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常按：《制度的费用》还有两期，重要的，但科斯百岁，要先贺老人家为敬也。）

二○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是科斯的百岁大寿，北京的一些朋友要搞一个「科斯与中国」研讨会，为老人家祝寿。我因为姊姊刚在那时访上海，要陪伴另一个老人家，不能到北京参与。科斯百岁，没有我这个最年轻的老人家说几句不合情理，北京的朋友安排了通过网络视频三地对话。

先进科技不灵光。事前试机几次，效果平平，正日的早上搞了半个小时，不能再等，听不懂，看不清。硬着头皮胡乱地讲了二十分钟。过了一天，美国时间又是科斯百岁正日，他的助手来邮说科斯很失望，因为听不到我说的，要求我通过视频对科斯再说一次。这次他听得清楚了。凭记忆再说，可能跟早一天说的有出入。太太在旁不断地要我说得慢一点。这次我分点说，较有系统，大略如下：

一、经济学有两个时期、两个地方发展得特别好。其一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伦敦经济学院，其二是六十年代的芝加哥。科斯是我知道的唯一参与过这两个重要发展的人。此外，上世纪六十年代是经济学发展最有看头的十年，而科斯是其中的一个主要贡献者。我因此认为，一百年来，在时间上最幸运的经济学者是科斯。

二、我自己的运程也不差。六十年代专注地学习，价格理论师从鲍特文、赫舒拉发、阿尔钦；科学方法师从布鲁纳与卡尔纳普。不可能有更好的际遇。一九六七年到芝大时我已经写好了《佃农理论》，对戴维德的口述传统与科斯的论著很熟。当时弗里德曼专注于货币，施蒂格勒专注于工业结构，在研究题材上兴趣跟我最相近的是科斯。

三、跟科斯研讨是自然的取向。我没有听过他的课，也不问他谁对谁错。我要知道的是科斯怎样想：为什么三十年代他会这样问，跟着又那样问；为什么他要研究广播行业；为什么他认为这点重要那点不重要。知道科斯怎样想是我能深入地体会他的论著的原因。后来他对人说我是最了解他的思想的人。跟一个思想家学习是学他怎样想，不要管其他。今天的青年不懂。

四、更重要的科斯对我的影响，是使我肯定了自己在经济学上要走的路。一九六七年赫舒拉发说我可能是另一个费雪；一九六八年夏理‧约翰逊说我可能是另一个萨缪尔森；一九六九年的春天科斯说我可能是另一个马歇尔。但我是张五常，要有自己的玩意。在芝大跟科斯研讨的两年中，最大的收获是自己从佃农理论摸索出来的合约结构与选择得到他屡次坚持为重要。（科斯是个个性很强、观点顽固的人，对当时盛行的好些理论漠不关心。他不断地鼓励我走自己的研究路向，可能因为我对斯密及马歇尔的传统很熟，只是加进交易费用及改进。）

五、思想上我也是个顽固的人。确定了自己要走的路，我一口气地走了四十多年，没有半步差池。集中在解释行为与体制运作，发展出来的是重视真实世界的局限调查，重视概念的阐释与需求定律的运用。这三方面我是走得比任何人远了，而解释及推断力之强西方的先进经济学者可能无法想象！十年前写下了三卷本的《经济解释》，今天大修会变为五卷。目前只修好了两卷，再两年可以完工。

六、回头说科斯的一百年，那是人类历史最紧张刺激的。也最矛盾：科学与技术的发展是天才之笔，反映着人类的智慧，但主义之争、政策与制度的采用，皆蠢得离奇。有谁会想到，在这个难以自圆其说的发展中，中国竟然像一只凤凰从火灰中飞起来？三十年前我首先想到，可没有想到会起飞得那么高那么快。

七、看到震撼世界的中国奇迹，科斯是我认识的最高兴的西方人。他对中国人有偏爱，认为炎黄子孙是个伟大的民族，总有一天要回到他们应该站着的位置上。一九八○年十二月，在底特律，他极力劝导我回到中国去，用中文解释经济制度的运作。一九八一年香港大学有空缺，而我在香港的母亲八十岁了，就依他吧。一九八二年回港任职，没想到，之前没有写过中文，不认为自己可以改变什么，只是好于解释，为了一点关心我写了三百万字。

八、二○○八年为科斯写好了《中国的经济制度》那篇长文，要报昔日知遇之恩，用足心机写，瘦了五磅。该文是写给科斯一个人读的，他满意，我开心，其他的人怎样赞赏或批评我无动于衷，一于懒理。

九、科斯希望他和我喜欢的经济学能在中国发展起来，是有意思的幻想。当然渺茫，但一点可以肯定：不要管是科斯的还是我的，只要能搞出一个中国经济学派，那一定是他和我喜欢的经济学。除了经济解释，我看不到还有其他可以竞争的学派出现。更何况我用中文写下那么多，写了那么久，是斯密昔日的纯文本写法，有互联网协助扩散，不可能半点影响也没有。

上述是我对科斯说的大略。他的回应，是希望能在中国搞一份中、英双语的经济学报，推广他喜欢的经济学。他认为我还是个青年！比他年轻二十五岁，相差四分之一个世纪，不是青年是什么？多年以来也总是这样想，总是这样说我来日方长。我不敢对他说中国的文化有年逾古稀这句话，说的是日暮黄昏。

最后科斯说，当年在芝大我和他的研讨只有两年，要是还有二十年就好了。太太说没有听错，他不是说恨不得昔日有二十年，而是希望还有二十年。

百岁了，科斯的身体还好，而令人羡慕是他的思想还很清晰。他构思《公司的本质》时只二十一岁，我没有听到过另一位学者能在一门学问上的执着持续了那么久。我想，一个在学问上那样执着的人，在感受上一定是长生不老的。对我来说这是重要的启示，对中国的青年应该是更为重要的启示吧。希望同学们能够明白，做学问要把自己的生命放进去才算是真的做。

回头说神州，中国的复兴无疑是炎黄子孙赠送给科斯百年大寿最大的礼物。举办「科斯与中国」研讨会的朋友制作了一本精美的画册，图文并茂，介绍科斯与中国的关系。此册也，制作得用心，制作得好，百年后拍卖不知值多少钱。但我认为他们忽略了一项：为了使科斯更开心，他们应该放进一些照片，示范着三十年前的中国与三十年后的今天。这些年，听到任何中国有改进的话，老人家就兴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