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来少见媒体的任正非先生，最近连续两次见了。他说得好，我徘徊于他说的字里行间，若有所悟，对一位同学说，任正非是二十一世纪的哈代。经过解释后，这位同学同意我说的。

哈代（Godfrey Harold Hardy，1877-1947）何许人也？他是英国剑桥的数学大师，著作等身，是中国数学家华罗庚的老师。最为重要的贡献，是他发掘了印度的年轻数学天才拉马努金（Ramanujan）。拉马努金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数学天才，没有读过什么书，自修学数，1914年寄了一些数学文稿给哈代，哈代惊为天人，力排众议，把拉马努金邀请到剑桥去。这个近于神话式的故事今天拍成了一部很好的电影。

说任正非给我的印象是哈代，是源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哈代写了一本很小的算是自传类的书，题为《一个数学家的自白》（A Mathematician’s Apology）。在该书的开头哈代说了一段话很有名，常被引用。虽然他的英文是好的，但因为哲理湛深，不易懂，我在这里先附录他的英语原文，然后再翻为中文给读者吧：

It is a melancholy experience for a professional mathematician to find himself writing about mathematics. The function of a mathematician is to do something, to prove new theorems, to add to mathematics, and not to talk about what he or other mathematicians have done. Statesmen despise publicists, painters despise art-critics, and physiologists, physicists, or mathematicians have usually similar feelings; there is no scorn more profound, or on the whole more justifiable, than that of the men who make for the men who explain. Exposition, criticism, appreciation, is work for second-rate minds.

翻译过来的大意是：

“一个职业数学家写关于数学的事是悲哀的。数学家的本分是做点什么，创出一些新的公理，替数学增加一点，而不是谈论自己或其它数学家做了些什么。政治人物鄙视评论政治的人，画家鄙视艺术评论者，生理学家、物理学家，或数学家通常都有类似的感受。没有任何嘲笑，能比创作者对解释者的嘲笑来得深奥，或在整体上更为合理。阐释、批评、欣赏，都是只有二等脑子的人的工作。”

哈代是说作为数学家，他只是要在数学上作出一点贡献，批评或赞赏的人很有点无聊，属只有二等脑子的人的工作。为什么我想到任正非那边去呢？因为在媒体的访问中，他说得清楚：“华为不是上市公司，我们不需要漂亮的财报。如果他们不想让华为进入某些市场，我们可以缩小规模。只要我们能生存下去，养活我们的员工，我们就有未来。”

大家知道，作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企业家，任先生曾经被人拍摄到排队轮候的士、坐地铁，对物质的享受没有多少兴趣。不同的是，哈代从事数学研究只需要一支笔及一些纸张，但任先生从事华为那种行业的研发需要赚不少钱才有可为。华为去年的研发开支高逾人民币一千亿，拥有八万七千多个授权专利。行业不同，资金的需要有别。但赚钱永远是那么困难，何况华为参与的行业不像房地产那样可以凭有利的时间与地点而赚得需要的资金。无可置疑，今天的华为是一个现象。

我自己从事的经济学研究需要的资金微不足道，但要比哈代只需要一支笔一些纸的金钱成本多一点。在美国时我几番获得那里的国家研究基金的资助，但今天回顾其实用不着那么多。从1982年回到香港任教职到今天，我把稿酬与出书获得的版税全部给予协助我找寻资料及整理文稿的朋友，足够。华为需要的研究资金是天文数字。然而，归根究底，哈代为的只是要做出一些什么，我为的只是要做出一些什么，任正非为的也只是要做出一些什么。借用王羲之的话，其致一也。

是不容易明白的行为。我要等到自己退休的2000年才开始动笔写我在1970年就决定要写的《经济解释》，因为我要累积关于真实世界的现象。我历来认为最愚蠢的经济学者，是那些试行解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我等到2000年六十五岁才动笔，是最后的时间了。当时我可没有想到，一次又一次的修改，我要花上十九年。快要在中信出版的《经济解释》的新版，分五卷，应该是最后的了。记得有人说过，一件艺术作品是永远没有被完成的，只是被遗弃了。快将出版的五卷《经济解释》算是被遗弃了吧。我恐怕再改下去会改差了。一些朋友把自己的大作一版一版地改下去，最后是改差了的。

我自己日暮黄昏，但任正非只七十四岁，来日方长。我希望任先生不要管他人怎样说，因为哈代说得清楚，“没有任何嘲笑，能比创作者对解释者的嘲笑来得深奥，或在整体上更为合理。阐释、批评、欣赏，都是只有二等脑子的人的工作。”

说起来，任先生可能比我晚一辈。我是这样算的。哈代的后一辈是他的学生华罗庚，后者与陈省身同辈。陈省身的后一辈是丘成桐。后者今天七十，与任先生应该是同辈。经济学家中与哈代同辈的我想到弗里德曼的老师奈特（Frank Knight，1885-1972）与科斯的老师普兰特（Arnold Plant，1898-1978）。虽然弗里德曼与科斯比我年长二十多岁，我和他们应该是同辈。这是因为虽然我二十四岁才进入大学读本科一年级，但三十二岁写好《佃农理论》后，弗里德曼、科斯、斯蒂格勒、阿罗、约翰逊、诺斯等人喜欢跟我平起平坐地研讨。我曾经说过，我是有机会跟二十世纪多位经济大师交往的最后一个人。经济学者长寿，无端端地把我的辈分抬高了！

话得说回来，尽管我认识的世界级学者一律智商高，用功，分析力强，但算进事业的难度论高下，我们没有一个比得上任正非先生。