。他拍案叫绝，说他们当年想破脑袋也想不出因由。事实上，所有西方的专家对该风暴的分析一律胡说。

跟我这次讲话有重要关系的，是九十年代中国的经济困难甚于今日，但经济增长率却冠于人类历史。当时因为通缩的出现，上海楼价跌了一半，深圳跌了七成。朱镕基大事肃贪，也是约束吃喝和打高尔夫球。为什么当年中国的经济飙升，今天我们却遇上困境呢？

应该是几个原因的合并吧。其一是朱镕基这个人。要管的他管得紧，其他可放则放。劳工合约的自由难得一见。不仅没有谁管什么最低工资，雇主解雇一个月通知，员工辞职立刻可以；产品市场的自由是我平生仅见。其二是当年的利益团体远没有今天那么多。其三，当时可以开放的空间远比今天为大，其中最重要的是让人口自由流动。几年间工作年龄的农民四个有三个转到工商业去。其四是二〇〇一年中国打进了世贸——这点美国的克林顿总统帮了一个忙。其五是二〇〇〇年中国的地价开始上升，容许地方政府把国企连土地卖出，利用卖地的钱遣散国家职工，改制为民营。

最重要是第六点：一九九四年起中国的县际竞争制度开始形成。十年前，在七十生日的宴会中，我说中国的经济制度是人类历史最好的制度。这句话被人批评是狂言。做学问我是个非常认真的人，怎会胡说呢？一九九七年，我为父亲研发出来的抛光蜡到昆山一带找工厂用地，是小额投资，遇到不同地区干部抢生意，其激烈使我大开眼界。我要到二〇〇三年才知道土地的使用权力落在县的手上，于是咬定县是地区激烈竞争的主角。到四年后的二〇〇七，我才解通这竞争制度的密码。详细的解释可见二〇〇八年发表的《中国的经济制度》。

今天中国遇到的经济困难没有九十年代那么严重，但上述的六点弹性调整我们今天是没有了，是以为难！下面的十一项建议要是能一起推行，应可拆解。

十一项建议

今天我要提出的十一项建议如下：

（一）新劳动合同法一定要取缔或替代。此法是中国经济发展从极盛转向疲弱的导火线。因为此法，二○○八年我说清楚，中国的成功改革只有二十九年，不到三十年。我发表过十一篇文章，大声疾呼，力陈该法会是中国经济发展从强变弱的转折点，皆如石沉大海。不久前楼继伟先生说该法要修改。这不对，该法要撤销，或以私订合约替代，不要改。

我研究经济超过半个世纪，被西方誉为合约经济学的创始人。该洋洋九十八条的劳动合同法是从西方抄袭过来的，百鸟归巢，乱抄一通，合同或合约的用途何在他们没有考虑过，是悲剧。我们要知道劳动力或生产要素合约是一种产品市场合约的替代，用以协助谋取分工合作可以带来的巨利。该合同法大幅提升了分工合作的交易费用，使工厂纷纷拆细，也使外资见而生畏。虽然不少地方干部招商时说不执行该法，但打起官司法庭要判案。恐吓或勒索的行为无数，受益的是一些小律师及专于搞事的人。一般不会推到法庭那么高，以小款和解常见。当然，该劳动法对从事高档产品的大机构为祸较少，但高档的发展不能没有低档次的在下面支持。

我的建议，是采用合约退出的方法来逐步替代政府的劳动合同法。这是说，劳、资双方可以选用私订的合约，你情我愿，条件如何政府不要管。凡有私订合约的，政府的合同法无效；没有私订合约的，该法依然有效。

（二）不要让社保毁灭中国的文化。社保也是从西方抄过来的。在美国，他们的社保有两次近于破产。我们要知道他们的文化跟中国的不同。在美国，子女读大学往往要向父母借钱，而父母老年衣食无着时，子女往往不救。社保因而有其需要。中国呢？我们论孝，而子女不在亲朋戚友会照顾也是我们的文化传统。我认为这些是中国文化的美德。“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悲痛西方没有听过。

中国的孝道文化可见于三千多年前的甲骨文。我的阐释，是论孝可以减低社会的交易费用，所以历久犹新。听说有一位海归的经济学家反对中国论孝。此君读得太多番书尚属难怪，连交易费用也没有听过却奇哉怪也。

还有一事。在西方，社保投资的平均回报率一般远低于市场投资的平均回报率。原因何在不好说。撤销社保工资会增加，让受雇者自己储蓄与投资是正着。

我最担心的，是连文化大革命也革不掉的中国孝道文化，有朝一日会灰飞烟灭，被从西方引进的社保不革而掉！社会的交易费用因而提升，天伦之乐变为陈迹。这是严重问题。文化这回事，不可以招之即来，如果中国的孝道因为引进西方的社保而消失——持续下去一定会消失——在今天的世界，会一去不返。那是谁的责任？我在这里勒碑志之！

（三）要让内地市场保护文物。这几年我为见到中国的出土文物在国外的拍卖市场大量涌现而感到心痛。不是不喜欢见到老外欣赏中国的文化，而是知道文物的大量外流是因为北京不容许这些文物在自己的市场成交。

我当然不赞同盗墓的行为，但公有的土地是无从禁止的。据说文物出口不难，因为海关人员分不开孰真孰假——事实上假货不少。容许出土文物在内地市场成交会鼓励这些文物留在中国。这也会鼓励盗墓。但土地公有是一个大麻烦，无从拆解。

这些年北京重视——非常重视——中国的文化与文物，是好事。源于地下市场，今天内地有很多民营博物馆展出不少出土文物。想来爱国之心，人皆有之。要鼓励这些文物多留在国内，我想不到有什么方法能比得上放开内地的文物市场，让市价挽留。再者，喜欢研究或欣赏中国文化的人，拿着一些实物在手观摩是远胜到博物馆隔着玻璃看。

（四）灰色地带目前不要管。说起中国的文化，宴客与送礼都是我们的文化传统，远比西方来得夸张。想想吧，跟美国的朋友一起到餐馆进膳，结账不仅各自付钱，就是小账也分得一清二楚。中国呢？我见过互争付账而打起架来！过年过节的红包与送礼的慷慨不仅老外闻所未闻，就是香港人也没有那样夸张。

目前的问题是因为肃贪，北京大事约束送礼与宴客的行为。我曾经提出在县际竞争的制度下，地方干部与投资者是合伙人，送礼与饮食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起了一个重要的作用。

这里我们不能排除一些宴客与送礼（尤其是后者）属贪污行为，而在贪与非贪之间有好一片灰色地带。我的建议，是在目前的经济困境中，这灰色地带北京最好不管。我们要等经济回复到十年前的活力，才考虑这灰色地带要怎样划分得清楚一点。

还有一事。我们知道有些非常能干而对国家作出过大贡献的干部被关了起来。但中国的文化传统有将功赎罪的说法与典故，在经济环境雾霭沉沉的今天，我希望习近平先生考虑一下“将功赎罪”这个中国文化传统。

（五）县际竞争的奖金要补充。中国的县际竞争制度的优越性曾经冠于人类历史，我曾经花了四年研究，写过一本小书解释了。目前的一个重要麻烦，是作为奖金最重要的源头——空置的土地——今天是愈来愈少了。给干部们大幅加薪是走新加坡与香港的路，中国目前办不到，就是办得到也不会有奖金制那样有活力。北京应该不难想出其他增发奖金的方法。

这里我也建议北京考虑索性把近于一个商业机构的县改为源于英国的公司制。今天在美国，无数的城市皆以有限公司的规格与法律处理。这不是浅学问，源于英国，为的是要划分清楚城市与上头之间的权利与任务。但西方的城市公司只限于处理公务，不做生意，虽然在法人与法律的规格上跟做生意的有限公司相同。我们知道作为一个重要的经济单位，中国的县有很悠久的历史。在这里我建议试行中西合璧，让县受到一家有限公司的规格与保护，说不定他们可以各自想出自己的奖金制。只要他们管理得宜，市与省上头有合理的税收，就放他们一马。

（六）让医生挂牌会牵一发动全身。尽管不少朋友向我们投诉，但比起西方，我认为目前中国的医疗制度不是那么差。然而，明显地，那常见的、动不动要露宿街头或请黄牛轮取挂号的现象绝不可取。何况大多数的求医者只是感冒等小病，用不着跑到医院那么夸张。

我建议容许私营（内地称民营）的医生在医院之外挂牌行医，也容许私营（民营）的化验或检查室商业化。这些会大幅减少医院的挤迫。原则上，理论说，一般的小病，私营的收费是医院的收费加轮取挂号的麻烦所值。这样一来，同样的政府资助，公立医院的医生与护士会因为人手减少了而加薪，红包的需要就减少了。这也是说，同样的政府资助，排队挂号的时间浪费的所值会转到医院的医生及护士的收入那边去。

医药方面也有很多问题，半真半假的药物，会因为有私营的竞争而减少。要记着，不要引进西方的医疗保险制度，因为这制度的主要成本是律师费！我认识一位朋友被医坏了，打起官司，胜诉，所获赔偿八成归律师。水出鱼，鱼饮水，这些律师费是算进了医生的收费中，即是由病人支付。另一方面，西方的医疗保险，好些时见死不救。病救，但约束药物与疗法，见病危不救。这样的文化中国人不容易接受。

（七）人民币下锚重要。我曾经发表过多篇文章，解释人民币要以一篮子物品或商品的物价指数为锚，这里不再说。要再说的是下这样一个稳定、保值之锚，以货币政策调控经济要放弃。央行的职责主要是守锚，利率与汇率皆自由浮动。货币是用作协助贸易与投资的。用货币政策来调控经济是在无锚制度下我的深交弗里德曼的发明，闯祸机会不少，而弗老认为做得最好的格林斯潘也闯大祸收场。日本的货币政策失误，一闯就祸害四分之一个世纪，到今天也不能翻身。

两年前听到央行要让人民币的利率自由浮动，但在无锚的货币下，这是办不到的。跟着就是央行频频调校利率与货币量，这些是货币政策。香港采用的，是英国十九世纪末期一位爵士提出的钞票局制度。这制度不能用货币政策调控经济，利率要跟着它勾着的美元走，货币量的变动也是被动。作为一个大国，中国不容易采用钞票局这个制度，而即使可以采用，也会被勾着的货币的国家牵着鼻子走，即是利率要跟着人家变动而变动。以一篮子商品的物价指数为锚，是一个货币独立的制度，但跟香港的钞票局制度一样，以货币调控经济的政策要放弃。

把人民币推出国际重要，因为可以是一本万利的生意。但美元、欧元、英镑等也在国际上争生意。二战前英镑雄视天下是英国成为日不落国的主要原因。中国不要操控他国，但有巨利可图的人民币生意是要做的：放一元人民币出去，不打回头是赚了一元，打回头是赚了利息。

在国际上做货币生意，跟其他生意一样，大家都希望把其他国际货币杀下马来。我建议的下锚方法是上佳的防守。

几年前，人民币势强，有明确的好面目，如果当时北京接纳我的建议，下了一个保值的锚，把人民币大手推出国际，中国不会有今天的困境。我今天认为不要赶着推出国际。先下好一个保值的锚，等到人民币回复强势，才大手推出去。

（八）撤销所有关税重要。两年前我在深圳大梅沙讲话，说经济大萧条不要从经济下滑多少看，而是要从不景多久的年日看。当时我说世界可能进入了经济大萧条，今天看是不幸言中！源于信贷膨胀然后破裂的大萧条很难处理。上世纪三十年代的美国与八十年代后期起的日本是例子。八年前起自美国的金融海啸也是。

回顾美国上世纪三十年代惹来的祸，弗里德曼说的货币政策失误是主要起因，后来该萧条历久不去主要是因为举世一起采用国际贸易的保护主义。这观点二十多年前英国大师希克斯向我提出，后来我搜查资料认为他对。

不管有没有大萧条，我历来认为中国要撤销所有进出口关税。我不仅认为中国会胜出，就是斗不过人家也有大利可图。今天纵观天下大势，中国撤销所有关税会把整个地球的经济搞起来。跟他国一起全部撤销当然是大吉大利，中国单方面先撤销也是一着好棋。这是因为以关税留难中国货的国家不会不知道，中国一旦提升进口税，他们的工业会纷纷倒闭。一个进口大国就有这样的阻吓力。再者，昔日中国的进口税是为了保护工业，今天看是保护劣质产品！北京不是要腾笼换鸟吗？

（九）撤销反垄断法。反垄断法又是从西方抄过来的。美国称反托拉斯。我曾经是美国电话公司与加州标准石油的反托拉斯顾问，认识的反托拉斯专家无数。绝大部分专家反对反托拉斯，只是有关的律师与经济学者可以从这些官司中赚取不少钱。

从我参考过的无数反托拉斯案件中，只有美国电话的“拒绝”行为有问题。困难源于很多年前，他们发明了价值连城的半导体，但政府当局不容许他们进军计算机生意，换来的是他们有电话的垄断专利。他们历来以为有这项权利，所以拒绝与竞争者合作，但一九七六年被司法部以反托拉斯起诉时，他们才知道政府给他们的电话垄断专利只是默许，找不到足够的文件支持。

三十多年前，香港的财政司彭励治问我要不要推出反垄断法。我说香港最大的垄断者是政府当局，你们要反我同意，但反非政府的垄断地球上找不到几个有经济效率的实例。我向彭老解释得颇为详尽，他同意。

北京今天要反国企或政府自己的垄断权利吗？我没有异议，但我打赌他们不会做。反民营或外资的垄断呢？我反对，因为这些垄断一般是从竞争中胜出的。把微软赶到越南去没有什么意思吧。商业的行为千变万化，是否源于垄断是深学问，要证明这些行为对经济有害，我不相信内地有专才可以做到。何况打起反垄断官司，在美国动不动需要十多年，费用奇高。中国的反垄断官司为时甚速，反映着被诉者只是要息事宁人，不愿意大手花钱跟政府斗法。目前中国的反垄断法把外资吓跑是明显的。我们要知道引进外资主要不是为了引进他们的钱，而是要引进他们的科技知识。北京不撤销反垄断法，带来的间接损失会是庞大的。

（十）鼓励捐钱是扶贫的最佳方法。中国穷人不少，扶贫重要。我认为温家宝先生撤销农业税是他在任时走的一着高棋，但我认为通过抽税来扶贫是劣着。北京要鼓励捐钱才对。

我认为很多人喜欢捐钱，甚至要把自己所有的钱捐出去，但因为种种原因不容易见到有好效果。见不到好效果就懒得捐，是人之常情。捐一百元出去，有八十块达到捐者意图的人的手或事项，捐钱的人会高兴。但所有数据显示，大部分捐出去的钱给某些人从中“落格”了，中外皆然。我知道今天在中国捐钱比香港麻烦。这方面，北京要搞得比香港更好，因为内地需要扶助的人远比香港为多。重点是要尊重捐者的目的，更重要是要让捐者见到效果。

（十一）大学制度非改不可。北京花很多钱给大学与学术研究，但大学的制度，尤其是研究院的，搞得一团糟。我们不容易明白开放改革了那么多年，就读大学的天才学子无数，为什么称得上是思想大师或国际大师的是那么难得一见。美国的大学算文章数量是当年越战惹来的祸，主要是在次等大学出现。中国偏偏就要学人家最坏的。可能要禁止言论的只是很少的一撮人，为什么要广及全部？为什么北京上头从来不管我发表的讲话或文章，但下面却左管右管？为什么中国的大学的卓越学生或研究有成的老师没有受到英雄式的敬仰？

不久前我出版了一本小书，题为《科学与文化》，细说了中国的大学应该怎样改进。我当然指责，当然骂。该书是在北京出版的，你们买来看看会知道他们完全不管我的言论。他们既然放我一马，原则上他们可以大放马群吧。

北京的朋友要知道，那些在研究院内要发展的思想与研究，没有直接市场价值的，是非常艰巨的创作。薪酬多少属其次，思想与言论要有天马行空的自由，也要有一群互相感染的人聚在一起。中国培养不出一些足以炫耀国际的思想大师，经济怎样发达也是地球上的次等市民。

学问不受到尊重是搞不上去的。我建议北京挑选三间大学，重于研究的，每间给他们几年早就预算给的经费，然后放手让他们搞。收学费与教授工资全部放手让他们弹性处理，然后几年后才聘请专家看看效果。像我这样的过来人，一间大学的斤两为何是很容易判断的。

结语：三十七年可堪回首

我是做学问的。近二十四岁才进大学读本科，博士后出道任教，三个月后升为正教授。巴泽尔在回忆中写下，我出道的第一天就是行内的产权与交易费用的第一把手。诺斯也在他的回忆中写下，我是华盛顿经济学派的创始人。提到这些，因为我曾经是一个非常失败的学生，只是后来碰着机会，让我把八位大师的学问综合起来，作为己有，然后在他们面前表演一下炎黄子孙的能耐。那是在我遇到巴泽尔及诺斯之前的事了。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在底特律的一个会议中，科斯约见我，说：“听说中国可能改革。你对经济制度的运作知得比任何人多，又懂中文，你要回到中国去。”这是一个难题。当时我在美国的工作受到敬重，石油工业的研究还在进行，有两个念小学的孩子，怎可以举家搬到香港或中国来呢？有几个理由促使我回归，其中最重要是二战时我在广西逃难，衣食无着，见到一个一个的小朋友死掉。当年一起玩耍的孩子中，我是唯一的生存者。后来遇到上面提到的机会，一发劲就打开了学问上的一片新天地。我想，既然我可以，中国的其他孩子也可以，他们欠缺的只是一点机会，说不定我可以帮他们一把。这也是为什么我对今天中国的大学制度屡发牢骚。

一九八二年五月回到香港任教，职位虽高，却不好过。我在西方发表文章不需要通过评审，他们说我靠搞关系。我喜欢作实地考查，他们说是不务正业。用中文下笔，他们说不是学问。是的，在香港工作几年后，香港某政府机构委托一个委员会评审香港的教授的学术贡献，十分最高，零分最低，我是唯一获得零分的教授。奇怪有关当局没有公布这个伟大的发现。提到这些无聊琐事，是要同学们知道三十年前的香港，与今天的内地，对学问的认识跟当年的美国有很大的差别。当然，美国也不乏无聊之辈，但那里的学术高人根本不管这些琐事。他们只着重一个学者表达的思想有没有一点新意或一点深度。对他们来说，发表的文章是多是少是无关宏旨的。

三十年前，北京还没有一个西方博士。这救我一救，因为在当时那里没有谁认为中文不是学问（今天，在内地用中文下笔也被认为不是学问了）。当年用中文下笔，我一口气写下了三本书：《卖桔者言》（一九八四）、《中国的前途》（一九八五）、《再论中国》（一九八六）。北京的朋友不仅阅读，他们盗版（使我高兴是政府当局盗版）！书中的数据很多是他们提供的。深圳派了三位助手协助，我要看什么合约他们立刻提供。北京也提供协助，带我到首钢视察他们的承包安排（我在首钢的宿舍住了两个晚上）。他们带我到杭州、温州、福州、厦门等地作实地考查。十多年后，地方干部朋友给我提供详尽数据，让我在二〇〇八年发表《中国的经济制度》。

我也有不是那么愉快的一面。如果你们细读我以中文写下的关于中国的文章，会发现我的建议跟国家后来采用的政策，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似乎不谋而合，但进入了新世纪，就变为互不相干！只有二〇〇五年二月我发表的反对出口从量税的文章，发表后商务部托人给我电话，说他们听我的，不推出这从量税。

我不是个改革者。我只是为了关心中国青年的前途而发表一点意见。从蛛丝马迹看，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我仿佛见到一点效果，但之后不再。这个有趣的转变要怎样解释呢？有几方面。第一方面是中国的经济搞起之后，利益团体多了很多。第二方面是北京的朋友变得有点未富先骄。第三方面是从海外回归的经济学者不少，而他们的博弈理论、函数分析与回归统计，跟我认为有解释用场的需求定律、成本概念与竞争含义这三者的合并发挥是完全两回事。一时间北京的朋友是感到花多眼乱了。

个人之见，从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开始，西方的经济学发展走入了歧途。无从观察的术语太多，对解释世事毫无用处，这样的研究所获传世的机会甚微。从二〇〇〇年起，我花了十四年写下长达千多页的《经济解释》，也是用中文。今天看该书可传世逾百年了。

作为一个为追求真理而做学问的人，作品能否传世非常重要。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依我建议的我当然高兴，不依我的也无所谓。名头是什么我历来不管，但作品或思想能传世，数十年来我是不断地争取的。我的《佃农理论》一九六八年发表，今天还在。一九六九年发表《合约选择》，一九七〇年发表《合约结构》，一九七二年发表《婚姻合约》，一九七三年发表《蜜蜂神话》，一九七四年发表《价管理论》，一九七七年发表《座位票价》，一九七九年发表《租管重建》，一九八二年发表《商业秘密》与《中国去向》，一九八三年发表《公司性质》——这些都超过了三十年。因为专于解释，频频验证，这些作品今天一律成为经典，在西方的研究院的读物表中常见。

今天我八十岁，走进了生命的黄昏。回顾平生，我不可能活得更丰富。一九七九年我开始跟进中国的经济改革，到今天三十七年。这期间中国的变化涛澜汹涌，风云开阖，时而日星隐曜，时而皓月千里。是那么精彩的人类历史的一个片段，而我所学刚好可以解释发生着的是怎么一回事。但我是个炎黄子孙，这里那里感情的涉及无可避免，所以我有时拍掌，有时责骂，有时大声疾呼。这些行为来得有点夸张，违反了一个学者应有的操守。

把上述的三十七年拉开来细看，我认为最精彩是一九九三至二〇〇三由朱镕基掌管经济的那十个年头。人类历史从来没有出现过在那么恶劣的环境下经济可以飙升得那么快，其速度否决了所有的经济增长理论，否决了弗里德曼的货币理论，否决了费雪的利息理论，否决了凯恩斯的通论，支持着的只是我提出的产权与交易费用理论。

做学问我是为了兴趣，追求的是真理与思想传世。外人看似乎有点无聊，也可能真的是无聊玩意，但作为学者我就是这样追求。老实说，我认为富有的人追求金钱比我更无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