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〇一九年十二月十日在深圳的讲话

 

为什么中国要推出零关税？因为人类文化历史数千年，只有今天的中国有机会促成举世零关税的发展

 

各位朋友，

 

几天前我度过了八十四岁的生日。六十年前，快二十四岁，我进入洛杉矶加州大学读本科。中学没有读好，可幸当年美国的公立大学一般对超龄学生的取录较为宽容。我当然知道自己需要拼搏了。六十年是一个甲子，能在一门学问上拼搏那么久而还维持有可观状态的人应该不多吧。

 

少年时，因为读书失意，我在父亲的香港商店工作了三年，再到加拿大混了两年，才进入大学。超龄六岁，但比同学们多知世事，学经济我算是带艺求师了。没有听过有其他学子比我幸运。从加大本科到芝大博士后的十个年头，二十世纪下半部的约三掌之数的经济学大师我差不多都认识，其中八个喜欢指导我，而我是个中国人。说是种族歧视没有错，但那是倒转过来的。一九六九年的秋天正式出道，到了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只三个月他们无端端地升我为正教授。

 

读本科我让同学先起步六年，但升为正教授却比同事快了十二年。这不奇。奇怪的是际遇：能结交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近于所有的经济学大师的，我是最年轻的一个，而当新制度经济学兴起之际，我是站在正中心的人。不是说最重要的是我，但搞起这思想范畴的几位参与者中，我是唯一的阿尔钦的入室弟子。不懂阿尔钦，竞争这个重要理念的掌握免不了要弱一点了。

 

做学问要把生命押上去

 

比我厉害的人不少。比较特别的——可能只我一个——是从一九六九年进入华大开始，我决定不再读他家的作品。我认为一个人有读书的时候，有独自思考的时候，而独自思考时最好不读。不读他家不是说我不知道他家。经济学的发展有什么风吹草动，同事之间总会提及，或问我意见。我通常的回应是：蠢到死！这可能是杨小凯说我的人际关系搞得不好的原因。但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大师喜欢教我呢？从五九到六九的十年寒窗苦读我读得通透，之后决定不再读是因为六九年回港度假，考查工厂与市场，发觉十之八九的现象我没有解释。华大的几位同事与系主任诺斯皆赞同我的不读的取向。他们认为经济学的理论到处都是废物，说我是他们知道的能把这门学问大事改革的唯一人选。

 

不是那么容易的工程。好比《经济解释》这个书名我早在一九七三年就提出，但认为要累积对世事的观察，一九八九才开始动笔，写了一章，因为母亲的病而停笔。二〇〇〇年继续，二〇〇三年成三卷，跟着的小修大修多次，从三卷变成四卷到今天出版的五卷。从二〇〇〇年算起是二十年，从一九八九年算是三十一年，从一九七三年开始推敲算是四十七年。没有选择，做学问就是要这样把自己的生命押上去。

 

思想传世是唯一准则

 

上苍的帮忙当然重要。回想一九六九年在芝加哥跟经济思想史大师施蒂格勒讨论，他说一个经济学者在创作上能见到一个峰不容易，能见到两个峰近于不可能。一般的经济学者，不管在大名学报发表过多少文章，皆无峰可言。我出道时的《佃农理论》与跟着的一系列关于合约的文章，加起来算是一个峰了。起码诺斯、巴泽尔等人是这样说——诺斯说我是华盛顿经济学派的创始人。那算是有一家之言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我转用中文动笔，加上中国的观察，是比昔日的同事多看了一个世界，到最近完工的五卷《经济解释》应该是另一个峰。这是际遇使然。可惜西方的朋友不懂中文，没有机会读到我这套重达五斤的作品。

 

从我当年受到的教诲衡量，走思想创作的路，论成败，不要从文章发表的多少或学报的高下或被引用多少这些方面看。唯一可靠的的衡量准则，是作者的思想能否经得起时日的蹂躏。当年指导我的老师是这样看的。思想能传世三十年算是了不起，五十年还在则是经典了。我的《佃农理论》是五十二年前写好的，今天还在。其他的英语论著没有那么久，但近于一律还在。朱锡庆说我的五卷《经济解释》会传世一千年——我怀疑喜欢互相残杀的人类可以存在那么久。

 

可取的国际贸易理论

 

提到上述，是因为今天我要说的关于国际贸易的话题，其理论基础主要是我在本科与硕士课程学得的。那大概是五十八年前。经济学的谬论无数，我要介绍的当然是那些我认为是有点斤两的了。让我从西方的古典到新古典的思维选出比较重要的分点说说吧。

 

（一）在理论上，西方重视国际贸易起自休谟（一七五二），清晰地下重笔是斯密（一七七六）。后者提出了两点。其一是一个国家进口的物品要不是自己造不出来，就是成本比他国的高，所以进口有利——这点无疑对。其二是专业生产与分工合作可以大幅地减低产出成本，而专业的程度是由市场的广阔度决定的，所以国际贸易重要。他指出的专业程度与市场广阔度的正面关联，上世纪六十年代芝加哥大学吵过一阵，但基本上是对的。

 

（二）一八一七年，李嘉图提出后来弗里德曼认为是经济学历来最重要的发明：比较优势定律。这定律说：两个国家，各自用同样的生产要素，产出同样的两种产品，不管一个国家的生产力甚强而另一个国家的生产力甚弱，只要两国之间能产出这两种产品的产量比例不同，两国专业产出然后互相贸易一定互相得益。证得天衣无缝，妙绝天下，这比较优势定律就成为后来关于国际贸易分析的中流砥柱。

 

（三）本来是尘埃落定了，但一九一九年，剑桥大师马歇尔出版了一本少为人知的题为《工业与贸易》的小书，内里满是复杂的几何图表，用以证明一个国家抽另外一个国家的货品的进口关税，有利可图。这就是今天同学们知道的optimal tariff（理想关税）的来源。马歇尔在该作中分析得详尽，被抽关税的国家可以回敬反抽，互相为害，以致到最后大家受损。还有的是，从马氏之作到今天，很少人会问及政府获得的关税会是怎样花。没有说明的假设，是政府抽了关税会天衣无缝地交还给购买付了关税的物品的消费者。

 

（四）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一九三三年，两位瑞典经济学者以名著提出，国际贸易，国与国之间的比较成本优势不同，是因为他们的生产要素的组合比例不同。其中的一个重要含意是，物品在国际上的进出口是生产要素的进出口的替代。

 

（五）打蛇随棍上，一九四八年，萨缪尔森用上多达七个的假设，以理论证明，国际间的物品自由进出口会导致国际间的生产要素价格相等，成为定理，英语称factor price equilisation theorem。那是说，美国的农地多，地租低；劳动力少，工资高。中国则倒转过来：地租高，工资低。如果中美互相推出零关税，在几个假设下，产品的自由贸易会导致中国的地租与美国的地租相等，中国的工资也会跟美国的工资相等。也即是说，没有移民，土地不动，在多个假设下，这两个国家的自由货物贸易会导致两国的工资相等与地租相等。废除上述的几个假设，我们大致可以说，中美互相推出零关税，在人口与土地皆不能跨国移动的约束下，自由贸易的效果，在某程度上是替代着生产要素的跨国移动。

 

今天看中美贸易战的舆论与形势，虽然特朗普总统与他的谋士不见得有多高的经济学水平，在言论中我感受到他们有点惧怕这定理的灵光会使中国的经济增长加速，导致中国劳动力的收入跟美国的看齐。这里可加进一个小插曲。上述的“生产要素价格相等定理”是由萨缪尔森与另一位学者推出来的。我认识萨氏，他曾经向我提到如下的故事。英国伦敦经济学院的大教授Lionel Robbins读到萨氏的“生产要素价格相等定理”后，说他有一个旧学生（AbbaLerner，我也认识）曾经交给他一篇功课习作，也同样地推出这个相等定理。萨氏读该习作后，同意分析与结论跟他推出的完全一样，是在萨氏之前，可惜没有发表。

 

经济学发展的灾难

 

上述的学问是五十多年前我学到的。今天的经济学有改进吗？是改退了。一些行内朋友认为经济学出现了灾难性的发展，是源于一九六九年我在一篇文章中提出卸责（shirking）这个无从观察因而无从验证的理念。跟着一九七二年阿尔钦与德姆塞茨联名在最大名的《美国经济学报》以“卸责”为主题发表了一篇据说是历来被引用最多的文章。我自己知道“卸责”这个无从观察的理念是废物，提了出来是闯了祸。跟着的无从观察的术语接二连三出现，到一九七五年威廉姆森出版的那本名著，简直是写了一本术语字典——绝对是废物——我怎样大声疾呼也阻不住。恐吓、勒索、敲竹杠等也是无从观察的术语纷纷出现。到了七十年代后期，那在五十年代的经济学出现过一阵子的无从验证的博弈理论卷土重来，大行其道，跟着诺贝尔经济学奖就是喜欢发给这些我认为一律是没有推断或解释用途的学问。

 

实证科学的真谛

 

我认为除了解释世事，经济学没有其他可取的用途。这里的要点，是作为一门有公理性的科学，经济学不仅可在事后作解释，也可在事前作推断。严格地说，有公理性的科学——如物理、生物学等——不仅可以在事后作解释，也可在事前作推断。解释与推断基本上是同一回事，正如牛顿的万有引力解释苹果离开了树枝会掉到地上去，事前的推断与事后的解释是用上同样的公理，其准确性是没有争议的。

 

我从事的经济学的事前推断能力跟物理学没有两样。一九七〇年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的经济研究院教理论时我提出的一个简单的例子，今天在国际上成了名。我说如果把一纸百元钞票放在有行人的路上，没有风吹，经济学可以推断这钞票会失踪，也可以推断在怎么样的情况下会失踪得比较快或比较慢。自然科学不能推断钞票失踪这个现象，但经济学可以。

 

一九八一年我推断中国会改走市场经济的路，给几位诺奖得主骂个半死。其实我这推断跟推断钞票失踪是用上同样的简单公理，只是那些诺奖得主不相信经济学可以有那么大的推断能力。后来是林毅夫导师的舒尔茨来信大骂，白纸黑字，水洗不清，说经济学不可以推断中国会否改革这种事。他当时已获诺奖，老气横秋，如果我有机会找到该信，会考虑在网上刊登，给同学们过瘾一下。

 

跟弗里德曼论天下大势

 

一九九一年科斯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刚好是诺奖成立九十周年。该年十二月，所有曾获诺奖而还健在的人都被邀请到瑞典去聚会。我与该奖无缘，但被邀请到瑞典去，在一个经济学获奖者的聚会中代表科斯讲话。这瑞典之行我遇到弗里德曼夫妇，是深交，大家相聚了三天，当然是无所不谈了。

 

那是一九九一年的十二月，苏联正在解体，早一年柏林墙拆掉，而举世的封闭国家都在大事开放。我对弗里德曼说，不出十年整个地球将会有十亿以上新增的贫困人口参与国际产出竞争，那些高举社会福利、最低工资、工会林立的国家将会遇到很大的麻烦。弗老当年对经济理论的全面掌握达到不见古人之境，当然也熟知我在上文提到的国际间的“生产要素价格相等定理”。但他认为源自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定律”是放诸四海而皆准，认为福利与工会等干预举世无处无之。他从来没有小看中国，但从一九八〇年起他认为我是世界上对中国看得最乐观的人。

 

弗里德曼学富五车，更不能说不懂中国。一九八八年我从上海带他到苏州与南京考察，然后带他到北京会见一位总书记。一九九二年我带他到成都考察，见省长，然后带他到北京会见另一位总书记。也是一九九二年，我带他到上海的浦东一行，见到只有一条小街，有一层高的小房子，据说是建给邓小平先生看的。弗老不以为然，认为政府的策划历来不成气候。然而，七年之后的一九九九，弗老夫妇途径上海，我带他们再到浦东，弗老不相信自己的眼睛见到的。

 

从喜转悲的不幸

 

中国开放改革是一个不容易相信的故事。昔日克林顿总统不相信中国会威胁美国，极力推荐中国进入世贸。格林斯潘更不相信中国会威胁美国，几番表达中国的廉价产品协助美国压制通胀。只是到今天，中国在国际上抢生意的行为明显，特朗普总统显得手忙脚乱，搞起什么贸易战来。

 

我同意一位英国前首相二〇〇八年说的一句话：“在人类五千年的文化中，除了最近的两百年，中国的实力雄视天下，他们今天只是要回到他们原来的位置。”这位前首相可不知道，就是在该年开始，中国的经济出现了当时不明显但近于灾难性的发展。

 

二〇〇七年六月，中国公布将会推出一个新《劳动合同法》，我不在意，但当该年十一月收到一位朋友寄来的那份有九十八条细则的法例时，我一看就知道会是灾难。我是合同经济学的创始人，西方的行内朋友知道。凭自己的专业知识我用中文发表了十多篇文章，细说该合同法将会严重地为祸中国的经济，但皆如石沉大海。

 

今天回顾，我这个合同经济学专家的分析遭到漠视，是因为二〇〇八年美国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金融风暴，影响遍及整个地球。我们的温家宝先生采用凯恩斯的思维，大事推出数万亿搞基建，一时间把上述的劳动合同法的祸害掩盖及推迟了。客观地看，我认为当时中国推出的基建造得快，造得好。但是否合乎经济原则却很难说。这些迅速而又庞大的基建的金钱成本大家知道；金钱的收益难算一点，因为要算进难以估计的预期收益。困难是社会成本与社会收益这些老生常谈的话题。但举国的地价无疑是给这些基建带起了，算是社会收益的一部分。

 

再论穿珠仔的故事

 

让我转谈一个我曾经写过的穿珠仔的故事，真实的，以之带到公司与市场，再带到国际贸易与关税这些方面去。

 

话说一九四八年，中国解放，无数的难民逃到香港去。当时我的家在香港西湾河的山头，这些难民不少在这山头建造简陋的木屋作居所。衣食无着，他们其中不少人以穿珠仔为生计。这是由一些也是衣食无着的代理人，拿着一包一包颜色不同的很小的玻璃珠子，也提供图案设计，判出去给那些难民用针线按着图案穿成额带或腰带，极像美国的印第安人常用的饰物。酬金是以每件穿好的成品计。一家四口从早以针线穿到晚仅足以糊口。

 

很明显，上述的代理人是一个中间人，他验货收货，也算是一个经理。他出的钱可以看为购买劳力，也可以看为购买产品。劳力市场也就是产品市场，二者一也。

 

公司为何出现

 

现在让我转到车衣的例子。当年也是在同一山头，也有经理人拿着布料与图案，找懂得剪裁与车衣的人家造衬衣。有些人家专于剪裁，有些专于衣袖，有些专于衣领，有些专于把各部分缝合成为一件衬衣。各部分也以件工算价，劳力市场也就是产品市场，二者一也。

 

跟着的发展，是为了减低交易与监管费用，车衣这个行业就搬进工厂去。同量的人手与机械，在工厂合作产出会增加产量，而为了节省费用一厂之内会采用不同的合约安排。这是我后来发表的《公司的合约性质》的主题，而从产出合作这方面看，公司与公司之间是没有分界的。这篇文章我从一九六九年开始在香港的工厂考查，一九八三年才发表。戴维德说我这篇文章终于为公司何物这个吵了逾半个世纪的话题画上了句号。

 

从劳动法看国际贸易

 

二〇〇八年初中国推出的新《劳动合同法》是直接地在多方面干预着公司之内的合约选择与组织，严重地提升了公司产出的合约或交易费用，导致工厂纷纷拆细，山寨复辟，而厂家为了减低成本，纷纷安排生产线，要员工操作不停手，学不到多少工厂运作的商业知识。二〇〇八年我立刻推断不少工厂会搬到越南等地方去，现在大家知道我当年的推断是准确的。

 

今天我在这里建议中国大事推出零关税，又说那新《劳动合同法》要撤销，为什么呢？因为零关税也要求对方零关税，而在国际零关税的情况下，中国维护着这新《劳动合同法》一定会被杀下马来！道理简单：任何法例管制生产要素的价格或约束生产要素的运作，是间接地也管制着产品的市价！国际贸易开放，竞争增加，有价格管制的国家不可能胜。

 

想想吧，上世纪七十年代的香港，人口五百万，就有五六项产品其产量冠于地球。当年日本的威力更可怕。然而，只因为不怎样夸张的生产要素的价格变动，香港的工业去如黄鹤，日本的工业纷纷迁到泰国等地方去。一个小经济可以没有工业而人民还生活得好，大经济不成。中国今天是地球上人口最多的经济，不仅需要工业，而且工业一定要发展得好，才可以普遍地达到邓小平先生希望的小康社会。推出新《劳动合同法》是未富先骄，自讨苦吃。

 

零关税会带来转机

 

我们希望印度、越南等地方的经济能大事搞起来，因为这些国家愈是富有，中国跟他们贸易会赚得愈多。但中国自己左管右管是让赛，我认为中国让不起。目前东莞工业的低层市价工资是印度的三倍，越南的四倍。我认为这些已经超越中国可让的极限，虽然目前河南、江西等地区的最低市价工资还是越南、印度的水平。全面地推出国际零关税肯定可以协助河南等地区的发展，但国际贸易这回事，不是中国说要怎样就怎样的。

 

国际上的政治问题我不懂。从经济利益那方面看我是懂的。关于国际贸易，有几点大家要注意。其一是自由的国际贸易带来的经济利益极大。两件实事可教。一、二战后，没有什么重要资源的香港，只靠一个港口与几百万难民，进出口没有任何管制，不到三十年就获得东方之珠的称呼。不要忘记当时的神州大地是一穷二白，需要香港的亲友救济。二、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举世经济大萧条，八十年代有道之士得到的主要解释，是源于西方多国一起增加关税。

 

今天，中国开放改革四十年，说经济的发展出现了惊天地、泣鬼神的奇迹不会有多少人不同意。然而，客观地跟进中国经济的朋友知道，中国的经济遇到困难是有好些年了。接受我建议的以合约退出的方法解除劳动合同法会立刻有转机，而更大的转机是中国在国际上跟其他国家一起采用零关税。以进口关税保护新兴产业是陈腔滥调，英国与香港的经验皆不支持，何况中国开放改革四十年，哪种产品还要保护呢？你要为保护而抽某国的某种产品的进口税，某国就会以牙还牙。

 

人民币要怎样推出国际

 

最后要说的，是把人民币推出国际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外人接受人民币多少中国就赚了多少，打回头就赚了利息。当然不容易，因为跟美元在地球上抢生意美国不会接受。最近读到北京正在研究推出“人民币三点零”政策，其细节我没有跟进，直觉认为不俗。显然是牵涉到经济学的币量理论中的一个困难话题，不是浅学问。一九八八年我就对弗里德曼说，数码科技的发展将会导致货币量难以量度。十年前在北京我再对蒙代尔这样说。我的直觉说，这“三点零”政策会协助我在这里建议的零关税政策。

 

我也曾经多番建议，把人民币推出国际要先下一个以一篮子物品的物价指数为锚，从而增加人民币的国际接受性与币值稳定性。下了这个锚，人民币推出国际，汇率与利率皆要自由浮动。以货币政策调控经济需要放弃。这里的一个要点，是要把人民币推出国际，零关税可以帮一个大忙，但也需要撤销所有外汇管制。

 

可以这样看吧。在零关税的新局限下，无数的民营进出口商人会在中国的市场涌现，竞争与合作各适其适。他们购买进口与销售出口，选用什么货币议价与成交，政府不要管。这是香港历来的非常成功的经历。只要人民币的币值稳定，有良好的国际接受性，被用作议价与成交的机会高。香港是用任何货币议价及成交皆可，只是港元的国际接受性，因为经济太小，不普及。

 

我认为只要人民币的接受性高，通过零关税的处理会大幅地增加人民币在国际上的储备。议价是一回事，成交用什么货币是更重要的一回事。推出零关税，北京千万不要强迫或约束进出口商人选用人民币成交。在市场自由选择货币的局限下，北京要让人民币在国际竞争下逐步取代美元。是的，我认为强迫或约束使用人民币的力度愈大，人民币要推出国际就愈困难。

 

推出零关税会遇到的沙石

 

撤销关税，提出互相零关税的要求，我的选择是英国先行：他们历来近于零关税，因而近于无需跟他们洽商。跟着是欧洲的比较富裕的国家——这些国家属一个共同体，洽商容易。再跟着是美国。跟美国洽商互相零关税应该不困难，只是特朗普总统说明不要他在任期间见到中国的经济超越美国。其实中国的总经济已经超越美国。如果欧洲同意跟中国互相零关税，美国不接受跟中国互相零关税就会被孤立。美国之后，不要等多久，互相零关税就要推到其他国家去。另一方面，防人之心不可无，我认为人民币推出国际，不要用任何国家的货币为锚。关于人民币需要下锚这回事，我解释过多次，不再说。

 

这里要再说的——要大说特说的——是人民币大事推出国际一定会受到某些西方先进之邦的干扰，甚至可能联手地干扰。在国际上争取货币这个最重要的市场，跟任何竞争者众的市场一样，被杀下马来君莫笑。年幼时母亲常对我说：“雷打怕你识功夫？”人民币下了一个稳定的锚才推出国际，加上所有进出口皆零关税，再凭市场的庞大冠于地球的优势，的确是有点真功夫了。日本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尝试把日圆推出国际的不幸经历，可教。

 

财政问题与转业运情

 

最后让我们看看中国全面推出零关税的财政问题。二〇一八年，中国的总关税收入是二千八百四十八亿人民币，占财政总收入的百分之一点五五。同年，海关的总支出是二百八十八亿。假设全面撤销关税，半数裁员，海关的总支出可以容易地减半，节省约一百四十多亿，不多。然而，二千八百多亿的关税收入下降会大幅地低于内地经济飙升带来的税收增加！

 

问题是裁员约半数的海关员工要怎样安置呢？不用北京操心，他们不仅不会失业，其中大部分的收入将会增加，也有不少变为富有人家。我曾经指出，零关税要加零手续才是零。但这是指关税增加了不少需要处理的手续。没有关税，进出口还需要的手续的知识值钱，海关员工的专业知识在自由市场会有更高的收入。这方面我知得清楚。一九五四到一九五七那三个年头，因为没有学校收容，我在香港永乐街二十号父亲遗留下来的进出口商店工作了三年，在没有关税的香港办理进出口的手续，订船期，到工商处取批文，弄提单，买保险，处理信用状。在零关税下，海关员工转到自由市场操作进出口的生意应该有大利可图！受损的是今天凭政府管制国际贸易的一小撮专于处理门路的人。

 

是的，我敢打赌，中国撤销进出口关税，今天的学生会纷纷用功学英文。找国际货源与买家的门路，商业的英文书信要怎样下笔，皆学问。要是我还年轻，设馆授徒的收入会高于一个大学教授的薪酬。又或者坐在路旁替人家写商业书信，一挥而就，收入可能更多！不是说笑，六十多年前的香港就有这个行业，只是当时没有什么电脑处理书信这回事。

 

结语

 

是上苍的帮忙吧。举世推出零关税，在人类历史中只有今天的中国才可以促成。这是因为中国市场大得离奇。从日常家庭用品衡量，中国约占地球的一半！有那么大的市场当然有话事权了。

 

我不知道习近平先生怎样想，但在人类数千年的文化历史中，我们没有见过一个皇帝或一个领导人不希望自己能扬名立万，名垂青史。另一方面，在人类历史上，我们没有见过一个领导人像习先生今天那样，有机会凭推出举世零关税那么震撼，那么对举世有贡献，又是不那么困难的项目，而能把自己的名字写进史书去，何况我提出的只不过是书生之见，习先生的一带一路的思维早就这样说。我只是要在这里给他壮一下胆，大声附和而已。

 

我不羡慕习先生的工作，但羡慕他的机会。为什么中国要推出零关税？因为人类文化历史数千年，只有今天的中国有机会促成举世零关税的发展。如果成功，不仅中国自己有大利可图，整个地球的贫苦人家的生活都会改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