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经济制度》研讨会点滴（上）（作者：本博客管理员）

11月26～27日，我参加了在深圳举行的《中国的经济制度》研讨会，本文是记录这会议中的若干点滴。

一、会议之内

在27日的会议当天，我认为最好的发言是下午第一场的朱锡庆教授的主题发言。

事实上，前一天在等候与会者到场之时，我曾把各人撰写的文章翻看过一下，当时一眼就看中了两篇文章，一篇是复旦大学的姜建强老师写的关于张五常教授财富增长理论的综述文章，另一篇就是朱锡庆第二天发言的底稿。看中前者，是因为前段时间教授发布他最新研究所得的“财富积累的仓库理论”，文章开头约略提到财富增长（经济增长）的问题他已经解释过。于是有读者提问他的财富增长理论是什么。姜建强的那篇文章对此有很详尽的梳理，等此文发布之后也会在这里发布，以飨读者。

至于朱锡庆的文章闪烁着不少亮点，可惜就是写得太短，感觉是写得匆忙，精彩之处没有充分地展开。及至听了他在第二天的发言，发现那文章就是那发言的底稿。发言里补充了一些故事性较强的内容，显得充实多了，也有趣多了，能将文章中的亮点发挥得更为淋漓尽致。因此，当他发言完毕一下讲台，我就马上跟他说，非常有必要把这发言的内容详尽地写下来，我很希望能把它在教授的博客里发布。朱锡庆已经承诺了会以此发言为基础写一篇5000字的文章，希望他能尽快完成，让这里的读者可以一睹为快。

另外，在那主题发言之后的小组讨论中，香港大学的沅志华教授的发言也是别开生面。他以《张五常教授的ABC》为题，把要了解教授的学术思想就应该看的三篇文章、教授在学术上的三大贡献、关于教授的三个关键词，全都用ABC串起来，即每篇文章、每个贡献、每个关键词开头的字母都分别是A、B、C。虽然为了刚好凑成ABC而有些地方难免显得牵强了些——最好玩的是为了凑出三个关键词中的B，他想出了“Beauty and Beast”，引来哄堂大笑。张五常夫人诚然是当之无愧的“Beauty”，可是把“Beast”的帽子硬戴在张五常教授头上，那喜剧效果就可想而知了。——但这种方式还是很有创意，非常好玩。

我自己也参加了下午第二场的小组讨论的部分。那一场讨论的主题是“中国经济学发展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拿到这题目后我略想了一下要说些什么，才能在短短的五分钟时间内既能做到有的放矢，又不会题材太大太泛而讲不完。于是我选了一个很小、很具体、但我认为绝对是很重要的事情来讲，那就是关于经济学教材的问题。我发言的内容大致如下。

我不知道中国经济学发展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但我想接下来我要讲的问题一定是重要的事情。我不承认自己是一名经济学家，我只承认自己是一名经济学教师。因此我要谈的是经济学的教育，而且还是这里面一个很小、很具体的问题——经济学的教材！一直以来，我年复一年地给大一新生上经济学的课，第一个学期上微观，第二个学期上宏观，因此对这方面的问题我是深有体会。目前经济学教材最大的问题，是错误太多。这不是人们通常批评的国内教材胡编乱写的那个问题，而是包括从国外引进的著名教材都是这样。比如，现在我在用的是张五常教授的老师赫舒拉发所编的教材，书中的错误依然比比皆是。每年给新生上课，第一堂课我都要跟他们讲一番话，大意是：你们从中学来到大学读书，一定要转变一个在中学里养成的根深蒂固的观念——那就是教科书上印的东西都是对的，是金科玉律！可是我现在要告诉你们，教科书的东西其实很多是错的！但是，尽管我已经给学生打了这样的预防针，在接下来的讲学过程之中，我不断地说这里错、那里错，有学生忍不住跑来跟我说：“老师，我们换教材吧！这书那么多错！”可是我只能跟他们说：“这已经是我们能找到的最好的教材。所以，你们要做的不是换教材，而是第一次上课就跟你们说过的，你们要换思维！”话虽如此，作为学生，他们还是很依赖教材的，这毕竟是会给他们带来很大的混乱。所以，现在我指望的，只能是张五常教授的《经济解释》能尽快地修订完毕，然后把三卷合成一本书来出版。字体可以小一点，纸张可以大一点，排版可以密一点，最重要的是价格要低一点，好让学生的负担能轻一点，能买得起这书作为教材使用。

上述内容刚好五分钟讲完。然而从台上下来之后我再回想一下，才发觉还有一些内容本来想讲的，但已经没有足够的时间让我把它们加进去。这主要有两点。

第一点是在我们这场小组讨论之前的那场小组讨论后，有一段时间让在场的听众提问，其中一个是来自香港的学生，他的提问是香港中学的会考内容要改了，可能会把张五常教授所主张的经济学的内容改掉，那以后他们要怎样才能继续学到张五常经济学。与会者中的香港科技大学的雷鼎鸣教授自告奋勇来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是负责修改会考内容的委员会中的一人。他说，现在他向政府作出的建议是这样的：微观部分不要改掉张五常所主张的内容，宏观部分则应该砍掉凯恩斯、砍掉IS-LM。

当时我听了这一问一答，就想着要在接下来的发言里也回应一下这位香港的学生。可是因为那是后来才想着要加的内容，到真的讲的时候就忘掉了，顺便就在此文里补充回来吧。其实在我自己的教学过程中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前已述及，经济学课程的安排一般是上一年的课，第一学期上微观，第二学期上宏观。可是宏观里的错误比微观更多，值得讲的东西更少。以前也跟朱锡庆讨论过这事，他说他的做法是只保留宏观里关于货币理论的部分，其它一律砍掉。受他启发，后来我也作了类似的安排，但这样就会造成宏观的内容太少，讲不满一个学期。而另一方面微观的内容则太多，往往一个学期讲不完。于是我自己作了调整，第一个学期只讲需求定律、消费者理论、生产者理论、市场结构这四部分，要素市场及其以后的部分就放到第二个学期才讲。这样微观的分量大概占到全年三分之二的课时，余下的三分之一课时分配给宏观。宏观只讲货币理论，失业的问题并进要素市场那部分去。至于凯恩斯的其它理论，我倒认为不能完全不讲，而是应该作为批判的对象介绍给学生知道，因为毕竟财经新闻、报刊里大量出现凯恩斯提出的概念、理论，完全不讲是无助于学生不受那些混乱的报导和错误的分析影响，以正确的概念和观念来理解重大的财经事件的。所以在从微观转入宏观的一开始我会花些时间讲思想史的发展，讲凯恩斯的东西是怎么经由经济大萧条而进入人们的视野并走红，讲1970年代的“滞胀”如何开始让人们看到凯恩斯的问题所在，讲货币学派等反凯恩斯主义的流派的兴起、带动为宏观补加微观基础的思潮、并影响了1980年代美国的里根总统和英国的撒切尔夫人所主导的经济改革……

第二点，是尽管我在发言中已经清楚地讲了，经济学教材里错误连篇的问题不是国内教科书粗制滥造的那个问题，而是包括国外引进的教材也如出一辙地错。但时间所限我没有举例说明是些什么样的错，于是很多听众还是误会了，还是以为我用的是国内的人编的教科书质量不高，甚至还有以为是印刷出了错的，或以为是翻译翻得不好的。

茶歇的时候，很多听众来跟我谈论这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茅于轼老先生，显示了他对莘莘学子的关怀之情，让我很是感动，在此要特别的向他致谢。但他还是误会了，我于是向他逐一地举出教科书里错误的例子，在此期间科斯的助手王宁也加入进来探询具体情况，所以我对他们的解释比较详细。

需求定律和消费者理论的部分错误倒不多，主要在于“吉芬物品”和“基数效用”这两点，严格来说也不算是错，只能算是比较肤浅。这一部分的问题不是因为有错，而是因为讲的内容用处不大（尤其需求定律的部分最为明显，只讲了一些表面之极、肤浅之极的内容）。

但是进入生产者理论，错误之多可就是俯拾皆是了——固定成本的概念，错！把成本分为短期与长期，错！平均成本曲线U型的解释，错！规模收益有递增、不变、递减三种可能，错！（逻辑正确的只有规模收益不变一种情况，详细解释可见弗里德曼的《价格理论》。）最离谱的错是很多教科书在生产者理论一开头都要大讲一番为什么会有企业，经营者、所有者的分离等等，后面接下来讲的却是生产函数、成本理论。这明显是把“Theory of Firm”和“Firm Theory”混为一谈了。生产者理论是把企业当黑盒子处理，研究的其实是投入-产出的技术性问题，以前一般译作“厂商理论”，属于微观经济学的范畴。而“企业理论”研究的是企业的组织问题，属于制度经济学的范畴。二者根本不是同一回事，却混为一谈。以前我见到国内的教材犯这个错误，还以为是中国人看到“Theory of Firm”和“Firm Theory”如此类似的英文而产生了混淆。直到看见赫氏的教材也是这样写，才明白原来这混乱其实就是直接从美国传进来的。

而市场结构的部分，在垄断那一处，更是错漏百出的“重灾区”！最近我才刚刚给学生讲授完这一部分，几乎花了一个月的时间，从垄断的概念、垄断的成因、垄断那所谓的“垄断利润”是不是经济利润、垄断是否造成deadweight loss……无一不是错得让人有“惨不忍睹”之感。（学生向我提议要换教材的事情就发生在这一段期间。）

茅于轼老先生和王宁之后，又有两位与会者问我，为什么不选用原版教材？比如平狄克的、斯蒂格里茨的。我只能回答他们：“这些人编的教材也是错漏百出的。如果你们不知道，那就是你们也学了错误的东西，也被误导了。”他们不服气的说：“他们怎么会是错的？你说是错的就是错的吗？”我已没有心思再跟他们分辩下去，摆摆手掉头就走开了。说出那样的话来的人，只能说明他们连张五常教授的《经济解释》都没看过——不是看了没看懂，而是完全没有看过！在没有共同语言的情况下，片言只语之间是不可能向他们解释得清楚的。

直到第二天，张五常夫人的妹妹也来问我，说经济学的教科书真的是那么多错吗？因为在她所熟知的理工科里完全是不可思议之事，只有文史类的学科才会有的现象。可惜，一向标榜为最接近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的经济学，只是披上了一层数学的外衣，弄到最后原来其实不过是一件皇帝的新衣。

后来回想此事，我还想起了那天作为压轴戏码的张五常教授的演讲里的一段话。他那段话的大意是，给他出版国内简体版的中信有一个他认为是错误的期望，那就是中信认为《经济解释》会在北京的大学里热销。教授却认为不会。因为那里大量聚集着的是海归，他们不可能接受《经济解释》，因为这等同要他们承认其毕生所学全盘错了。教授所期望的，是那些没有机会出国读书的同学，他们才有可能是没有成见的人。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